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Pire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与欧美海路直接贸易的建立与发展
明代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航线起点是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马尼拉为中转口岸，终点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则扮演了中欧贸易枢纽的角色。
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LopezdeLegaspi）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遥领。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甚至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注：E.H.Blair&J.A.Robertson,ThePhilippineIslands,1493-1898,Vol.3,pp299,Clifland,1903.转引自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素负盛誉。菲律宾殖民当局欲获资本原始积累之利，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一途，甚至日用消费品也不得不就近仰仗中国供给。在菲律宾立足甫定，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优待措施。
在此前后，明军御倭战争亦进入最后阶段。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自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注：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倍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以来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廷重开中断四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此外，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根据合并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原葡萄牙各属地（包括澳门）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包括马尼拉）贸易，西班牙各属地则不拥有对等权利。两艘澳门商船于当年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澳门至马尼拉的葡船装载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其次是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610年，横行南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转向抢劫中国商船，仅1617年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在南下马尼拉途中遭到荷兰人劫掠。南下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帆樯日稀，澳门--马尼拉贸易则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注：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3。）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二、贸易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37页，中华书局，1989年。）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注：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71-600页，新亚出版社，1991年。）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注：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第50-51页，巴塞罗那1975年版；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3-15页，1988-3。）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套汇业务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1∶5.5-7，日本为1∶12-13，欧洲为1∶10.6-15.5，（注：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38页。）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一倍以上。
三、巨额海外白银内流是中国银本位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在需求方面，首先，出口市场的迅速扩大，使手工业发达的南直隶南部（今苏南、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又通过联锁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北方和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今日相对贫穷的赣南，当时是通往广东外贸口岸的商道，百业兴旺。对外贸易对明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之大，从中国商品外销与内销规模比较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苏杭丝织业与松江棉织业是明代后期商品率最高、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供的资料，当时苏杭民间机户年产丝绸约20万匹，价值白银16万两；松江棉布运销量为2000万匹，价值白银300万两，两项合计316万两。而根据中国学者张铠计算，17世纪初，不计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的中国商品以及葡萄牙商人运销果阿、欧洲的中国货物，每年仅直接出口菲律宾和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价值即达白银427-487万两。（注：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3-15页，1988-3。）
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废除。
四、对外贸易促进了明代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舶税收入就达2.9万余两。（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63、170页，中华书局，1989年。）在某些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市舶收入甚至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自正德以来，广东文武官员俸禄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废广东市舶司后，自两广巡抚以下当地各级官员屡屡上疏请求重开，所持论点即是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市舶商税。（注：《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迟迟难以确立先进的货币财政制度，与钱荒的影响不无关系。明代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消弭了困扰中国数百年之久的钱荒，从而间接推动了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
【责任编辑】郭秀文
【参考文献】1、樊亢、宋则行：《外国近现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2、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3、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中国军事史·兵略》，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6、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3年。7、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林金树、高寿仙、梁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9、曾少聪：《明清海洋移民菲律宾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p.70-77，1997-2。10、李洵校注：《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
---------------------海洋貿易的重要性與鉅額利潤海洋貿易吸引人之處在於其重要性以及帶來的鉅額利潤。當時歐洲人對東方商品的強烈需求與明朝政權強烈禁止海外私下貿易的形成很大的對比，即使進行中外貿易需要面對對國際貿易強烈保守與禁止的明朝政府，許多歐洲人還是流露出想到亞洲來通商發財的渴望，因為亞洲的產品在歐洲具有非常強烈的市場需求，獲利是可以預期的。
海洋貿易的重要性可從兩方面說起，第一，一個國家的幅員再廣闊、資源再富足，也會發生資源不足的現象；也許是受自然環境限制而產生的長期性匱乏，也許是受天災人禍影響而短期缺少，因此不得不仰賴從外國輸入資源。馬匹和白銀的輸入是兩個例子。
馬生長於草原丘陵地，中國的農耕地帶不出產馬匹，自古以來，中原地區多以帛或茶與西北邊境民族交換馬匹。明朝初年，在政府能有效控制西南、西北、和遼東等地的馬匹供應以前，軍馬供給並不穩定；琉球多產馬且價格便宜，明太祖曾經透過海運向琉球購買軍馬，琉球國王也會定時進貢馬匹。對明帝國這個大陸性國家而言，馬匹是征戰時必要的運輸與作戰工具，平時作為驛馬。當時北方民族對帝國的威脅仍然持續存在，明太祖特別重視與琉球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琉球國王對明廷的朝貢也獲得特殊禮遇與回饋[23]。
明朝初年由日本輸入的白銀對帝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中葉，國內原來流通的貨幣（大明寶鈔）因為發行太多，價值不斷下跌，市場交易爭相使用白銀，但中國境內銀產有限，供不應求。西班牙的大帆船經常自美洲運送鉅額白銀到菲律賓，華商也致力推展中菲貿易；被明廷禁止貿易往來的日本商人紛紛運送白銀至菲律賓，以大量交換生絲、絲織品等華貨。葡萄牙、荷蘭這些不產銀的歐洲國家藉由貿易出超自西班牙賺取大量白銀，因為歐、亞兩洲銀價相差懸殊，透過對華貿易，這些白銀流入中國國內，中國輸出品則以茶、絲貨、瓷器等為主。隨著鉅額貿易出超，白銀大量流入國內，對中國往後的貨幣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海洋貿易能載運大量貨物，且節省運輸時間，因此能大量降低成本，增加鉅額利潤。就商業層面而言，海洋貿易刺激消費，在科技發展的層次而言，海洋貿易促使歐洲航海技術發展[24]；就國家機器而言，對東方商品的需求與海洋貿易的鉅額利潤誘使歐洲國家在航海技術進步後，紛紛擴展海洋實力，建立海外據點，以及推行武裝貿易，促使地理新發現及殖民時代的來臨。
海上貿易帶來鉅額利潤供需面的不平衡是造就海上貿易鉅額利潤的原因之一，西元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間，中國人對歐洲商品毫無興趣，但是中國的絲、瓷、茶葉、蔗糖等在歐洲、印度、西亞、日本和東南亞市場卻受到廣大歡迎，荷蘭人也把東南亞的胡椒、蘇木、豆蔻、丁香、檀香以及各種藥材運銷中國和日本；中國人用為通貨的白銀則來自日本、歐洲、以及歐洲人控制的中美洲和南美洲。
漢代東西方絲綢貿易的商路以陸路為主，也就是橫跨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這條通路要經過廣大的沙漠地區、草原和高山，而一支三十匹駱駝組成的駱駝隊只馱得動九噸的貨物，運輸效率非常低。經過長途跋涉，運抵歐洲的中國絲綢，運費昂貴且數量有限，售價高昂到與黃金同價，僅僅足以滿足皇家貴族與少數富有人士的物質慾望。到了十六、七世紀，歐洲大帆船橫渡太平洋[25]，把中國絲貨大量輸入美洲，供應增加，價格下降，也刺激輸入地大多數民眾的消費。西元1565年，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群島；1636年以前，自馬尼拉開往墨西哥港口的大帆船，每艘登記的各種絲綢約為三百箱至五百箱，在1636年開往美洲的船中，有一艘超過一千箱，有的還多至一千兩百箱。以1774年啟航的大帆船為例，內有二百五十磅的珠色以及深紅色廣州光緞與紗；有些箱子載運長統絲襪，每箱重二百三十磅。[26]
在中國生絲、絲織品大量傾銷之前，西屬美洲的絲綢市場是由西班牙絲織工業產品壟斷；西元1586年，在墨西哥市場，中國織錦的售價低於西班牙線緞的一半，品質也較為優良。西元1640年左右，在祕魯市場，中國絲織品的售價只有西班牙產品的三分之一。中國絲品大量輸入美洲，導致西班牙絲織工業衰落。運抵墨西哥的中國生絲大部分在墨西哥加工織造，再轉運祕魯銷售；西元1637年菲律賓的報告顯示，在墨西哥，加工織造中國生絲創造了一萬四千多人的就業機會。[27]
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明確的數據顯示，在嘉靖大倭亂發生的當時，中外國際貿易的利差究竟到達什麼程度。我們只能選擇性地從事件之前與之後的記載中，略窺一二。
宋高宗南渡後，經費困乏，相當依賴海上貿易的稅收。高宗於西元1137年下詔獎勵外國貿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結果市舶司歲入至少佔全國總收入二十分之一。[28]
西元1567年，明朝開放福建月港為通商口岸，受到倭亂影響，日本當時仍在禁止通商之列。當時，在中國每擔值一百兩銀的浙江湖州絲，運到菲律賓的馬尼拉港出售，起碼可售得兩倍的價格。這些絲貨經過轉運之後銷往墨西哥、祕魯、西班牙等地。西元1611至1615年馬尼拉海關對中國貨（以絲為主）的課稅，在入口稅總額中高達91.5%，1641至1642年高達92.06%[29]。
西元1593年，受日本侵略朝鮮的影響，，明朝再次頒佈海禁，隔年（1594）恢復開放月港通商。這一年華商參與海貿的數量大增，使明朝官方稅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葡萄牙人致力經營澳門、印度、葡萄牙間的航線，西元1600年左右，葡萄牙人在這條航線上的華貨出口貿易，有些商品的利潤將近一倍，有些高至兩倍。葡萄牙人也從澳門運送中國絲貨至長崎銷售，獲利約為百分之七、八十，有時超過百分之一百。
整體而言，西元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歐洲市場相當依賴亞洲生產（包括東南亞採集的香料、胡椒等），但因為社會作息與西歐迥異等因素，亞洲市場並不依賴歐洲。上述海上貿易的鉅額利潤尚未包括外國貨物在中國國內的利差，以及中國國內經濟成長對擴大貿易的要求。根據這些記錄，我們可以略微想像，在明朝開放月港為合法通商口岸之前，國際貿易的利潤、數量與金額或許少於這些記錄，但是對於冒險從事違法國際貿易相關活動的沿海人民，所獲得的利潤與報酬足以滿足養家活口的需要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下期待續)
注釋
[23]曹永和：1989，p284-312。
[24]此時歐洲人已經知道運用傳自中國的羅盤、希臘人發明的占星儀，並擁有阿拉伯人所繪的精確航海圖和地圖，造船技術也有重大的改進。
孟非士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書中指出，鄭和下西洋時由隨行人員所描繪的海圖促成了歐洲航海家發現新世界。孟飛士著，包家慶譯：2004。
[25]西元1565年至1815年間，西班牙政府每年派遣一艘至四艘載重由三百噸至一千噸，有時重至二千噸的大帆船，來往於墨西哥與菲律賓。全漢昇：1993，p1。
[26]全漢昇：1988，p75。
[27]同註25，p4-5。
[28]邱炫煜：1993，p117。
[29]同註26，p75。
----------------------------明代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编者按：此文未在公开的报刊中发表过，现由作者提供，在本坛首发，特此志谢！
一、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初实行海禁，只允许进行由政府统制的以“朝贡贸易”为形式的对外商业交往，禁止民间私自往来交易。因此，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是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内进行的。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明朝政府特许前来进贡通好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货，在指定的地点与中国做买卖的一种对外贸易形式。明初沿袭唐、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1]。第一个市舶司于朱元璋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1367年）设立于靠近南京的长江口太仓黄渡镇，至洪武三年（1370年）停罢，改设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及广东广州三处传统的通商口岸，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后来的西洋诸国。其后，因沿海不靖，一度关闭对外口岸并实行海禁，至永乐初复置浙、闽、粤三市舶司。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贸易及抽分征税。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来华渐多，在各市舶司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2]。贡使团到达京师后，除朝见皇帝、与明朝廷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还被允许在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一定规模的互市。这也是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
上述这种朝贡贸易，是明前期唯一准许进行的合法对外贸易，所以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3]。
在明初优惠政策的招徕下，朝贡贸易一度十分兴盛。洪武时期，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将朝贡贸易当作外交活动来看待和管理，明初政府从这种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贡使前来，口岸及进京沿途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为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明朝廷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后来，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300，舟毋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贡，毋过100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3年一贡，等等。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说明明初那种大力招徕外国来朝的政治热情已经消退。
明中期日益严重起来的东南沿海倭患促使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向着内向和保守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嘉靖年间的全面海禁。倭寇之患从元末明初就开始了，洪武初先开市舶接着又实行海禁，即因倭寇不断骚扰沿海而起。成祖即位后重置市舶司，允许日本入贡，惟限定10年一次，且船不得过2艘，人数不得过200（后改为船不过3艘，人不过300）。通商虽然恢复，倭寇骚扰仍未止息，不过当时明王朝军备整饬，海防严密，又值日本北朝足利氏称霸，愿与明王朝维持较为正常的贸易关系，故明初倭寇尚未成为大的祸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割据一方的大小封建诸侯争来中国通商，同时还有许多失意浪人纠集海上，这些人多私带武器，既贸易，又充当烧杀劫掠的海盗，沿海倭患从此严重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因宁波发生日本两拨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争贡”事件[6]，明王朝内部爆发了关于是否废撤市舶司及禁止与日本通商的争论，最后明世宗采纳夏言一派官僚“倭患起于市舶”的意见，停罢市舶司并实行海禁，关闭了海外贸易的大门。
嘉靖时期的海禁并未能有效防止倭患，徒使正常的海外贸易受阻。关闭口岸以后，正常的贸易往来没有了渠道，东南的富商势豪便乘机大搞走私获取厚利，甚至勾结日本浪人、海盗劫掠沿海，骚扰内地。明政府禁海而不修武备，对倭寇袭扰毫无办法。尤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主张打击倭寇的朱纨被诬陷自杀后[7]，十数年间，“中外摇手，不敢复言海禁事”，致东南一带海防废弛，任真、假倭寇横行，烧杀蹂躏，沿海的工商业受害非浅。
海禁不但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及社会问题，也使明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军政及杂项开支的很大部分要依靠外贸收入维持的沿海数省的财政大受影响。因此，明朝廷内部关于重开市舶互市的呼声一直不断（主张者多为与海外贸易有利益关系的闽、浙籍官僚），市舶的罢与复、开与闭的争论时起。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初部分开放了海禁，本国商船准赴除日本以外的东西洋国家贩货，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8]。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但这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远，市舶制度已经演变成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通过抽分恣意勒索、掠夺的手段，纲纪荡然，漫无法度，中外商人和正常贸易都深受其害。
不过，重开海禁毕竟使海外贸易有了合法开展的空间。尤其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自从明后期海禁开放以后，早就蓄积的能量得到释放，一时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当时对外商业交往中十分突出的景观。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即使在明初统治者森严的禁令下也始终存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工商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海外市场更加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需求。然而由于当时倭患严重，统治者实行了闭关禁海的政策，这种需求不可能以正当形式得到满足，于是演化为大规模的走私贩海活动。嘉靖时期，浙、闽、广沿海一些府县人民及徽州商帮不顾政府禁令，造船出海，走洋成风，“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9]。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遍及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许多人长期侨居国外，形成中国人的聚落。嘉靖初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不下数千，居成里邑，街名大唐”[10]。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11]。在今马来半岛有的地方华人流寓者“踵相接”[12]。更南边的爪哇也有华人客居成聚，称为“新村，约千余家”[13]。
隆庆初开放海禁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当时，仅福建漳州府的月港（嘉靖时著名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一地，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无虑数十万”[14]。为了对日益扩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管理，明政府在开海后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建督饷馆专门管理海商并收取税饷。明政府规定，凡出海者都要向政府领取船引（出海执照，每船一引）并缴纳引税。船引有定额，初为88张，以后逐渐增至100张、210张。引税数额，初定赴东西洋之船每引税银3两，赴台湾鸡笼、淡水者每引1两，后来前者增至6两，后者增至3两。商船出洋，船主必须严格按照船引开列的贸易目的地前往，所载货物不得违禁及超过规定的数量，要在规定的日期内返回，凭引进港，违者法办。引税之外，又征水饷、陆饷和加增饷3种税。水饷征于进口商船，按船只大小抽收。陆饷为货物进口税，视货物不同，从量或从价计征。加增饷专征之于从吕宋回来的商船。当时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所载货物大多由西班牙人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各地（即所谓“大帆船贸易”），以墨西哥银元作为支付手段，是以由吕宋返回的商船无货税可抽，乃改抽加增饷银，每船150两（后减为120两）。[15]
注释
二、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后果
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丝毫不落后于他人的世界先进大国。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但是，如本文开头所说，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就开始了。在海权张扬、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独立发展的这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本来高度发达的中国却反而日益封闭，逆历史潮流而动地实行限制、某些时期甚至禁绝海外贸易的保守主义政策，结果一再失去跟上潮流发展的机遇，最终导致了在近代的全面落伍。
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西方殖民扩张势力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气候。其时在这一地区活跃着的西方国家还只有葡萄牙一国，而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和贸易重点还是在印度洋及靠近马六甲的南洋地区。葡萄牙自明武宗正德后期遣使来华要求通商遭拒以后，三十多年里与中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在西方国家真正深入东亚及东南亚这一传统由中国主导的西太平洋贸易地带之前，如果明王朝能够洞悉海外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外向的应对政策，按照当时中国的国力及日趋强劲的民间海外贸易发展势头，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不幸的是，由于明王朝的愚蠢政策，中国只能又一次丧失发展的良机。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作者：史志宏------------------------------
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孕育生机的开始
偏见和愚信总是人们所固有的，尤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那些被认定为真理的所谓真相时，这种病症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在盲目的崇信和执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种追求将导致情绪的剧烈浮动，并造成凭空的猜测和无端的幻觉，从而引导我们滑向谬论的深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个绝对，甚至在我们本身也无法对宇宙的性质做出确切的答复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一种妄想的绝对呢？如果我们断言一种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宁愿承认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认历史的绝对存在，拒绝承认历史的绝对性，一种事物的产生不过是无数事物运动的结果。我非常悲伤地看到，人类惯于以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断言他们所膩想的事实，尽管我承认这确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这种状态不也是如此？事实是，我们存在于自我的悲哀中无法解脱，于是诳念像野草一样从石缝中钻出来，并主导世界。
如果不幸读到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认为我的言论中隐匿着一种不可救药狂傲，我得向您坦承这点，并且我深以为荣。但是，当我面对我所断定的巨大谬论时，我不得不严厉如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地强大，使得于我必须回之以更为凶猛的攻击。问题在于，有什么事实足以论证明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政府莫明拒绝巨大而可观的海外利益？并且这种解释的理由是诸如：“儒家思想重农仰商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我不想论及这种思想的起源，这脱离了本篇所要论述的范围，但我绝不相信有人会在1000%的贸易利润面前止步，就像意大利并不怜悯斯拉夫人的鲜血而用他们的自由换取穆斯林的财富一般。
大规模贸易的倾向并非始于今日，隆庆元年海禁大开前早有人冒险涉足，但明帝国与美洲的间接贸易确由西班牙人开启。自此以后，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段、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提到：“东洋吕宋，地无它产，夷人悉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它携来，即有货亦无几。”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每每过万，财富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
因为大部分属走私贸易，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绝不可能，但一个简单的推导可以说明，100~125吨白银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因为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运量达到了150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帝国商人的货币而运走，如果排除这个唯一可能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那些白银的去向。万历十年，棉价每匹0.3两白银，绢价每匹0.7两白银，按照每匹最低获利十倍的价格计算，历年自帝国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普遍的说法是，“从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他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所要的价钱只是我们所要价钱的三分之一，他们很容易与我们竞争。”很显然，这样高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一种情况：规模化生产。
有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充分参与了这场由西班牙发起的美洲掠夺运动，并且从中受益良多。据估算，作为明帝国纺织业支柱的江南地区17世纪初产棉布已达2500万~3000万匹，丝织品70~100万匹，然而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至中清时棉布可年产8000万匹，丝织品600~800万匹。不仅从业人数急剧增加，技术上也出现了新型的机种，值得注意的是，纺纱的工作效率远远落后于织布，使纺车成为技术进步的瓶颈，虽然后来出现了足踏多锭纺车，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生产技术前进的动力只有一个：市场需求。究其根本，阻碍中国发生技术革命的最大因素就是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流入的资本虽然数额巨大，但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仍然显得过于乏力，中国的市场相对于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仍然太狭小，如果中国的商品输出能够持续增长，迫使全世界持续地以白银甚至黄金作为硬通货支付给中国，那么中国将自发地兴起工业革命。
双屿虽被破，朱纨却身首异处，官员们不再敢于谈论海禁，大量的贸易活动被转移到月港和澳门继续进行。1567年，帝国政府最终宣布开放海禁，其间还间隔着嘉靖三十年的海禁放宽。根据当年朱纫自己的看法：“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明史＞记载：“舶主皆贵官大姓”。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的南方利益集团早已深受海洋贸易的影响，他们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并使帝国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北京的宫廷里拥有大量的代言人，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到帝国政府的决策，帝国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农业情结深重的保守主义者们所把持，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白银的诱惑下选择转换阵营。
这样的走私让人由衷欣慰，因为它是以商品持续而大量的输出为存在前提，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的腰包，全世界不断地向帝国支付硬通货，这一直支撑着帝国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将视野回到1550年。我们注意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两个商品生产地区，在西方是法国北部、英国和尼德兰，在东方则是中国的江南。它们都依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运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支撑其工业生产，这些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最终造就了技术革命，却没有使得它们的运输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然而，西班牙并非没有下意识地保护本国工业，但面对国内低廉的白银价格所造成的高通胀率，那些黄金和白银持有者根本无意服从王室的命令。事实是：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极限，对外输出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英国、法国北部和尼德兰的纺织业最先尝到好处，接下来这种趋势开始向世界蔓延，不久以后到扩散到中国。
大量的白银流入在导致物价上涨的同时，解决了一直困扰帝国政府的白银短缺问题，使实施银本位真正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帝国发行纸币的失败导致了对白银和铜钱的迫切需求。后两者最终成为相互竞争的货币，虽曾一度出现铜钱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那种建立在社会对铜钱普遍认可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经受不住私钱泛滥的打击的，最终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1：3000，黄金与白银的比价跌到了1：13，显示美洲白银的流入持续增加。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西班牙市场金银的比价浮动于1：12.5到1：14之间，而同时期明帝国的比价却浮动于1：5.5到1：7.5之间，如此悬殊的汇率差距在今天必然因金融资本的迅速流动而立即平衡，但限于那时的信息、交通因素，这样的平衡显得非常缓慢，并且是以帝国黄金的输出为代价，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很久，白银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金价的上涨，从而在某个临界点形成对黄金的迫切需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是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之上，在他通过帝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间早已储备好大量的白银用以支撑帝国的货币信用，被货币危机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国从此步入了新的时代。
如果我们承认帝国的权力阶层广泛参与了这场利益追逐，那我们就不应该像某些学者所指称的那样将明帝国的商业繁荣贬为“畸形繁荣”而否定帝国的商业成就；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官场并不如他们如宣称的那样公正无私，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肯定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对商业活动的热衷；如果没有这场海外贸易，帝国的南方是无法远远地将北方抛在后面的；如果没有这场海外贸易，江南的农业结构中传统粮食作物的比例将高得多；没有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大量用作硬通货的白银，张居正的改革根本无法实施，或许…他所面临的那些问题都不会出现，不是吗？
无论人们如何否认那个时代的成就，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对帝国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注：本篇中所有度量衡皆已换算为十进制】
参考书目：《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下》《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白银资本》《十六世纪中国明代财政与税收》《中国税赋史》《中国价格史》《江南的早期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