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因此人们崇敬地称它为“天路”。不论是在电视机前观看这条铁路神奇魅力的观众还是坐在车厢体验高原美景的乘客，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茫茫雪山之中如何造就这条神奇的铁路？这条平均时速100公里的铁轨下面有什们样的秘密？很少在媒体露面的一位幕后英雄最近在青藏铁路上接受了《面对面》记者的采访，他就是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首席科学家张鲁新。
张鲁新：1947年出生，山东人，1970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36年来坚持在青藏高原研究冻土，现任青藏铁路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记者：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当天的心情呢？你会告诉我什么？
张鲁新：反而显得有点平静，一辈子做了这件事情，看到这件事情今天终于有了成果，这一天的话，我就突然在想，我还能做什么。在参加完了庆典大会完了以后，下午我紧忙着赶紧去写一个咨询报告。
记者：什么内容？
张鲁新：就是青藏铁路通车以后，对铁路下面有什么影响，怎么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些原来没有涉及到过，只要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就感觉到心里不踏实。
记者：那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尤其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张鲁新：是的，也有可能是这样，青藏铁路的多年冻土问题，还有若干没有认识到的问题，需要我们今后在运营过程当中去解决。
记者：最坏的结果，可能出现什么？
张鲁新：最坏的结果就是说，将来在气温升高的条件下，冻土可能退化，
记者：多少年你们有把握呢？
张鲁新：预测将来50年的青藏铁路的升温是在2.2到2.6度，这个温度要平均起来，每年很小，才0.04度，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可是在我们来讲，这个温度是一个很大的幅度。
记者：这样一来可能会有怀疑的目光。
张鲁新：作为一个科学家，第一是应当能够把最深奥的科学道理用最通俗的话，让最外行的人能听懂，然后你的科研成果能让最外行的人用很朴实，朴素的想法，很直观的想法，能够相信你的科学成果是确实有用的，
记者：你不害怕被怀疑？
张鲁新：希望让每一个人都不怀疑，但是我也不怕别人怀疑。
记者：那么冻土问题在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当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张鲁新：如果冻土问题不解决，这条铁路是不能修的，
由于青藏高原存在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特点，因此给铁路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我国早在1958年9月就动工修建青藏铁路，但是在施工两年之后的1961年，工程全部停工。国外甚至有人说，只要昆仑山在，铁路修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这是青藏高原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有11、7公里的清水河大桥，是典型的冻土地段，
记者：工程难度最大的是哪一段？
张鲁新：工程难度最大是这一段比较大。
记者：是因为海拔高还是因为冻土？
张鲁新：因为冻土，主要是因为冻土，还有的就是纯粹为了藏羚羊，这些动物给它们一个通道，他就比较好从底下穿过来。这个是八米，不是专门为藏羚羊留的，专门留的通道之间是32米，或者是16米，更宽一些。
记者：多深是冻土？
张鲁新：一般的这个地方，像这个地区，根据地形地貌，局部的条件不一样，地下大概是两到四米。
记者：那你打墩多深？
张鲁新：这个墩下面是桩机，打25米，25到26米，最深的有32米，桩的直径是1米2，然后就是整个深度就是20多米。
为了解决冻土对铁路的影响，施工中打入30米的水泥桥墩来支撑桥梁，用了以桥代路的形式跨过地面的冰层，还有在路基上安装了水泥通风管，当风从管中通过时可以有效地控制地面的温度，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安插热棒。
记者：这就是热棒。
张鲁新：对，这个热棒其实，如果准确的说叫散热棒。它把地下的热量散发出来。它什么原理呢，就是说这个是无缝钢管，这个是7米的，下面5米，上面2米。它抽真空以后，灌注一点化学分析纯的那种氨水。插在多年冻土层以后，利用裸露在外面这一端和下面冻土层有一个温差，只要是外面这个温度低于下面的温度，下面氨水就要由液体变成气体要挥发要跑到上面来，它这个挥发的过程吸收了周围土体的热量，降低了温度，保护了多年冻土，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也是一个很好保护土壤的做法。
记者：这两个措施就能保证这个路基。
张鲁新：可以的，就是扩大了多年冻土的稳定。
记者：这个热棒的使用寿命是多少？
张鲁新：从目前青藏高原这个条件和里面我们制作工艺来计算的话，一般的寿命是30年。如果30年过了以后可以锯掉，再插一根比它细的。
眼前看似简单的设施就基本解决了冻土问题，这些技术已经走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解决冻土问题，我国几代科学家为此付出了40多年的努力。
记者：为什么解决冻土问题要40年。
1958年9月，青藏铁路从西宁到格尔木的一期工程上马，由于当时国内经济不堪重负，1961年，青藏铁路被迫停工，大队人马撤离了青藏高原，但是有一个部门奇迹般的留了下来，这个部门就是建立在海拔4750米的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这个属于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的观测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高海拔定位观测站。正是这个观测站的常年坚守，在40多年里共取得1200多万个观测数据，这些数据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记者：当初决定留下观测站的时候是什么想法？
嘉宾：大家从内心来讲，认为青藏铁路总有一天要上，这是大家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能坚持下来的不多，老张是属于坚持下来的人了。
记者：这个基地对你的工作来说是有多重要？
张鲁新：我们冻土研究室不能存在，那么青藏铁路这点火种就要没了。
记者：你说这是个火种。
张鲁新：是一个火种；
张鲁新：十几年吧。
记者：青菜能吃到吗？
张鲁新：青菜，那时候还没想到这个，先把肚子填饱，
记者：饮用水呢？
张鲁新：饮用水，一个是从附近几十公里有一个二道沟从那往这拉，还有冬天靠沟里结的冰，敲掉那个冰。
记者：有电吗？
张鲁新：没有那根本想不到
记者：那照明怎么解决？
张鲁新：有煤油灯，还有蜡烛，还有挂着的汽油灯，那是开会的时候才能开，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候根本没有灯，看书得趁着太阳没落山的时候看，太阳落山了就不能看了。
记者：但是比传说的比我们想象要简陋。
张鲁新：是吗？你还没看原来的简陋，原来没有走廊，我的大门直接对外面，外面刮大风，我里面刮小风。
1973年12月，也就是青藏铁路修建停工12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他在和比兰德拉交谈时说，我们不仅要把铁路修建到拉萨还要修到尼泊尔边境，这个消息传遍全国，当时大学毕业的张鲁新满怀激情地报名参加了青藏铁路建设中的地质研究工作。
记者：对你有什么吸引力？
张鲁新：有点浪漫色彩，总感觉可能在这么一个蓝天白云下，无拘无束的做工作可能也许更觉得浪漫一点。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很想成名成家，比如说，假如我要是唱歌，我希望做一个歌唱家，就是跳舞希望做一个舞蹈家，做冻土工作，那么我就希望做一个冻土学家，
1974年，3万多铁道兵开进青海，停止了13年的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第二次开工了，沉寂了多年的风火山也成为了很多科技工作者的聚居地，张鲁新怀揣浪漫和理想走上了他的冻土研究之路，当他真正接触到实际工作的时候，他才认识到研究冻土的艰难。
记者：刚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鲁新：1975年的3月25号，我记得很清楚，两部解放牌车是驮着我们实验的器材和我们的行李，我们要自己背着背包，还有一个救护车，这个救护车根本没当是救护车，救护车没有什么座位，那里是摆好了炸药箱子，那个炸药是干什么的，我在野外是需要用雷管来放炮要炸开这个冻土层，我就坐在了那个救护车的炸药箱子上，走了七天，车经过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现在比较有名，大家知道，但是那个名字应该是叫五道梁那个地方，它海拔是4760多米，真是像一句俗话说，到了五道梁不喊爹就喊娘，头疼的只想在那滚翻，3月份的时候零下20多度了，可是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解放军的兵站上，铺着席子，有一个大通铺，解放军的被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很薄很薄的，就这一床，连铺带盖，你想在这种条件下，还不能感冒，万一感冒了那就不可想象了我当时觉得一点浪漫的感觉都没有了。
记者：还有幻想吗？
张鲁新：那个时候顾不上幻想，疼的真是想滚翻，可是我敢非常真实地说，我没有任何想回去的感觉。
记者：有明确的目的吗？我们来做什么？
张鲁新：有，第一个是首先过来，就是因为当时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来参加青藏铁路建设，调查这个多年冻土在整个青藏铁路上它分布的范围，但是这个活是一个苦活，一个力气活，经常要走路。
记者：那与其他的筑路大军相比，你们的生活上，有照顾吗？
张鲁新：科学研究人员是一个先行者，比这个大部队来的时候还要艰苦得多，平时每个月可以凭特许的供应证，就是每个人可以配给半斤茶叶，一斤糖，还有两个水果罐头
张鲁新和他的同事主要的工作是调查多年冻土在青藏铁路上的分布范围，在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中，他们需要经常离开风火山这个大本营外出考察，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个26岁的年轻人吃尽苦头。
张鲁新：考察的沿线，这500多公里，你要来回的跑，那天下午是三点多到达目的的，应当说刮起了狂风，下着冰雹，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没地住啊，我们要卸车，把账篷卸下来，就是靠我们这些人把这个账篷搭起来，非常的艰苦，当时的高山反应还真是呕吐不止，走几步就要喘的厉害，但是还要搭账篷，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真是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个账篷里面也是用木板支起来的，每个人大概就是一尺到不到两尺这么宽，大家挤在那个账篷里住，更可恨的是，第二天了，可能我们账篷搭的不好，早上起来把账篷顶给刮没了，我们身上一层雪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睡了一夜，
记者：工作怎么开展？
张鲁新：地质普查就是实际上冻土的普查主要还是以野外的工作，这个你要确实一步步的量出来，然后再漫山遍野的通过物理勘探，确定一些点，冻土分布的范围，在某些特殊点上，我们还要再挖试坑或者探槽，再从这个剖面上描述多年冻土的一些情况，再取土样化验，
记者：谁挖？
张鲁新：我挖啊。晚上回到账篷以后，我还不能休息，我要赶紧考土样，衬土样，还得做一些分析实验，所以说当时真的很累，有几个比我年轻的，不是大学毕业生，就是我们实验员，当时我记得他们二十二三岁，他们就谈自己的家，家里父母怎么样。
记者：您当时成家了吗？
张鲁新：我是1974年，就是来参加青藏铁路成家的。成家七天我就来了，然后三年没有见面。
记者：怎么会那么急？
张鲁新：上面有要求，规定是在什么时候报道，我是跟我爱人那时候当时没想到要结婚，想在晚一点结婚。但是因为有这个情况，就是家里说让我快点结婚。所以结婚七天就走了。
记者：三年？
张鲁新：对，可能想想挺残酷。
记者：怎么会那么长呢？
张鲁新：那时候就规定是有探亲假，一年探亲假是12天。她要想探亲很不容易，我在高原她怎么探亲。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我的母亲得癌症了。
记者：你知道吗？
张鲁新：我不知道。她到我的家里照顾我的母亲。
记者：刻意不告诉你？
张鲁新：刻意不告诉，怕影响我，因为当时我刚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不，那时候在学这些新的东西，应当说是如饥似渴，争分夺秒。我们一起来的他们大家想法不一样。我不是想成个家吗，成一个专家类型的人，所以自己主动的付出更多一点。家里也知道我这种情况，没告诉我。后来回去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认识我了。然后我回去就去世了，这个信息我还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记者：值得吗，当时的感受？
张鲁新：还是值得，但是因为作为人之常情好象不应该。比如说大家、小家、国家和个人，那时候提倡一些革命口号，那些革命口号确确实实在人的脑海里产生了深深的烙印，考虑的问题不像现在，
记者：但是新婚七天，三年不见面，你爱人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张鲁新：我们俩一般不交流这个事。就是实际上彼此心里都知道这个事，不交流这些事情，就是害怕引起更多的伤感。现在很快乐，就不要再提那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
为了沿线考察，张鲁新和他的同伴经常到无人区做勘测，甚至还遭遇死亡的危险，有一次张鲁新和他的两个同事外出，由于当时带的地图出现了错误，走出去30多公里后大家迷路了。
记者：迷路意味着什么，那种状况？
张鲁新：如果再继续迷下去，那就是死亡。你想在高原上，你已经走了一天的路了，疲乏、饥饿，还有寒冷。
记者：你们没有罗盘吗？
张鲁新：罗盘是有，但是走的时候我们没打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往回走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每天我们都很准时，而且很正确的，从来没有碰到这样意外的错误。来回就是六七十公里，在高原上走这些路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张鲁新和同事努力寻找路线，返回大本营的时候，天上下起冰雹，冰雹下过之后开始下起了大雪，这时天也黑了。
记者：有通讯工具吗？
张鲁新：没有，那个时候哪来通讯工具，每天出去我们大伙都是开玩笑说你就听天由命，走不出来，他说这个地方挺好，这个地方就是说尸体不会腐烂，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这些透着一种非常悲惨的乐观。
记者：怎么脱险？
张鲁新：感觉没指望了，因为到了半夜两点左右了，这时候人到了疲劳、寒冷、饥饿也就是说到了极限了，到了人的生理极限了，咱们两个面对面说话已经不可能了，就好象自己的声音像蚊子叫一样，在嗓子眼鼓动。那时候一般没到那个情况的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
住在风火山观测站的同事发现张鲁新一行三人天黑之前还没回来，他们按照经验判断，赶快组织人员打着火把营救张鲁新和他的同事。
张鲁新：他们喊着我们的名字，大家找不到也着急，甚至有的女同志她们都哭着喊，我听着了，后来最后他们就从我们头顶上山梁上来回跑，我们就在底下正好已经到了，说明离我们驻地不太远了，我看两个山梁上都有火把。我们也答应了，他们听不见。后来就是抽烟那个有一个同志抽烟，他就把那个火柴盒撕成三条，反正点着了晃悠晃悠，没看到再点一个。最后还没看到，我说弟兄们咱们生死在此一举了，如果看不着生死还不一定呢。但是第三根火柴点着以后我就听到在那呢。我们听到这以后，我们觉得开始就高兴了，可是当我们大家见面以后，大家抱在一块哭了半天，都哭了。
这次逃离死亡的经历只是张鲁新多年遭遇中的一次，他和同事们在一次次的死亡经历中努力坚守着观测站的工作。
在居住条件简陋的风火山观测站，同事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每次出门远行，大家都相互鼓励，因为每次远行都意味着和死亡靠近。
张鲁新：那个时候在高原上，大家在一起做工作，感情很深。就是越是艰苦的地方，大家都有点生死与共，就是很艰苦，靠一个人是很难的，大家互相之间很有感情的时候。大家离开营地的时候，告别的时候拥抱，有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种感觉。
有一次外出考察，正碰上下大雪，张鲁新他们的车辆发生了意外。
张鲁新：我们的考察队的212吉普车，是盘山这样的小道。是半夜1点多，下的大雪。当时路中间一块石头没看见。一搁这个车就翻起来了，这个车就翻了两个个。之后你就能想象得到。
记者：受伤了吗？
张鲁新：反正碰的鼻青脸肿的，当时已经下大雪，那个路全是雪，这个雪道上翻了个儿。过了一会儿，头晕了一会儿。也许我们昏迷了几分钟，反正不是马上说的话，过了一会儿说弟兄都没事吧，就赶紧挣扎爬出来，那个地方是海拔5000多米，要把这个车抬起来。抬不动，而且抬的话，喘可难受了，后来鼓足了劲一口气把它一下翻过来了。翻过来以后大伙就躺着四面朝天的，在那喘气，半天说咱们走吧，结果一看那轮子瘪了，有个备胎，不像现在的备胎，那需要你人工打气，把它打起来。这要打多少下，最后我们统计了一下，打了435下，这个数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每人打十下就得四面朝天躺的喘口气，确实的非常难受。头10下可以。再一个10下你也可以。再往下坚持起来，比跑马拉松我相信还难受。最后一直坚持，到早上快五点的时候，才把400多下打好，才把轮子安上过去。因为如果你不走，确实就是死。
记者：这条路你非常地熟悉。
张鲁新：熟悉，走到哪个拐弯，走到前面哪个地方有坑我都知道，我带着铁道部来考察的时候，我说你注意点前面有一个坑，走到那果然有一个坑。太熟悉了。我觉得我数不清了，跑了多少次，数不清了。
张鲁新：最少半年。最多一次11个月。山上最难过一点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孤独。
在孤独的风火山上，这些喜欢热闹得年轻人满怀激情地度了四年时光，就在他们执着地做着高原冻土研究的时候，1978年7月底的一天，在青藏铁路做勘测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定测桩打到什么地方，就停在什么地方，青藏铁路又一次停工，很多人失望地离开了风火山，但是张鲁新却留了下来。
记者：青藏铁路宣布下马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感觉有希望？
张鲁新：那可真是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茫然，第二个认为不可能，总感觉青藏铁路不可能下马。就是不知哪个环节上出点什么故障，所以没有放弃。我这个科研部门，结果还有一些延续一点的课题，所以给我制造了一种虚幻的一种假象。
记者：你是生活在幻想中间。
张鲁新：实际上是用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还有主观的臆断给它支撑了一点幻想，陆陆续续有相当多的人离开了。
记者：他们都去哪了？
张鲁新：有的调到内地去了，有的改换了专业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呢？
张鲁新：我想还是感觉到无望了，主要是没有指望了，觉得是不可能了。
记者：你为什么留下？
张鲁新：我觉得我比他们陷得更深一点。第一点我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
记者：但是生活还是现实的。
张鲁新：我还是在一种理想化的支撑自己，我还是想再坚持。可是这个到1984年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经费了。
1984年，坚持了23年的风火山观测站面临生存的考验，甚至有人建议撤了观测站。由于科研经费不足，有的工作人员迫于生活的压力离开了研究多年的冻土专业，但张鲁新决定留下来，他还四处呼吁保住观测站不被搬走。
记者：为什么这个工作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
张鲁新：我还没成功呢。
记者：84年最低潮的时候是什么样？
张鲁新：没有经费了，也没有课题了。只剩下我们一个风火山的观测站，我当时想只要留到这一点火种，这个事就行。
记者：为什么这个风火山能留下。
张鲁新：一个是我们到处游说，拼命讲它的意义重大，说这个世界上就唯一这么一个观测站，在高原上就这么一个观测站。
记者：如果去掉的话会怎么样？
张鲁新：风火山连续40年的数据，它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了高原40年来气侯的变化和对冻土的影响，这样有助于判断以后未来50年它的变化。那谁取消它我认为他肯定是历史的罪人
记者：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张鲁新：其实我最宝贵的年华已经在青藏高原上了，1984年下马的时候我已经35、36岁了。1984年1994年一点课题没有。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这么想，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感到羞愧，更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惭愧。
记者：工作那么辛苦，又那么危险。
张鲁新：确确实实没人给你什么待遇，全部加起来是170块钱，一直到84年。
记者：一个月。
张鲁新：对，一个月。
在没有课题经费的情况下，张鲁新又坚持了4年。在1988年，山东修建机场遇到难题，邀请张鲁新到指挥部工作帮助解决地质方面的技术问题，他接受了邀请，并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国家重点工程的重大技术问题，他也被评为省科技先进工作者，省里希望留住张鲁新这个难得的技术人才，当地政府为他全家解决了户口，分了房子，还为他的孩子安排了学校。一年以后，有一天张鲁新在一家宾馆开会，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名叫《西藏的诱惑》的电视专题片。
张鲁新：我看到那个片子以后，当时那个泪水就止不住就哗哗的流下来。我就看完这个片子以后我就想了半天以后，我就跟我的夫人商量，我就只说了一句，我说还是回去吧，她说我知道你在这呆不住的。
记者：你都经历过，你已经远离了。
张鲁新：那个时候我更多是看到那种美好，就是像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始终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方。
记者：什么吸引你回来呢？
张鲁新：那时候已经90年了，我想过去这么多年了应该还是要修铁路吧。
带着修建铁路的希望，张鲁新回到了他离别一年多的青藏高原，这时的风火山观测站比他在的时候还要困难，在没有经费保障的前提下，张鲁新和几个同事还仍然坚守在风火山上观测数据，1996年的一天，在他们外出去唐古拉山考察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危险。
张鲁新：做完工作是下午4点多钟，我们从安多往回返，在格尔木雇的一个中巴车，很破的中巴车，经常抛锚，路上已经抛了好几次了。当时山里的公路正在翻修，翻修的时候走便道，你根本看不到路，而且这时候雪下得有多大，我就觉得有一片一片的咱们撕棉絮往下扔，就是这儿大的雪，大概有个五米左右的样子我们就干不见路。当时我们的司机都吓哭了。我一看不行，相对来讲我是颇有经验的老者，那时候还不到50岁。我就下来以后，我说如果咱不走只能是等死，唐古拉山比我那几次遇险的时候还恶劣，这是最高点5200多米，在那个地方遇险，你想想你不走就会死掉，而且很快就会死掉。可以降温降到20多度。我就下车我在前面走几步我就给他引路，我先用人探路，他不就知道路没问题，他就往前走。这样走10几公里，就走到了半夜三两点。大家跟我想法谁也一声不坑，出来以后默默的在那走。也许大家都在想，我真不值。
记者：怎么坚持的呢？
张鲁新：我那时候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我再不坚持的话，我觉得好象是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青藏铁路修建的曙光已经开始微微露出一点了感觉要修。往往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可能希望就在眼前，。
在4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中，张鲁新和他的同事迎来了希望，2001年6月底，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张鲁新和他的同事出生入死得到的1200多万个数据为铁路施工提供了保障，三代冻土专家的科研成果终于有了用处。
张鲁新：当时我是真的激动得热泪盈眶，确实忍不住，因为一个是想到这件事情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用40年的这种努力，几代人的努力，能够换来今天这个开工，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这个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记者：你当时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张鲁新：我坚持的理由，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首先是我献身了一辈子的事业，我希望我的人生的价值能得到验证，我说真的，我想不了那么多，好象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可能想的更多是科学救国。
记者：如果说青藏铁路没有重修的话，你回来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张鲁新：毕竟可以从事我曾经做过的工作。任何一项应用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你的成就首先体现在，第一你要参加国家第一线的国民经济建设项目当中去，在重大的项目中要能用上你的科研成果，这才能证明你的成功。这是应用科学技术。
记者：无论怎么说，在我们眼里，这就是一条铁路，在你的眼里呢？
张鲁新：在我的眼里，实际上就好象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是只有呵护他的这种责任，
记者：一辈子做一件事，听起来好象有点在像做赌博。
张鲁新：是的，后来想过，现在反过来想想，让我再重新决定，我真是难以，不好说，我是不是还能做这样的赌博。其实我每一次，我就说忍不住眼泪在眼眶打转的时候，我是在想他们，所有大家对我的承认，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