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销瓷深受欧洲人喜爱。为将异域的中国瓷器更好地融入欧洲审美风尚和社会生活，部分外销瓷会在当地被重新装饰和改造，尤以法国为盛，类型多样，特色鲜明。这种再加工仿若一场极富创意的视觉改造游戏，将中西方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
明清时期大批中国外销瓷输入欧洲，其中部分瓷器在欧洲会被改造和重新加以装饰，成为一种复合器物。镶嵌金属附件是其中最常见的手段，这是一种将金属制成的附件加装嵌入另一器物（本文中是指中国瓷器）的特殊工艺。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金属镶嵌，盛行于17至18世纪，尤以法国为盛，并在欧洲产生了辐射性影响（注1）。
本文将回顾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改装历史，并以法国为例，梳理18世纪法国对中国瓷器进行金属镶嵌的方式和发展演变，探讨这些被改装的瓷器的功用，分析改装目的，并试图解析这些改装思路变化背后的文化意涵。
中国外销瓷在欧亚地区的改装与重饰
古代中国瓷器通过贸易、外交等途径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同时也会根据消费地的审美风尚、生活需求，在当地被重新装饰和加以改造。这种现象在东亚地区相对少见，但在中东和欧洲地区则十分流行，且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最常见的手法有用金属附件加以镶嵌和在瓷器上再次进行彩绘。可以说，对中国外销瓷进行“再加工”，在欧亚大陆有着悠久传统。
中东地区
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瓷器的再装饰，集中在16至18世纪，这与欧洲对中国瓷器加以再装饰的时期大致相同。
镶嵌金属附件的做法，是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瓷器进行重饰的主要方式。“16至17世纪，这些附件多用作修缮破裂的瓷器，或改变瓷器的功能。至18世纪，则大多是纯装饰”。
另外，将宝石镶嵌在中国瓷器上，是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瓷器进行再装饰时一种独特的手法。宝石镶嵌在伊斯兰世界是一种专门的工艺，且专属于宫廷。“16世纪下半叶，这门工艺已发展成独立的艺术。……据记载，负责将宝石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匠师称作‘瑟哲’（金饰匠）和‘瑟尼参哲’（镶金匠），属宫廷御用匠师”。如明代中期的一件青花笔盒（图1），器型仿伊斯兰铜器，专为伊斯兰世界定制。它在当地又被重新装饰，将金片做成朵花，加以宝石镶嵌。波斯绘画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器物改装：阿赫麦德三世为儿子举行的割礼庆典上，黑太监总管呈上首相所献的镶宝石中国瓷碗（图2）。宝石镶嵌是奥斯曼帝国的工艺特色，不仅是针对瓷器，玉器、水晶、金银器等其他材质上也会使用。
伊斯兰世界对于中国瓷器的第三种再装饰手法，是在器物表面再加彩。不过，这类案例非常少见。目前仅见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一件北宋青白瓷碗底，碗内心青白釉上加绘伊斯兰虹彩（图3）。
欧洲地区
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再装饰，基本可分成以下三类。
欧洲金属镶嵌脉络下的中国瓷器再装饰
欧洲对各类珍贵器物的镶嵌传统
“金属镶嵌”并不是仅针对东方瓷器的装饰技法。实际上，在东方瓷器大量进入之前，对器物进行金属镶嵌的做法在欧洲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和传统。
在拜占庭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艺术中，金属就被大量运用。如在木板宗教画的人物周边涂绘金漆，或是为圣物添加金属底座。从14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为进口的珍贵器物镶嵌上金属附件，镶嵌对象的范围拓展到包括陶瓷在内的各式奇珍异宝和工艺品。在荷兰静物画中大量出现的鹦鹉螺杯都是以金属镶嵌的方式完成的，水晶也被以同样的方式装饰成高足杯（图8、图9）。此外，像鸵鸟蛋、象牙这类异域珍品也是金属镶嵌的对象。
弗兰西斯沃斯顿爵士（SirFrancisWaston）认为，对东方瓷器进行金属镶嵌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现存最早的器物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留存下来的。
著名的丰山瓶（Gaignières-FonthillVase）被认为是目前所知传入欧洲最早，且流转记录明晰的中国瓷器，现存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图11）。这件元代景德镇青白釉玉壶春瓶，应是经西亚陆路抵达欧洲的，最初的拥有者是14世纪匈牙利的路易斯国王（LouistheGreatofHungary，公元1326~1382年）。路易斯国王下令在镶嵌上刻上家族纹章和铭文后，再转送给查尔斯三世（CharlesIIIofDurazzo，公元1345~1386年），作为其登基为拿波里国王的贺礼。1713年前后，法国贵族盖尼亚请画师为丰山瓶绘制了水彩画，可以看到玉壶春瓶被镶嵌成了带盖执壶，其金属配件上有纹章与法语铭文（图12）。可惜的是，1882年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入藏时，镶嵌的金属附件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丰山瓶颈部下面的孔洞明确地显示出金属附件的镶嵌痕迹，使我们得以辨认出它的身份。丰山瓶作为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其被镶嵌金属、记录绘制和摘取金属附件的整个过程，是考察中国瓷器在欧洲被镶嵌的极为重要的材料。
这些早期流入西方的中国瓷器，本身就被视若珍宝。以金属衬托主体的珍贵，也是欧洲镶嵌行为一贯的模式。与此同时，针对具体器物进行金属镶嵌，再加上专属的铭文或者家族标识，强化了器物拥有权，彰显了所有者的地位。
以法国为中心的18世纪欧洲金属镶嵌
目前所见的早期被镶嵌的中国瓷器，多集中于英国和德国等地，而这一镶嵌中心的版图在17到18世纪发生了位移。
17世纪，荷兰也大量镶嵌东方瓷器，这应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瓷器贸易、大量输入有密切关联。此类瓷器在该时期的荷兰静物画中常有表现。然而17世纪之后，这种现象在荷兰大幅减少。18世纪的德国仍在进行瓷器镶嵌，但镶嵌对象更多的是德国麦森（Meissen）仿制的东方瓷器。而且，麦森瓷器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在德国本土镶嵌，而是在巴黎完成。在英国，尽管仍有少量的东方瓷器在进行金属镶嵌，但更大量的金属附件开始被镶嵌到当地的器物上。威尼斯地区也有镶嵌中国瓷器的材料，但数量极少。
与之相对的是，法国自18世纪开始在金属镶嵌上异军突起。18世纪，尤其是40年代到60年代，东方瓷器被附以欧洲金属镶嵌的数量比任何其它历史时期都要多，而这集中发生在巴黎。除了生产，镶嵌瓷器的交换与消费也向巴黎汇集。诸如博林布鲁克爵士（LordBolingbroke）这样的英国人，他收集的大部分金属镶嵌瓷都购自巴黎。
由此可见，如果说东方瓷器的金属改饰在18世纪达到了历史巅峰，那么巴黎无疑是这一黄金时代的谱写者。
从改装思路看18世纪法国的中国瓷器镶嵌
18世纪欧洲镶嵌东方瓷器的中心彻底转移到了法国，而随着16世纪亚欧开通直接贸易，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外销欧洲，这些基于东方瓷器的镶嵌产品也开始转变角色。
最初，欧洲能收藏中国瓷器的都是社会顶层的王公贵族。到18世纪，虽然远渡重洋的中国瓷器依然是令人羡慕的奢侈品，但已经不再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了。此时对中国瓷器加以金属镶嵌的诱因已发生变化——“它们更多的是因为异域特色、而不是稀缺性从而被激起兴趣的。”
脆弱部位的保护与优化
中国瓷器在欧洲属于珍贵物品，金属附件往往会镶嵌在其脆弱位置，以起到保护作用。这种从保护目的出发的装饰思路在18世纪依然十分常见。
图15的大罐是完成于18世纪前20年的镶嵌作品。这一时期，金属镶嵌总体来说延续了17世纪低调朴素的风格。器物上的附件没有改变器物本身的形态和功能，而是在口沿、底座等位置以镶嵌的方式进行了保护处理。镶嵌附件和底座通常被设计成包裹住瓷器的样子以保护它的完整性。
器物用途的改变
进入异域的中国外销瓷并不能完全满足欧洲人的使用需求，金属附件由此被用来改造原有的东方瓷器，以改变器物的功能，符合当地的使用习惯。
图17原是一对德化窑花瓶，肩部以下位置各有一对狮形纽，后被截去颈部。18世纪20年代，它被加装了银质的底和镂空盖，整个肩部被打孔并在孔处镶嵌六瓣星形银扣。这对花瓶被改造成承装香料的扩香器，香料的香气可以通过肩部的孔洞和镂空盖散发出来。
装饰的华丽化
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镶嵌附件不只是用来保护和强调器皿的顶部和底部。镶嵌附件出现了手柄、底足之外加在瓷器部件上更加成熟的装饰元素。这些愈发华丽的金属附件诠释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装饰语汇——洛可可及之后的新古典主义。这些装饰往往并不改变器物原来的用途，更为准确地说，这些装饰的意图已经和使用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盖蒂博物馆藏有一对极其别致的带柄大口水壶，是由口沿被削去的凤尾尊加装金属附件制成的流与柄，改造而成的（图22）。类似这样将花瓶改造成水壶的做法，在法国奢侈品商人拉扎尔·杜福（LazareDuvaux）的销售目录中也有出现。
当然，这种复杂的装饰性金属附件本身也足以提高整个器物的价格。奢侈品商人托马斯·约阿希姆·赫伯特（TomasJoachimHébert）在日帐中写到：“几件镶嵌金属附件的器物是最为贵重的：一件镶嵌以镀金青铜附件的釉上彩绘（可能是伊万里风格）储水容器，价值120里弗，而一般的瓷杯仅值几个里弗。”
这一时期还尤其追求“成对”的器物和对称性的装饰。比如这尊立式大缸（图25），高81厘米，直径56.5厘米，外壁蓝釉内壁洒蓝，原为鱼缸。另还有两件同样设计的大瓶，一件现存于大英皇家收藏（BritishRoyalCollection）（图26），另一件于1970年在巴黎售出。这批产品极有可能还有第四件，是当时设计为一组或者两对的。我们也可以在奢侈品商人的销售目录中确认当时买主们对这种对称性的爱好，目录中甚至记录了商人对仅搜寻到单件作品时感到的遗憾。
上述这几种改装思路虽然分别在某些时期具有更强的指导性，但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具体到镶嵌产品上时，这些思路往往会在同一件器物上兼而有之。比如，一些改变器物功能的设计也是出于对器物的珍视保护，具体体现为对残损器物的再利用。就如之前提到的盖蒂博物馆所藏以两只青瓷碗改装的香薰，下部的一只瓷碗可见碗底处有裂痕，已无法作为餐具使用。附件遮盖了裂痕，改成了香薰，使青瓷碗不至于被丢弃，从而焕发了新生。选择破损器物的完好部分，或者利用附件遮蔽残损部分来重新设计，通过镶嵌赋予破损瓷器新的功能，这在18世纪依然是常见的做法。此外，18世纪前20年的作品虽然在附件装饰上相对简洁，但往往也不是为了实用而做的保护处理，而只是依照保护思路而做的装饰，更多的器物依然是作为陈设品使用的。
结语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变身”，并不只是一场视觉上的改造游戏，更重要的是，这种“变身”背后所包含的文化结构性的既定观念——任何“形态改造”（physicallytransformed）也必然是一种“观念改造”（conceptualtransformation）。
从欧洲的工艺传统来看，金属镶嵌原本是对珍贵礼物或异宝珍奇的附丽。14世纪以后，中国瓷器以零星数量辗转传入欧洲，被视为稀世珍宝。此时对其进行金属镶嵌，延续了这一欧洲传统，主要是以贵金属衬托瓷器本身的珍贵，基本不改变器物原本的造型。镶嵌的金属上往往刻有家族纹章和铭文，彰显拥有者的地位。这些被镶嵌的瓷器，不仅是子孙永保的宝物，也是王室贵族相互馈赠的最佳礼物。金属镶嵌，更多的是彰显中国瓷器作为稀缺的“显赫物品”的重要性。
17世纪以后，随着中西瓷器贸易的扩张，大量输入欧洲的中国外销瓷由奇珍异宝演变为奢侈消费品，开始适应消费者的习惯，也融入当地的生活和装饰风格。被金属镶嵌的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异域风情和西方工艺的融合体。这些被改饰的中国瓷器，也成为欧洲设计艺术再创作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