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数据收集我们发现，尽管社交媒体的渗透率与日俱增，但仍有大量上市公司CEO没有个人推特账号，或在过去6个月的研究范围内没有发推文（例如甲骨文Oracle、英伟达Nvidia等上市公司CEO）。同时，相比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我们发现新兴互联网科技类公司的CEO通常在网络平台上相对更活跃。因此，我们一共选取了以下18名科技或服务类上市公司CEO的个人推特账号，并统计了过去6个月的发推总数量。
(表格1：18名美股上市公司CEO的推特数量统计)
另外，考虑到马斯克本人于2022年10月内收购了推特，为排除其他外界因素（例如：主观推动推特平台的活跃度而频繁发表言论）带来的偏差，此次研究并未将马斯克于过去6个月内发布的869条推文和特斯拉纳入可用数据范围，已将其视为异常值。
2.2国内数据
对于国内上市公司CEO，我们同样根据市值体量，选取了排名前50的港股上市公司，并收集了每家公司CEO在新浪微博平台上过去6个月的发微博总数量。具体标准和前提条件如下：
通过数据收集我们发现，国内同样也有大量上市公司CEO目前无个人微博账号（含已删号情况），或在过去6个月内未发布微博（含已清空微博情况）。结合近几年宏观经济和监管背景，不难联想到国内上市公司高管在网络平台上的发声意愿已经大幅减弱。通过对50家港股上市公司CEO的微博账号检索，我们最终仅获取了以下6名上市公司CEO的个人微博账号，并统计了过去6个月发微博总数量。
(表格2：6名港股上市公司CEO的微博数量统计)
3.建立模型与分析
3.1国外市场情形
根据上述收集的18家美股上市公司列表，我们统计了每家上市公司对应这6个月内的股价变化和超额收益，如下表所示。
(表格3：18家美股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动统计)
根据APT模型，假设单个股价变化只存在单个系统性影响因素与市场收益有关，即
针对这18家上市公司，我们对每家公司以过去6个月内的股价超额收益部分与过去6个月内的该公司CEO发推文数量进行拟合，得到如下回归统计结果，即
(表格4：美股公司股价收益与发推文数量的回归结果)
经过t检验，过去6个月内的美股超额收益由CEO发推数量作为因子来解释的p值为小于0.0001，即在95%的置信区间下，CEO在公开网络社交平台上越活跃（发表言论的数量越多），其公司股价于短期内越有可能存在超额收益，且拟合度超过70%。
3.2国内市场情形
根据上述收集的6家港股上市公司列表，我们统计了每家上市公司对应这6个月内的股价变化和超额收益，如下表所示。
(表格5：6家港股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动统计)
针对这6家港股上市公司，我们对每家公司以过去6个月内的股价超额收益部分与过去6个月内的该公司CEO发推文数量进行拟合，得到如下回归统计结果：
(表格6：港股公司股价收益与发微博数量的回归结果)
经过t检验，过去6个月内的港股超额收益由CEO发推数量作为因子来解释的p值为0.1724，即在95%的置信区间下，无法拒绝公司股价短期内不存在超额收益的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些年国内网络社媒平台的整治和管控力度加大，言论不当的用户被禁言、限流、以及封号等现象频发。由此可见，为避免“翻车”和潜在的舆情风险（如同下图所示），国内上市公司CEO在微博上的发声量和发文次数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或多或少也印证了微博数据所反映出的股价收益回归结果并无显著趋势。因此对投资人来说，这些更多是判断市场的干扰因素。
4.初步结论及研究意义
三、非理性的“熟悉效应”（MereExposureEffect）和
“羊群效应”（HerdingBehavior）
心理学上的“熟悉效应”指的是人们会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这个现象在现实中的体现非常广泛，例如因为喜欢某位足球明星，导致对这位明星所在球队的其他球员也更加熟悉，从而对其他球员也产生了好感。又例如在各类商业活动中的赞助商，往往只是出现了品牌商标，没有任何功能性卖点展示，但因为多次曝光让消费者更加熟悉，导致消费者对这个品牌产生了好感。曾有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来证明“熟悉效应”：向参与实验者展示不同人的照片，每张照片出现的频率不同，有的只展示一次，有的反复展示多次，随后让参与实验者在所有人物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结果显示人们总是选择多次出现的照片上的人。
四、投资策略
需要注意的是，该投资策略可能仅在美国市场有效。而在港股市场，CEO的活跃程度与股价浮动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因为政策面的影响，港股市场受政策面影响更大，而通过研究CEO社交媒体行为的自下而上的投资逻辑无法有效反映政策面变化。因此，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则成为了判断港股市场的干扰因素。最后，投资人在分析美股市场时，也应充分考虑市场整体走势对上述回归结果的影响，并综合“熟悉效应”和“羊群效应”的放大作用，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来做好投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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