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引言
之所以着眼于全球视角,则是因为中国的货币制度自从金属铸币时代开始便与西方“分道扬镳”。西方世界(早期广义上包括西欧和中东,后来特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似乎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贵金属本位制度,不少国家先后经历银本位和金本位阶段。在此期间,一些主权货币借助贵金属本位成为大国货币,比如英镑就曾依靠黄金积累成就了货币霸权。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货币秩序,其确立美元霸权的不二法门也是借助单方面维持与黄金的关系。中国则有所不同,其很早就构建了超大规模经济并被认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长达十余个世纪之久(安格斯麦迪森,2003)。但与之伴随的货币制度却出人意料:它并非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贵金属本位而是以铜铸币为载体的贱金属本位,从而给世界货币制度演进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人们通常会认为,贵金属本位(特别是金本位)是一个国家主权货币迈向大国货币的必要阶梯,英镑和美元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正式确立银本位(即所谓“废两改元”)且从未有机会实行金本位制度,作为当下中国主权货币的人民币从一开始就宣布不与金银挂钩。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因在“含金量”方面的“先天不足”而失去迈向大国货币的资格呢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解答,其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大国货币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三部分简要梳理中国货币制度演进历史,并对其中的大国货币迹象做出判断与厘清;第四部分着眼于大国货币品质的孕育视角,叙述了革命根据地货币曲折坚韧而又不无传奇色彩的发展历程,特别强调了它为此后人民币制度的建立所作的独特而难得的基因准备;第五部分通过对照大国货币条件,特别是大国经济与主权货币国际使用的“不对称”格局,对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的特殊道路做了初步讨论;最后在第六部分,对全文的分析逻辑与基本结论进行总结。
何为大国货币
简言之,一国货币要成为大国货币至少需要具备四大条件,它们分别是:币制统一、币制独立、币值稳定和国际使用。从全球货币历史进程看,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国家寥寥无几;在中国货币演进历史上,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时期也属凤毛麟角。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大国货币的出现或者轮替均构成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币制统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一般地说,政治统一是大国肇建的基本前提,没有政治统一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统一,包括货币制度即币制的统一。纵观全球货币演进历史,但凡大国货币大都存在一个针对众多区域货币的整合过程。伴随国家的政治统一,多元货币格局随即转化为一元货币格局。一元货币制度格局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各区域间经济与市场的整合,这又反过来为巩固和强化币制统一格局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条件。
币制独立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它事关一国是否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是一国主权独立的构成要素。在当今世界,举凡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坚守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可以说,无币制独立便无所谓大国货币。比如:中国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改革可谓开辟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之新局,但法币的控制权却掌握在英美两国手中,因此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货币。中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先后与英镑、美元挂钩,相当于推行某种程度的英镑化与美元化,虽然港币属自由兑换意义上的重要国际货币,但因其以货币自主权的丧失为代价,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属于英镑与美元的附庸。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2005),针对东亚国家因经常项目顺差积存大量美元同时担心美元贬值的困局,曾建议东亚国家将其本币集体钉住美元,进而维持一种所谓的“东亚美元本位”。客观地说,此建议不无合理性,但其致命之处是忽视了币制独立对于主权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其难以落地实施则早在意料之中。
中国历史上罕有真正的“大国货币”
中国的币制演进历史延绵数千年,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已有金属铸币。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开启币制统一进程,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西汉五铢钱之统一铸造、唐代开元钱之制度变革以及两宋以来纸币制度之创制行用,整个演进过程跌宕起伏、独具特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因素。不过,从总体上看,即便基于当时货币制度的世界版图,真正能够满足上述四个基本条件、称得上大国货币的时期依然十分罕见。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古以来长期保持巨大的经济规模,据安格斯麦迪森(2003)估计,自西汉中期直至晚清,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占得全球两到三成的比例;唐宋时期,中国人均经济总量一直高于西欧诸国平均水平。可是,与这种所谓“超大规模经济”长期伴存的却是一种以青铜铸币为主体的低值本位货币制度。除了两宋时期的铜币制度因“以商立国”而奇迹般地成为国际货币且与其超大经济规模相对配称之外,此种可称之为“中国货币经济悖论”的奇特情形一直从公元一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最终形成中国历史进程绝大多数时期有大国经济而无大国货币的特殊景象。此外,历史上中国货币的国际使用强度与范围普遍弱于西欧西亚诸国,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贸易多数情况下为盈余状态,有利于外币输入而不利于本币输出;从货币形制本身看,中国铜钱属低值铸币,单位价值较低,宋代创制之纸币虽币制先进但受信用半径局限,相较于西方的金银铸币,其行用范围和接受程度受到极大局限。
唐代继承隋朝之国家统一格局并有所拓展,经历贞观和开元之治,渐成盛唐之大国气象。在币制方面,以开元通宝开辟此后一千三百年沿用不辍之新币制格局,可谓气势非凡。但其大国货币的整肃稳定品相却仅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短暂时光。早在高宗时因多次对外用兵,开元币制即受不小冲击,至安史乱起,朝廷为救财政之急而开铸大钱,币制渐败,随后经历藩镇割据,私铸云起,恶钱横行,流弊波及此后之五代十国时代。需要提及,从总体上看,唐代近三百年间货币经济衰微,实物经济成分较大,币制方面曾长期实行钱帛平行本位。可以说,唐代有大国之统制,但无大国之币制。
就宋代而言,暂且抛开交子作为世界纸币制度之滥觞不谈,宋代铜铸币可以称得上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中真正具有国际使用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其行用伴随两宋国际贸易之勃兴,不仅流通于辽夏,也遍及日本、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和东非西亚诸国。比如,在业已发掘的辽墓窖藏中,宋钱所占比重巨大。据北京文物研究所档案资料,辽代幽燕地区使用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钱。另据记载,1242年,一艘日本贸易的宋船曾装载铜钱10万缗(肯特邓钢,2020)。2007年,南宋初期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出水,初步推断其由福建泉州港始发,在前往南亚和西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途中沉没。宋代张方平《乐全集》中曾记载,“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此次沉船出水铜钱约17000枚,正好为此判断提供了确凿证据。钱币外流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外流规模迅速扩大,乃至引发了严重的钱荒问题,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货币困局,宋代政府曾经几度禁止铜钱出境。不过,综合起来看,宋代三百余年呈现出货币经济与政治能力的强弱搭配格局,其在政治统一与统制能力层面的偏弱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国货币形象的塑造和维持。
元代在世界上最早实行纯纸币制度,由朝廷统一发行,其中“中统元宝宝钞”以白银为本位,直至元末不仅长期在所辖广大区域内广泛行用,而且还作为国际货币流通于南洋一带。后来发行至元宝钞,更配套以世界上最早和最完备的币制条例《至元宝钞通行条划》。元朝地域辽阔,海陆贸易通道畅达,货币制度也十分完备,几乎具备将宝钞塑造成为大国货币的一切条件。令人扼腕的是,元朝政府征伐无度,财政长期拮据,不得已频繁通过增发宝钞弥补亏空,加上私钞猖獗,致使币值锐减。元朝不足百年,物价上涨千倍,最终,曾经重塑欧亚世界格局的蒙元帝国便被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浪潮冲垮。
革命根据地货币:大国货币品质的艰难孕育
总而言之,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革命政权并发行货币,先后经历早期革命根据地货币、抗日根据地货币以及解放区货币等各个时期,直到人民币制度的确立,艰难困苦中逐步完成了币制统一,保持了币值稳定,维护了货币独立,成功孕育了大国货币应有的绝大部分品质。至于“国际使用”,显然受当时特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局限而难以具备。作为大国货币成长过程的未竟事业,只有留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启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过程去成就了。
人民币开辟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伟大历程,但过程并不平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逐步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人民币方真正重拾迈向大国货币舞台的步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推进特别是逐步深度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人民币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主权货币特别是几种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牵扯到人民币如何保持币制独立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为了维护币制独立性,人民币汇率制度长期坚持“以我为主、适时调整”的策略。比如,一开始考虑到当时国际贸易与汇率安排的具体情况,人民币曾经采取与美元挂钩的政策。国际上一度把人民币汇率制度视作钉住(美元)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将中国的汇率安排划入“软钉住”(介乎硬钉住和浮动汇率之间)项下。2015年8月11日,顺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紧接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标志着人民币汇率机制开始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一开始篮子货币为13种,美元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起增加至24种,随后经过2020年和2021年两次调整,目前CFETS的货币权重,美元从一开始的26.4%下调至18.79%,欧元先降后升至18.15%,显示出减少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人民币对外独立性的总体趋势。
话说回来,历史上中国经济地位与(国际使用意义上的)货币地位的不对称,与其说是“中国货币经济悖论”,毋宁说是中国货币经济特色。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所谓的“贸易大国、货币小国”格局很是尴尬,并参照英美日三国情形强调贸易大国必须匹配以本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否则就会步日本的后尘,亦即货币体系长期受美元掣肘,最终导致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王永生,2019)。其实,这种判断很容易陷入“以他例我”的逻辑困局,在政策操作上也极易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一些国家的主权货币之所以成为世界货币(亦即国际广泛使用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往往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世界货币历史上极不光彩的篇章。例如,英镑成为大国货币,靠的是殖民扩张、对外战争、黄金积累、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以及金本位制度的确立,最终通过英镑这个主权货币对黄金的替代而成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大国货币之路与英镑有些类似,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对外扩张与黄金积累似乎是其世界货币成长过程的“标配”,但与英镑依托英格兰银行以及金本位制度不同,美元的大国货币乃至货币霸权地位另有更为坚实而霸道的依靠,那就是二战后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单边货币金融规则。
显然,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无论如何都不会追随英镑、美元的足迹,一方面是因为时代背景与世界格局今非昔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外力强制推行主权货币国际使用的空间与条件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英镑和美元的大国货币或者货币霸权之路,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初心与逻辑并不一致。历史地看,人民币从一开始就与黄金和白银脱钩,其信誉靠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前述薛暮桥的“物质本位论”)和人民的信任;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靠的是与周边国家贸易以及全球贸易的拓展,而非对外单方面的政治军事扩张,更非基于霸权目的而构建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前述英镑和美元成长为国际货币的所谓“标配”及逻辑无一适用于人民币。
结语
本文的讨论结果并不支持上述判断。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如何认识和估价国际使用条件。从理论上看,国际使用只是大国货币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一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甚至具有超大规模性质,则只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满足币制统一、币制独立和(对内)币值稳定三大条件,便可称之为大国货币。或者说,国际使用并非大国货币的充要条件。非但如此,在某些场合,一味追求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反而会动摇其成为大国货币的内部根基。比如,在既往的货币历史进程中,受到主流货币观点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怂恿,一些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盲目推行主权货币完全可兑换政策,最终大都深陷货币金融危局而难以自拔。
本文的讨论还发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超大规模经济与低值本位货币制度长期搭配,形成所谓的“中国货币经济悖论”。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以另外的形式延续至今:与超大规模经济体量相伴随的是人民币的低水平国际使用。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恰好凸显出中国主权货币成长为大国货币的特殊逻辑。历史地看,中国货币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多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与便利人民生活的特质,这与一些欧美国家货币制度通常充当对外扩张与建立世界霸权的工具形成鲜明对照。仅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做的是,继续保持人民币的币制独立与币值稳定,为改革发展上新台阶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提供更好的货币支持,没有必要为了赶超那些曾经和正在充当货币霸权工具的所谓大国货币而贸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或者国际化。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讨论揭示出,人民币成长为大国货币的优良品质与独特道路,不仅传承了数千年中华货币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的血脉,而且经历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创业进程中血与火的淬炼。经历近代以降百余年的国耻国难与苦难岁月,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币制统一、币制独立和币值稳定的宝贵,因此从一开始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独立自主的货币发展道路。最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地提醒我们,只有立足于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人民本位,人民币方能不断超越自己,最终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成长为足以承担构建全球货币“命运共同体”历史使命的大国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