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对美股收益的收益率和波动率一直以来存在较大影响，不管是基于避险的需求，或者基于政策预期，往往会在短期的市场情绪和中期的板块催化形成独特行情。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大选年的股市波动受大选影响较大，但股市在选后的表现依然要基于前一任总统在任期间的经济基本面和下一任总统的政策执行力。
从历史数据看，执政党能否连任也影响着选举年的股市特征。如果执政党最终能够获胜，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在选前更高，波动率较低，选后收益率涨跌各异，波动率上升，这代表着民众对当前经济环境整体满意，市场对后续政策预期较为稳定，能尽快回归基本面交易。但如果执政党最终无法连任，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在选前更低，波动率更高，选后收益率涨跌各异，波动率逐步下降，这可能代表着民众对前任政府治下经济环境的不满
另一方面，从大选逻辑出发，选前三个月市场若预期在野党会重新入主白宫，美股往往趋于下跌。由于特朗普后续能否当选和当选后可能的政策推行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市场短期下跌行情短期内可能还会出现。
总统选举年的股市收益率和波动率在选举前后如何变化？
我们统计了二战后24任总统大选年与非选举年的96年市场数据，通过比较当年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可以发现总统选举年所在的24年中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和中位回报率略低，但落后幅度并不大，且要视具体年份和选举情况而定。
大选后的美国政治格局则显著影响着股市的收益率情况。根据1948年以来的标普500指数数据，民主党和共和党一党控制总统和参众两院反而会引起市场混乱和收益率下滑，可能的解释是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往往是民众对上一任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导致的，折射出当时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最终反映在股市基本面上。收益率较高的情形包括“民主党总统+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或“民主党总统+民主共和分治两院”，两党互有胜负的格局避免了权力的集中和对于部分行业的偏向性支持，收益率显著较低的情形是“共和党总统+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
如果聚焦于1990年后的美国总统选举，可以发现除了布什任内股市下行压力较大，标普500指数在其他总统任内均实现高速增长。从总统当选后三个月的标普500指数涨跌幅看，除了布什总统录得负增长（主要由于计票问题导致的选举结果争议），其余总统都实现了三个月股市开门红；而从四年任期内的指数涨跌幅观察，除了布什两任内均为负增长外，其他美国总统任内股市均录得较高增速，民主党任内涨幅极值更高。得益于08年金融危机后股市的低基数，标普500指数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实现了85%的增长。
从历史经验看，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均在选前更高，选后更低。在总统选举前夕，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非选举年，越临近选举日收益率收缩越快，到选举日之后的1个月、6个月和12个月期间的股市收益率则明显低于没有总统选举的年份，暗示着预期兑现后的整体回撤。而标普500指数的平均波动率在选举年前后反而低于非选举年的同期，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出于避险需求而避免激进的买涨或买跌行为。从选举年当年看，市场的整体波动率在选前不断攀升，在选后逐步回落。
经济基本面是影响总统大选结果和股市的最重要因素，美国二战后仅有一次出现执政党在经济衰退边缘艰难连任（1948年），其余均出现轮替。根据NBER统计，大萧条后当选的美国总统在第一年遇到经济下行的比例为54%，第二年遇到经济下行的比例为29%，就算不论经济衰退和新总统当选的因果关系，这对股市的冲击也是较为明显的，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对经济可能面临的下行和总统施政遇阻存在预期。
从历史数据看，执政党能否连任也影响着选举年的股市特征。如果执政党最终能够获胜，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在选前更高，波动率较低，选后收益率涨跌各异，波动率上升，这代表着民众对当前经济环境整体满意，市场对后续政策预期较为稳定，能尽快回归基本面交易。但如果执政党最终无法连任，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在选前更低，波动率更高，选后收益率涨跌各异，波动率逐步下降，这可能代表着民众对前任政府治下经济环境的不满，而新上任总统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推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甚至可能改弦易辙，市场因而出现收益率下降、波动率上升的特征。
历史数据最多仅能供规律性参考，特朗普参与的三次大选时空背景都不太相同。2016年大选前，美股表现较为平庸，在特朗普当选前市场对结果的不确定性较为警惕，波动率处于高位，但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收益率逐步上行，波动率也在当选后的一年内趋于下降。2020年大选前正逢疫情快速蔓延，这对股市的冲击也较大，从收益率角度看，选前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在拜登当选后3个月开始出现抬升，而波动率在拜登选前选后均较高，直到当选一年后才逐步回落，可能跟疫情冲击的关联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