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二打印页面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转轨国家过去实行计划调拨。改革的对象是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对不少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真谛﹐没有比这更丰富的其他内容需要探索。

图~1﹕欧洲典型庄园经济的农村社会

类似的逻辑﹐体现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块分散﹐平整不一﹐气候多变﹐灾害频繁﹐一个土豆﹐印加人驯化出三千多不同品种。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殷墟出土了很多陶器﹐则当时必有专门的陶工。从卜辞上我们看见有阃﹑垒﹑寨﹑宫﹑室﹑祠﹑宗﹑牢﹑圂等字﹐则当时必有土工﹑木工﹑石工﹑泥水工﹔有舟﹑车等字﹐则必有船工﹑车工﹔有弓﹑矢﹑弹﹑戈﹑钺﹑箙等字﹐则必有专门制造武器的工匠﹔有衣﹑巾等字﹐则必有裁缝工﹔有斿﹑旒等字﹐则必有旗工﹔有丝﹑帛等字﹐则必有纺织工。

社会范围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不仅让农民能够心无旁鹜﹐全力以赴钻研园艺﹐而且﹐百工科技进步犁尖锄利﹐农业生产率奇高﹐反过来﹐养活更多非农业人口﹐发展非农产业。

结果也有意思﹐同样都是圆饼制钱﹐西方到今天全实心﹐中国必须多个心眼儿﹐可以用绳子穿成串儿﹐方便携带﹑核数﹐方便集中﹑归整。从一粥一饭的零碎生意﹐到买房置地添牲口﹐商人长途贩运﹐官府聚敛税赋﹐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零碎铜钱﹐穿缗成贯﹐有零而后有整﹐集中搬运。统治阶级酷爱钱﹐只有水涨﹐始能船高。别提大款夸富了﹐国家财政之天文数字﹐全得翻译成细碎铜板之“贯”﹐才听得明白。甚至连日后敞开印刷的纸币﹐也得以“贯”为单位(明以后始用银两)。历朝历代的好皇帝﹐每每标榜“以民为本”﹐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天下财富以百姓的铜钱为本﹖

农户的生产会推动一种重商性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这种农业经济﹐各种交易活动会循着一种树状结构展开﹐将若干分散的聚落(乡村与城镇)连接成一个市场贸易网。这种进行商业活动的农民涉足的地理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城市﹑市镇﹑小集市与路边集市的存在﹐表明交易点的层级网络已经发展起来了。

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

秦晖﹑苏文拍案惊奇了﹕“即使是当时一般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也十分惊人。”为了“形成对比”计划经济如何惊人倒退﹐秦晖们引证《汉书》说话﹕

根据我们在计划经济生活过的切身体会﹐古代小农家庭经营﹐商品化程度如此之高﹐单靠孟子劝说许行﹐男耕女织无暇兼顾百工﹐似乎不够充分了。“大象反常”=“反常即为妖”。遵循西方历史﹐服从价值规律﹐秦晖们钻研出学术成果﹕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实“伪商品经济”。

民间小农+官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展市场经济﹐尤其有了官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性﹐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繁荣娼盛﹐一发而不可收拾。

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以后﹐在不少人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异想天开﹐一再脱离实际﹐永远左倾盲动﹐全因为相信了共产主义狂想曲。理想道德不错﹐实践检验失败﹐人民付出代价﹐意识形态的作用可谓大矣。同理﹐追寻中国落后挨打的究竟﹐同样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常说﹐大一统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民心所向。在现代民族国家远远远未启蒙的中古﹑上古时代﹐唯独华夏抽风﹐全民狂热祖国统一几千年﹖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难免张冠李戴之嫌。不提尼布楚条约以后﹐满清割舍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去不返﹐琉球~冲绳至今说不清出自哪国人﹐台湾闹台独﹑西藏闹藏独﹑新疆闹东突﹐新加坡一座城市孤悬海外﹐尚且独立建国﹐活得好好的﹐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的统计行列﹐少数文人摇唇鼓舌﹐即能哄得天下归心﹐多少世纪改朝换代﹐大一统祖国颠扑不破﹖

图~2﹕汉代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线图

道路是否畅通﹑安全﹐历来是测量国运气数的重要标识。欧洲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远至英伦的罗马大道﹐到处留下游人凭吊的历史遗迹。

总而言之﹐变化多端的气候地理条件﹐促成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必须广泛深入的商品交换。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对人民进行勒索”﹐统治当局自发经商和兴商的强大动力。官方动员﹐民间踊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集中力量办大事﹐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制﹑统一度量衡﹐修桥铺路(包括水路)四通八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分裂不得钱心。

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决定生产关系(小农+市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一市场促进统一祖国的意识形态。长期战乱兵燹过后﹐智识分子饱尝“家书抵万金”之苦﹐重新吃上金华火腿﹐使上王麻子剪刀﹐百味俱全的信息量﹐比猪肉中蛋白质含量丰富多多﹕宁为太平犬﹐不当离乱人。分久必合﹐人心所向。

啥叫宏观经济﹖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

图~3﹕市场调节的蛛网状周期震荡

换成常识语言﹕价格信号指导生产﹐物以稀为贵。往年市场上花生少﹐价格高﹐赚钱多﹔今年看你家种花生﹐我家也种花生。总不致于家家地里矮花生﹐咱偏来一垄红高粱﹐感觉怪怪的不说﹐耕种﹑灌溉﹑防虫﹑收割﹐全凑不到一块儿。“羊群从众”的分散决策﹐对每一个生产者来说﹐都是理性的。汇总到一块儿﹐收获的花生充斥市场﹐价格大跌。到来年﹐根据花生价格低的市场信号﹐看你家不种花生了改棉花﹐我家也不种花生了改棉花﹔到了收获季节﹐棉花充斥市场﹐价格势必又大跌……。从统计数据考察不同农产品﹐经常一年多一年少﹐一年价格猛涨﹐一年价格猛降﹐起伏跌宕。对症下药﹐两千多年前﹐《管子》把问题性质和解决办法﹐交待得一清二楚﹕

《管子》两千年前交待过﹐不等于两千年后“市场”们还记得住。谁记事能记两千年﹖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市场调节分散农户﹐卖粮难﹑卖棉难﹑卖猪难﹑卖茶叶难﹑卖苹果难﹑卖西瓜难……﹐几乎种什么﹐卖什么难。

如果说80年代前半叶﹐中国农业主要沉浸在享受市场化的成果之中﹐那么到80年代后期﹐市场调节带来的蛛网震荡则一天比一天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中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农民面临着由日趋巨大的震荡所带来的风险。它正在造成极大的破坏。

没错﹐“市场”们呼悠的千真万确﹐市场经济具有民主本性。群众花钱买东西﹐贵少买﹐贱多买﹐谁能强制﹐伸手从咱兜里往外掏钱﹖五铢钱当等价物﹐适宜百姓日常的零碎交易﹐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被“民曰不便”多次否决﹐堪称民主胜利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们从不提起﹐民主必须靠集中才能实现﹐尤其否决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越是广泛的大民主﹐越离不开蛮横的大集中。如果钱法自由胡来﹐私铸泛滥成灾﹐家家开张美联储﹐人人争当格林斯潘﹐恐怕势必倒退回物物交换﹐照样“民曰不便”。中国货币的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两头都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撒欢。大民主选举的五铢钱﹐统一币制﹐集中发行﹐标识出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千年不移的基本面。什么时候玩大发了﹐远离了这个基本面﹐王朝的寿命也就到头了。王莽“休克疗法”式的金融改革﹐金末﹑元末二杆子式的通货膨胀﹐均可左证。围绕这个基本面上下其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中国官方的货币理论﹐极端早熟﹐超级发育。

春秋时期﹐单旗于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融铸币流通﹐形成所谓“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则把我国古代特有的﹑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二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如西汉的贾谊﹐南齐孔顗﹐唐代的刘秩﹑陆贽﹐北宋的周行己等就都曾应用轻重论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以煤作燃料的钢铁生产和其他金属工业的发展特别显著﹐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熔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七个世纪。

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用于耕种和脱粒﹔用于提水(抽水机)﹔用于纺织纤维的梳毛﹑纺纱和织布﹔以及用于绞盘﹑斜面﹑运河闸门和改进水陆运载工具牵引性能等等。水钟及碾磨粮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很像18世纪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

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

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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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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