由于采取高杠杆、对赌的交易方式，以及误导性的宣传，这类现货交易平台和会员交易商模式广受诟病，也遭到了颇为密集的监管。从2011年国务院38号文(《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开始，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几乎每年都会开展对现货交易平台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顿。
有专家指出，现货平台涌现反映了期货产品需求旺盛，但制度供给不足。对于现货平台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因噎废食一刀切，而要提供法制保障，划清现货平台的权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实现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2015年11月公安部印发32号文敦促及时办案立案后，对谭小宝先协商后报案的维权模式更加有利。谭小宝介绍，群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投资者拿回了损失，未来两年里，她希望把这个比例提高到80%。不过一些不满意赔偿比例的群友也会和谭小宝产生分歧，甚至指责她和交易平台过于亲近，有利益交换。谭小宝也认识到，索赔要低调，因为索赔投资者越多，意味着赔偿比例越低。
然而，以每家交易平台都有几万到几十万的投资者规模看，实际获得赔偿的人数可谓寥寥。
记者查阅他的交易记录，发现有近一半损失都与操作决策无关，其中包括交易手续费、做市点差、隔夜费、库存费、当日无负债结算导致的平仓等等。在所谓的“老师”的指导下，他的下单亏多盈少。
卓创资讯原油分析师高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货投资面临诸多风险，包括专业能力风险，市场波动风险和平台自身信用风险。这种类期货几乎全天交易，价格波动剧烈，耗费精力巨大，只有具有期货知识、技术分析功底的人才合适投资。而作为投资平台，虽然名义上是挂靠国外市场价格，但是真实价位是如何计算的并不透明。他认为，目前我国对现货平台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或监管政策，整个行业处在一个灰色地带。
维权者的烦恼
46岁的律师潘卫平2年前在考察区域金融创新时，逐渐对地方交易平台有所了解。在感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同时，他也对商品现货的金融化感到担忧，“交易所没有严格的门槛，没有统一的监管部门，一些没有完善交易规则和技术手段，忽视了对广大投资人的风险管控。”
作为资深律师，潘卫平曾经办理过大量的经济案件，此前并没有料到自己将来会来到国内现货投资者法律维权的前沿浪尖。2015年11月，他的律师团队代理14名现货投资人，以非法期货交易向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内现货交易起步较早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下称“津贵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期货纠纷案由应当归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我们国家是二审终审制度，如果在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的话，二审就在高级人民法院了，如果高院判决我们败诉，我们还可以申请到最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就能突破地方保护主义了。”潘卫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述。
潘卫平认为，平台所采取的集中交易、标准化合约、做市商、T+0交易、保证金杠杆交易，甚至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符合国务院38号文和2012年37号文《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对违法证券期货活动的定义。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潘卫平期待此案能成为国内首个直接在中院立案的现货投资纠纷诉讼案。
然而，今年3月24日，天津高院认为津贵所提供的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期货交易，不属于期货交易所，因此不属于期货纠纷，最终裁定由初级法院审理。这个裁定令潘卫平和他的搭档、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易民胜颇感失望。
易民胜是我国最早的期货业律师之一，1992年12月，我国第一家期货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时，他曾担任该公司法律顾问。对于投资者维权，他这样表述，“维权形式多种多样，本来最合理的应该是法律维权，但恰恰是法律维权最举步维艰。”
由于案情没有进展，这批投资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事IT业的小邓(化名)一度流露出轻生的念头，而另一位湖北籍投资者小慧服毒后经抢救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他们都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包括他们在内已有数位投资者在与交易平台单独协调后撤诉。
潘卫平告诉本报记者，投资者法律维权时要当心合同陷阱，许多交易平台会员机构和投资者签署合同时一般都暗藏仲裁条款，有意规避了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而仲裁机构通常是由交易平台指定的，投资者难逃被“绝杀”的命运，而且一经仲裁，也就失去了上诉的机会。潘卫平表示，为了绕开仲裁，投资者可以直接起诉交易所，关键在于能否认定为非法期货。
野火烧不尽
2011年，证监会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负责统协违法证券期货交易的清理工作，同时督导建立对各类交易场所和产品的管理制度。由此，省级政府成为现货平台把关者，负责准入审批和事中事后的日常监管者，同时全国性的整顿风暴几乎每年都要刮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软件提供商首次成为监管整治的对象。“整治工作安排”明确指出，要求约谈某几家软件开发公司，要求这些公司清理自查交易软件产品。
多位业内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一些留有后门的现货交易软件，允许后台随便改变交易价格点位，任意输入开仓金额，修改权限越大，软件产品价格越高昂，最高可达数百万元。
今年以来，在新一轮监管和媒体曝光之下，许多现货交易平台纷纷下架原油类产品，包括北京石油交易所、青岛齐鲁商品交易中心、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一批省级政府批准的平台也相继暂停了交易。不过，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他们的会员单位早已转战到其他平台，推出新的投资品种，摇身一变继续招徕客户。
一位自称是新华大宗06号会员单位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成为杭州地区另一家通过部级联席会议和省政府批准的交易平台的会员，“原油已经不能做了，我们现在主推现货铜。新华大宗暂停了，也没关系，跟我们会员不搭界，所有的‘老师’都是原班人马，做法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也可以不告诉你，就说还是在新华做，因为行情都是一样的。”
目前，全国有500多家注册名包含“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平台公司，其中206家成立不足一年。监管运动之后往往伴随着报复式的增长，而形形色色的地下现货交易平台和境外平台不断涌现，在网络、电视台、广播等宣传“钱赚钱的秘诀”。
今年2月，证监会在官网发布了《“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系列丛书——打非清整问答》(下称《问答》。《问答》指出，“经过省级人民政府的集中清理整顿且验收通过，只能说明基于当时的情况来看，该交易所依然是合法合规。”投资者判断交易场所是否可靠，不取决于审批机关，而要看交易规则是否合规、监管是否完备。
一位华东钢铁类的现货交易平台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近年大量涌现的平台主要是采取做市交易，单一投资者就可以进行频繁交易，短期内就能实现可观的手续费收益。而基于企业套期保值的投资者之间撮合式交易，都需要经过长期积累才能形成有流动性的市场。他透露，一般做市类平台仅每年缴纳的税金就能超过撮合式平台的全年利润。
业内人士介绍称，这里所说的做市交易，是指分散式柜台交易，又叫对赌。做市交易中，催促投资者开户的会员单位和代理商很可能就是投资者的交易对手。
《问答》指出，参与此类交易所风险极大，会员与投资者之间有严重的利益冲突，并且这类交易所的规则限制投资者提取实物，鼓励频繁交易，造成价格剧烈波动，让投资者不仅承担价差损失，还要负担高昂的手续费。
尽管如此，还没有一家交易平台被认定为涉及非法期货交易，并因此受到惩处。
根据《问答》和证监会2013年111号文的要求，各证监局要积极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查处工作，根据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需要，依法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这也就是说，投资者不能直接向证监局申请认定非法期货交易，证监局只接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定申请，而证监会出具的意见也仅供有权机关作为参考，不能代替其作出认定结论。
行业规范亟待制度供给
易民胜和潘卫平还在等待司法部门裁定现货平台交易的到底是远期现货还是期货，他们认为，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这些是事实上的期货或类期货，如果司法部门认定现货平台从事非法期货，将能够按照《期货管理条例规定》进行判决。
不过，对于现货从业者来说，现货还是期货的界限在于创新与过度创新的区别。前述华东钢铁类现货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以标准化合约、保证金交易这些特征来分辨是现货还是期货并不妥当，关键在于是否交割。
他表示，他所在的平台成立较早，虽然交易方式不符合国务院38文的要求，但是平台90%的客户都是贸易商和生产制造企业，每个月有固定交割日，客户还可以提前申请交割，有利于企业进行套期保值。交割机制的存在也使得线上价格不会偏离线下价格太多。
2007/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一改只涨不跌的单边走势，出现剧烈波动，国内贸易商和生产企业套期保值，对冲库存风险的需求迅速增大，但是由于国内的期货品种有限，他们只能求助场外市场力量，这同时也催生出各种场外交易平台和电子平台。
不过，这种远期现货创新很快就走了样。这位负责人认为，近年涌现的新平台一般都以国外市场价格做行情，价格不能反映平台投资者的真实需求，与现货行情不搭边，是纯粹的对赌游戏，没有交割的概念。
实际上，这类平台的交易软件上通常都没有交割功能，交易规则也会对投资者交割申请进行重重限制。许多投资者误以为投资金银、原油即使资金账面亏损，也能拿到实物，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幌子。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认为，现货平台的涌现也反映了投资者多种多样的需求。“金融产品创新既要防范风险，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搞一刀切，尤其是在各种交易场所内的规范的标准化产品，应该进一步完善和推进。”
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划定现货平台的权责，政策和政策执行都存在不确定性，各种现货平台虽然在默许中生存，但是不安全感强烈，面临随时关停的风险。
2014年9月，山东省金融办发布《关于开展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意见》，鼓励探索非标准化远期合约，以实物交割为目的，培育发展机构投资者。该文件被视作让大宗商品交易所阳光化的一次制度层面的尝试。
许多现货平台也开始反思，包括广东贵金属交易所、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等部分现货平台已经自发在投资者教育、会员监管和市场公开信息等方面进行完善，并且尝试建立面对金属加工贸易企业和金属消费者的实物市场与交易对接，向真正的现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