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即法币交易，OTC；
b.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即币币交易，
c.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即做市商、承兑商
d.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即引流、投资咨询业务、NFT、数字货币钱包业务
e.代币发行融资，即ICO（首次代币发行）、IMO（首先矿机发行）、IF0(首次分叉发行)、IEO（首次交易发行）
f.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即现货交易、杠杆交易、合约交易等。
从当前的司法实践和判例来看，虚拟货币的经营者被刑事立案后，追究的罪名主要包括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罪，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等，如果被定为前两个罪名，涉案赃款就可以全部罚没，而不涉及到退赃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前两个罪名出现比较多的原因。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非法经营罪的刑事处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传统上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范围包括：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如非法从事传销活动、彩票交易；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废弃物；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倒卖外汇、执照以及有伤风化的物品；等等。本罪属情节犯，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如果只有非法经营行为，情节并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是加重情节。一般来说，应当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基本情节：以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情节，同时还要结合其他情节来考虑。所谓其他情节，主要是指：多次实施非法经营行为、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影响很坏的；垄断货源、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进行非法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
非法经营罪犯罪构成的要点还包括：
（1）本罪的刑事违法性与其行政违法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非法经营者必然违反有关的工商法规、没有行政违法性就不存在刑事违法性，在我国目前行政经济法规不很健全的情况下，考察某一经膏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一定要把国家政策的精神吃透，对既不宜提倡、也不宜急于取缔的，要因势利导，使其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不要轻易作犯罪处理。
（2）本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出于故意，对于因不知其为非法而进行非法经营的，不认为构成本罪，而只能给予行为人以行政处罚。
（3）本罪在犯罪情节上要求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而认定情节是否严重，应以非法经营额和所得额为起点，并且要结合行为人是否实施了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是否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悔改等来判断。
虚拟货币经营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有关观点：
1、经营虚拟币交易平台是否涉嫌非法经营罪
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该公告除了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还要求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换言之，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均属违规。
非法经营罪，是行政犯。行政犯，以违反行政法的前置性规定为前提，这决定了在司法认定上，行政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要依赖行政法的规定，没有行政法依据的，不得认定为犯罪。具体到非法经营罪而言，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刑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通常是以网站及移动APP形式存在的，就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看，其中仍然可能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风险。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
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5）扬邗刑初字第0037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
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要求，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在此政策背景下，接下来进一步清理虚拟货币市场势在必行，虚拟币交易平台被明确纳入刑法打击范围的可能性增加。
2、虚拟币交易，哪种模式涉非法经营罪？
从现有法律法规+司法实践角度，对比特币的“特定的虚拟商品”法律定性并没有改变，民法典也是允许中国人持有比特币的。这是虚拟币在中国还能够有生存空间的前提条件。
目前，有两种涉虚拟币的业务模式是合法的。一是虚拟币钱包业务，即维护虚拟币的安全，提供阻击黑客攻击的解决方案等；二是OTC，以币交换币。由于这两种模式是合法的，因此，这两种模式提供信息中介服务或其他技术服务在法律上是容忍的。
但是，对于钱包提供增值服务，也就是“定期利息”等，是不被我国法律允许的。理由是9.4公告将虚拟币的金融属性否定了，因此凡涉及虚拟币的金融服务，一般而言都涉嫌违法，只是程度不同。
因此，凡是用稳定币进行对敲的业务（违反《外汇管理条例》），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反中国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行为。
3、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非法经营罪
也就是说，《通知》将本不属于金融活动范围的业务拟制为了金融活动。比如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这些服务活动本身与金融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所提供的对象涉及虚拟货币交易，因此也被拟定为是非法金融活动。
很多人认为，《通知》明确了虚拟货币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么非法经营罪将成为以后定罪的常用罪名。但并不认为《通知》可以成为非法经营罪“非法性”的依据，以及适用非法经营罪定罪。除了《通知》属于部门规章，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效力级别之外，更应着重考虑非法经营罪打击金融活动的范围。
从全球范围来看，虚拟货币的金融衍生品属性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虚拟货币纳入证券、期货、大宗商品的范围，再以此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3）我国根本不存在规制虚拟货币的行政管理部门，如何去认定刑事犯罪的“非法性”？
《通知》的非法金融活动，仅是方便行政管理的需要，将其拟制为“非法金融活动”,但刑事“非法性”却不能以此为依据。在最接近证券、期货特征的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都欠缺成为非法经营罪“非法性”依据的前提下，不具有金融活动特征的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更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通知》无法成为非法经营证券、期货的依据，那么其能否成为“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的依据，答案也是否定的。
有观点认为，开设不具有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可能会违反《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地方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属于未经批准设立金融产品交易所，如果达到扰乱市场秩序的程度，就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里的前提是交易所开在国内，如果是开设在境外，然后面向国内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开设主体并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即使为其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也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营销宣传、技术支持等服务本身并不属于需经批准或许可的业务活动，而且在开设主体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下，提供帮助的主体也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5）如果交易所开在国内，提供除合约交易、杠杆交易之外的服务，会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
作者简介：北京陈律师，法学硕士，北京运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历任特种部队指挥员，检察官，侦查员，纪检干部，企业高管，阅历丰富，学养深厚，擅长疑难重大案件，多种法律关系交叉复杂案件处理，重信守诺，值得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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