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之皮行资本主义之实的改良主义，本质上还是和现存的诸国一样，属于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相比之下，形式民主这点做得好点罢了。但话又说回来，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无视双方体量的比较，本身也不见得就公平。
序、尚未响起的警钟
一、瑞典和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外皮下的资产阶级专政i）：北欧五国·瑞典简述
ii)：经济危机面前，“北欧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表现
iii):瑞典的黄色工会
二、纷争：社民分子的谎言珠宝奁
i):历史和当下：从未变化的社民分子的谎言、民主与人道
ii):无产阶级专政与站在反面的社民分子：理论的溃败与滑稽的历史重演
iii):立宪会议：是要社民分子的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的民主？
iiii):坦波夫叛乱·伪善者·“农民”·大饥荒
v):五月政变与德国社民历史上的表现：匪夷所思（理所当然）的倒打一耙
vi):左派和右派的合流？不存在的（当然，社民除外）
vii):无谓的转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三、写在最后的话：路线与上层建筑：谁代表谁，谁代表人民？
i):社民分子病急乱投医的谬论
ii):路线斗争与流氓逻辑
iii):国家机器与先锋队
“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
这篇长文，如果没有一位反共先于主义的社民分子的诸多谩骂，是写不出来的。本应只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分析，却变成了政治上的相互指责。但多余的话我也不讲了。只是希望，不只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清醒的人们，都应该好好看看题图，再回忆一下，灾难究竟是如何来临的，民主是如何不幸地堕于法西斯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民主”，就变成了法西斯的同义词。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捷克共产党人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
一、瑞典和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外皮下的资产阶级专政
i）：北欧五国·瑞典简述
北欧五国，是打着“社会主义”幌子，举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资本主义国家。
尽管有着许多不同，但总的来说，它们主要是凭借着资本主义技术优势带来的超额利润(专利权)，跨国公司的越境剥削;作为帝国主义附庸，身为资本避风港的存在，靠近定价中心(大宗商品定价权)等优势，才能维持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一言以蔽之，靠的是它们依附于主要列强、在现有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以瑞典为例，它本身很难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其现有地位实际是附庸于主要西方列强充当掮客和帮闲)，但终究是搭了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顺风车。
我们就在这里就瑞典讨论一下这个让社民分子颇为自豪的“北欧特色社会主义”。
要谈现有秩序下的特殊地位，首先就先要回溯过往的历史及何以至此的因素：
瑞典独特的地缘优势：瑞典位居波罗的海心脏地带，一头连向拥有上亿名消费者的波罗的海地区，一头连向欧盟，可谓是海外企业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桥头堡。即使是在未能进入全球化的近代，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贸易节点。
瑞典发展的历史机遇：1850-1910年瑞典出现的移民高潮(当时瑞典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近120万)让瑞典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农村贫困化和大批失业现象;而在一战前四十年，瑞典一直是一个大量输入资本的国家，仅在1908年，外债就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单利息支付就占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1]。但由于未有卷入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比起残破的欧洲和饱受侵害的亚洲，瑞典得以保留了大量未有遭受过战争损害的机器和整整一代的男女青年;而且大量的债务由于外币的贬值得以减轻，瑞典因此得以用便宜的马克和法郎还清了债务。这相当于是说，瑞典凭借币值的变化获得了一笔无偿的工业建设基金。随后瑞典更是在二战期间和纳粹德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也是其能够维持中立地位的重要原因)，接受了大量纳粹德国的资产[2]，并为此大发横财，再度避免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战乱的诸国的巨大损失和惨剧。
另，由于在整个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工业国家的币值都是和黄金挂钩。当危机激化时便会出现黄金热，致使中央银行停止使用黄金支付。这就意味着投机的可能：在1931年9月27日，瑞典放弃了所谓的金本位制。而随后瑞典克朗的大幅度贬值却正好导致了各国对于瑞典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通过1946-1950年对工业的大量投资，瑞典得以在取得工业上原由美国占据的技术优势，年年获取超额利润;而战后重建的需求，又让瑞典的产品得以输送到世界各地[3]。
综上，凭着地缘优势和基于此产生的历史机遇，瑞典达成了今日的成就。而这自始至终，完全都是依赖于其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运用着资本主义谋取利润的固有逻辑所达成的。然而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工厂”，那我们理所应当感受到，一个个宏伟的经济数据的背后，是亚非拉乃至全世界无产者的血汗。那是剩余价值的富集，也就是奴役劳动者权力的富集。瑞典跨国公司的壮大和兴盛，也必然不能例外。它们在全球范围吸血，获利颇丰，也因此让政府得以通过征重税而提供收买工人贵族的资金。这也成为了它们把持工会的经济前提。
(当然了，对此表示异议，脑海里除了资本的掠夺就只有闭关锁国的社民分子是理解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的。苏联无产者的血汗是为本阶级的国度而流，为自己而流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国度，为资本家而流。二战之后，苏联也没有掠夺什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无产者的血汗”，倒反而是用苏联无产者的血汗去支援东欧乃至亚洲的阶级兄弟。至于变修的苏联，则是另说了)
然而我们也知道，既然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还保留着私有制，那么就意味着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还没有消失;那么就意味着这种矛盾在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同样地会在经济上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所谓的“阶级调和”——注定是一句言之无物的谎言。
谈到这里，首先必须要拿出社民分子引以为傲的纲领：
从历史角度而言，“北欧社会主义”的代表——瑞典，其根源就来自瑞典社会民主党了。
其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对民主和人道的尊重之上，去改善社会。
社会民主党主张清除所有阻挠人民解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
一个没有尊卑上下、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别、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非常漂亮的词句，比在纸上都显得穷凶极恶、要求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赏心悦目的多。
但是经过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洗礼之后，全世界人均跨国公司最多的、和“列宁主义”有着根本差异的北欧特色社会主义的瑞典又表现的如何呢
经济上：
1.工人参加“长期的非法罢工”和“进行旨在干扰正常工会活动的罢工将被解雇”。
2.当企业陷入“困境”时，它将有不加限制的闭厂权，以应对非法罢工，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人罢工，全部工人都要被赶出工厂。
3.凡是支持违法罢工的工会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4.禁止政治罢工，声援国外工人的同情罢工的权利受到限制。
5.企业对“预算、获取利润和投资”等继续保留不受限制的决定权。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力原封不动。
帕尔梅声称，这是“自选举法之后最大的一次改革”。的确，他倒是回到了1910年，和海军少将阿尔维德·林德曼站在了一起，开始了一次“大的改革”，此人正是在1910年首次提出了以解雇来惩罚工人的法律。这种新的反罢工法，在1928年以来的瑞典，的确是未曾有过先例的。
(当然，在1976年，帕尔梅还是向资本发起了攻势，将三十二条条款废除了。但在后面的工会一节，我们再继续评述)
看来如果社会民主党要实现自己的口号，首先就要清除自己。
但是这毕竟不可能，那么首先要清除赤字。
那么在“痛定思痛”，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
2014年的CreditSuisse的全球财富报告表示：10%的富豪阶层在三大北欧国家(挪威，瑞典和丹麦)掌握了65%到69%的国民财富总值。
That'saccordingtoCreditSuisse'sweightyGlobalWealthReport2014.It'safindingthat'slikelytoseriouslysurprisesomepeople.Thetop10%ofwealthholdersinthreeNordiccountries(Norway,SwedenandDenmark)holdbetween65and69percentofthosenations'wealth.
相较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斯堪的纳维亚有更高的不平等水平，其程度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的。
IncomparisontotheotherdevelopedeconomiesinEurope,Scandinavianinequalityonthismeasureseriouslystandsout:they'resignificantlyaboveBritish,French,ItalianorSpanishlevels.
再参考一下瑞典官方的调查数字：
2016年6月16日，瑞典国家金融管理局发布分析报告指出，2016年瑞典公共财政将实现30亿瑞典克朗的盈余，但2017年将出现赤字且改革空间有限。今年瑞典经济将实现3.4%的经济增长，经济的拉动主要来自强劲的内需和移民造成的公共开支增加。2017年瑞经济将放缓至2%，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仍然旺盛，失业率会降至6.4%，公共财政将盈亏160亿瑞典克朗。对于2018年的预测，金融管理局认为经济会进一步滞涨，经济增速降至1.6%，但公共开支扭亏为盈。分析认为，瑞典会达到欧盟财政赤字上限的标准，但盈余目标无法实现。
2016年7月7日，据瑞典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典贫困人口增多。根据欧盟对贫困的定义，2008年瑞典贫困人口为12％，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5%。
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出生在欧盟以外的瑞典居民是贫困高发人群。此类移民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收入普遍较低，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而出生在瑞典本国的居民中，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人口百分比一直保持在12%。
根据欧盟对贫困人口定义，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平均值60%的为贫困人口。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比例较低。但这5年来，瑞典的优势差距不断缩减，越来越多的瑞典人面临贫困威胁。
当然会有人要说啦——这都是难民的错，难民拖累了瑞典。但难民的进入实际上当然是可控的。那么，这首先要求我们看向瑞典资产阶级的政府。
他们或许会告诉我们：瑞典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国家。以前收容难民(和移移民)，让他们得以就业，一直是瑞典的基本政策之一。瑞典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它们。
谈到这里，倒是可以和我那浅薄的、有关“白左”的答案联动一下。
参考一则13年的报告：
在瑞典940万人口中，外国裔占8.4%。这些人要么出生于国外，要么出生于瑞典但父母是外国人。要减少移民的数量和提高新移民家庭团聚的门槛，既要考虑到瑞典社会未来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事实上，瑞典对外来移民的依赖非常强。没有移民，瑞典的许多服务行业、医疗保健站以及工厂就得关门歇业，社会就无法健康运转。瑞典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在2001年至2010年间，瑞典新增的就业岗位中，70%被移民使用，全国范围内新增加的20.5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5万个被新移民填补。
而像社民分子自己承认的一样，北欧四国至今没有设置最低工资，连美国也不如。工人要想获得最低工资待遇，就必须参加劳资协调的黄色工会，否则就无法得到那些工会官僚的保护。可想而知，这对于低技能、低学历、组织率较低的工人，特别是外来劳工，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给什么人带来了最大实惠，那就是给工人贵族(工会官僚)。但，这与社民分子所厌恶的修党有何区别呢
政治上：
2013年5月26日，“持续一周的骚乱共报告220起犯罪事件，警方拘捕了大约60名闹事者，仍在搜寻其他破坏者。警方表示，参与骚乱的既有有组织的暴徒，也有一些惯犯和普通年轻人”。
瑞典民主党源自于瑞典国内的新纳粹主义运动，这个政党除了其“坚定不移”仇视移民的立场(反移民、反萨米人民族自治、反对多元文化、鼓吹民族主义)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纲
(是不是很熟悉)，该党的很多候选人都有着罄竹难书的种族主义记录。该党2005年以来机关报发行量超过28000份，2010年进入了国会，2014年更成为获得超过17%选票的全国第三大党。
同时，既然要谈政治表现，那么就不能避开历史上瑞典社民路线甚至早于苏修破产的事实：
瑞典社会民主党先是在1976年大选中失利，结束了长达44年的执政历程;1979年大选瑞典社会民主党再度失利，在1979年下台，换成右翼政府执政。不过社民党很快夺回政权。但到东欧剧变后的1991年9月社民党就再度下台了。后来虽然在1994年夺回了政权，可到了2006年又再度下台了。
而以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的转变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修党)无论以什么主义自称，只要在经济危机面前，都只会很快暴露出其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服务，压迫无产阶级的本质：
社会政策层面：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政策目标，改变过去保险费用几乎完全来自国家和雇主的做法，加大个人缴费力度，即在维持垄断资本利润和发放福利互相抵触、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选择削减福利。
外交政策层面：开始从中立主义转向“后中立主义”。1991年7月瑞典政府打破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提交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1995年瑞典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加入欧盟的同时，瑞典于1994年4月同北约签署了和平合作关系框架协议(PFP)，使瑞典可以有选择地加入到北约的活动中，打破了瑞典“不参加军事联盟”的承诺。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科索沃战争、巴以冲突等问题上开始采取沉默或者模糊的态度。即不再维持自己站在弱国一边反战的虚伪面目。
同时不出意料的是，和私有制共生的官僚主义也开始让人民怨声载道。以2004年南亚海啸为例。时值有五百多名瑞典人因此丧生，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反应迟缓，甚至在灾难发生后不久，当时的卫生部长威尔·琼森竟去度假，这就更给民众留下自满和不负责任的印象。
在16年，更是有一万名工会成员因不满工会主席努德斯特伦的腐败表现而要求退出工会[6]。
讽刺的是，甚至有人指出，瑞典左右政党特征已经模糊，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在1994年的选举中获胜，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做出改革或改善的承诺[7]。
那么，社会民主党的特色跑去哪里了呢它比右派又能多做了些什么了呢它和右派有什么根本差异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扮演着资产阶级专政政治上的代表的他们，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他们，无非就是在大选里乐此不疲地上演让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的把戏，让一切辞令和许诺只在演讲中闪耀着虚假的光芒，再让社民分子在这里虚伪地吹捧一番罢了。
这就是治理昌明的结果：仍旧对经济危机无法回避、无法脱出的现状;这要凭穆斯林才能撑起的北欧的生育率(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再生产的困难。于是引起巨大恐慌!);难民危机;极端右翼的崛起;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一再跌落，岌岌可危。
看来，苏修也算得上是治理昌明了。
鼓吹劳资协调的工会不算黄色工会，那什么算呢
而且照这么说，搞“工人自治”的前南斯拉夫更可以大吹一番了(实际上也不过是允许把持工会管理权的工人贵族更进一步上升为“集体的资本家”)——而且相比之下，显然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在企业中的“管理权”还更大一些(譬如能够招聘经理和决定对利润留成的处理)，不过前南斯拉夫也早就成为历史了。固然，资本主义的“更进一步”能为社会主义提供更多新的条件，但终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如果既想讨好无产者，又想限制资产者，那么，只能借助官僚才能做到了。第三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瑞士代表普拉廷就曾就瑞士的革命形式说过：“运动操在一批官僚手中，长此以往，工会运动永无出头之日。”所谓走革命家的路，让革命家无路可走，无非如此。然而，由官僚把持运动的结果往往就是，一切“更进一步”的斗争结果，也迟早会遭致更大的反弹，归于让步。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历史上就一直对“国有化”不那么热心，而主张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所谓和平共处。1980年代瑞典工业中的国有成分只占8%，同期法国、挪威、意大利的比例则超过20%，奥地利甚至达到40%。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连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尝试建立所谓“雇员投资基金”——也是使工会向“集体的资本家”方向进一步迈出的一步，不过却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因原有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弹而告吹。当时的瑞典雇主联合会的领袖扬言，将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这种基金系统，还组织了有7.5万人参加的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大游行[8]。于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热忱也就止步于此了。
iiii):结语：民主社会主义神话的破产，社会党现状窥
这让人不得不思索“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和分析来证明，但在这里可以简单总结了：这无非是瑞典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表现罢了。
那么不难判断，在很久之前很是兴起过一阵的“民主社会主义”浪潮，恰恰就是一种想把概念搞混的表现，反映的无非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事实上，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或褒或贬的网络文献也大多是在那个时候创作的)。而关于这点，我就不多加妄言了。
瑞典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也是有其独到之处。如果秉承寻常的“禽择良木而栖”的心态，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事实上，瑞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名声一直相当良好，各种指标都是名列前茅。它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活跃的垄断资本无疑就是其中的保障[10]。
而且也很少有国家能有瑞典这样多的工人贵族阶层。而他们，也正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历次举动，无不是旨在在增强总工会官僚的权力，而进一步地对资本和(极)左翼政党进行压制、打击。当然，和资本倒是“斗争而又联合”，对(极)左翼政党就是毫不客气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既然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就要接受资本主义弊端的一切。如果想要同时维持社会主义的福利和资本主义的利润(实质上经常会相互抵触的两者)，纵使得势一时，那也必然是无法长久的。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瑞典选择了哪边，如今的我们，也已经看清楚了。
那么，不妨再次强调一次我们的结论：现在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之皮行资本主义之实的改良主义，本质上还是和现存的诸国一样，属于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相比之下，形式民主这点做得好点罢了。但话又说回来，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无视双方体量的比较，本身也不见得就公平。
一般来说，鼓吹社民成功的人没有看到或是故意忽视的是：第一，它们的体量很小;第二，并没有考虑到外来劳动力;第三，根本上，如上文所述，这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而这特殊地位，又已经是为历史和地缘所决定了的。你让社民在亚非拉搞那一套，照样也是人间地狱。
举个例子，印度大众社会党(其党首是所谓“贱民女王”玛雅瓦蒂，该邦首席部长阿希列什·亚达夫也隶属该党)执政下的北方邦，就是闹出大量农民贱买妻子、大量农民申请自杀事件的地方。当然，大众社会党本身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它恐怕比印度人民党之流更接近社民。
而印度社民分子的表现呢
为强奸犯辩护：
戕害人民：
不知道中国的社民分子要对此作何感想呢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四处开花结果的社会党国际成员中不乏第三世界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政党。譬如正式成员中有土耳其军部马甲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从右边出发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查韦斯，顺带一提，不知为何最近还有人用他在我面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这锅倒是我们来背呵)秘鲁人民党、尼泊尔大会党等等。咨询成员中的菲律宾公民行动党、菲律宾民主社会党也是典型的反革命，与菲共激烈对抗(甚至有过武装摩擦)，菲律宾的社民分子还和托派等一起起诉过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但最终败诉)。对了，和路灯先生幻想的不同，菲律宾社民自己是无力镇压菲共的，无非只能摩擦而已(实际上也未占到便宜)。它的观察员党里还有印度人民党这种印度教教权派政党(就是莫迪那个党，近期积极推动对食用、贮存、运输牛肉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个党)。
另，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中还曾有过一个埃及民族民主党（阿拉伯之春中被解散），穆巴拉克的马甲。不知道社民分子又会怎样鼓吹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呢
所以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可以休矣。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灯上挂着的只会是无产阶级(这已经由历史范围和世界范围的实践所印证了)。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旨在在消灭阶级——对，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没错——资本主义应对经济危机，消灭过剩的产品总是顺带要消灭无产阶级的，以各种方式。而没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种寄生虫也就不复存在了。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但共产主义毕竟不是社民分子虚构的乌托邦，也只有靠所有人团结一致的奋斗才有可能达到，这是每一个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事实的人都可以通过思考和实践而明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必然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
总之，如果真的是如此渴慕北欧优渥而幸福的生活的话，还是早日移民，飞到那从摇篮到坟墓都幸福的天堂，少发表自己那充满幻想的吹捧之词并收起那点可怜的优越感为好。与旨在剥夺剥削者的布尔什维克在全球开花相比，旨在“好看地”剥削无产者的民社在全球开花才更像是妄想。
毕竟，不企图、没有能力抓住问题本质、改造社会土壤的任何主义，最终都只会迎来可悲的失败，或是北枳南橘的结局。路线错误的理论的迎来的失败是注定的也将是永远的;路线正确的理论的迎来的失败则恰恰相反，或者只能称之为“挫折”。
也正是因为如此，科学社会主义才恰恰和贵民主社会主义相反，是有着未来的学说。对于社民分子自我标榜“社会主义”的做法，用恩格斯的话来评价，就是：“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而用主席的话来评价，那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还是那句话：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3]:玛茨·哈尔瓦松：《瑞典工业化一百年》
[4]:谭鹏：《论战后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成就,经验,启示》
[5]：[[英]斯图加特·汤姆森.贺何风，朱艳圣，译.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P114)
[8]:徐崇温.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623)
[9]汪亭友:应如何看待瑞典社会民主党及瑞典模式
而“我们”呢一共根本上仍然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所演化出来的极权主义体制，“民主”和“人道”荡然无存，“尊卑上下”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过去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定程度上反了过来。农民们受到了欺骗，最后甚至遭到了灭顶之灾……
的确，至此，根本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其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我们拥护劳动者当家做主，而热爱《我们》的你们拥护资本家当家做主。
不妨让我们在此好·好·地清·算一下所谓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质，揭穿他们的谎言。
社民分子指责我国存在“尊卑上下”，那么请回答一下吧：依然存在着跨国公司、垄断资本、寡头资本、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劳动人民连最低工资也没有的瑞典有没有“尊卑上下”、“阶级差别”呢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某国现在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要说“没有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那瑞典也是差得远了，否则哪来的移民骚乱呢2005年以来瑞典民主党日益崛起的事实就抽了路灯先生的脸。而且，考虑到该党的领袖出身社民党干部和支持者多为老社民党人这一事实，我们不难发现社民党这一谎言的本质。
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和“人道”都是带有阶级性的。德国社民党议员诺斯克纵容法西斯自由军团屠杀工人、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欢迎纳粹统一奥地利、波兰社会党翼赞毕苏斯基搞独裁、匈牙利社民党头目顺从法西斯头子霍尔蒂清洗本党内部的犹太人，日本社会大众党翼赞军部统制派，这就是社民分子的“民主”和“人道”。当然，更早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立宪会议中的“社民分子”在打着“民主”的旗号恢复这一反人民（因拒绝讨论土改和国有化入宪问题而被无政府主义水兵代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组织后，愿意“民主”地将全俄罗斯的独裁大权交给一个效忠沙皇的将领高尔察克，而这个被“社民分子”拥戴的家伙则回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人民以“人道”的大屠杀。够了吧，在这些“社会主义”者“民主”地批准了“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永远失去在人民面前大谈“民主”和“人道”的权利了。只要稍有理智的劳动者，都不难判定：这些人的“民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民主;这些人的“人道”，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人道;这些人的“民主”，对广大无产阶级表现为极权主义;这些人的“人道”，对广大无产阶级表现为屠杀。这些人活着，广大无产阶级就不能活。
垄断资本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意味着上千万人的直接死亡和上亿人的间接死亡(比如二战中荷兰、东欧和俄罗斯的大规模饥荒)。如此痛恨无产阶级国家，翼赞帝国主义的社民分子们来谈一谈吧，让工人和农民遭受灭顶之灾的究竟是谁呢
或者，你们是要谈富农和地主们的“灭顶之灾”吧
可是，不集体化，无非是坐视富农、农业资本家取代地主继续盘剥贫农，放任分化的发生，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进程，让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工人们的惨剧再次上演(虽然这个时候就看不到社民分子们鳄鱼的眼泪，听不见社民分子控诉的话语了。因为他们往往被人血馒头堵住了口，吃的正香)，最终导致农村的必然衰败，缩小城乡差距计划的彻底破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完全站在了消灭阶级的反面。那么，共产党如果立场是在贫下中农一边，集体化就是必然要搞的(事实上，集体化也是促进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经之路)。如果宣传土改后万事大吉了，不必集体化了，那倒才真的算是“欺骗”了。当然，历史上的社民分子是很擅长这种“欺骗”的，但是受骗的人民也大多抛弃了他们。
这种情况下跳出来说北欧也配叫社会主义除了让你们推崇的苏联会被拉出来对比吊打一番以外，就只能增添旁观者对你们的无语和不满，毕竟也许社民党人这不好那软弱，实实在在拿出了福利国家出来，列宁派这也好那也不妥协，搞出来没一个成功的。
至于比赛所谓“实实在在的福利”，这本来就是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的笑话。某国的产业工人都还记得，80年代的某国是如何用小恩小惠收买无产阶级(其中一些福利比如顶替制度，今天在铁路系统等比较有组织的产业工人群体里还存在着)，最终在90年代用大下岗回报他们的。现在的瑞典，不也在用08年的失业潮和当下的难民危机来回报瑞典的工人们吗
不过即便比赛经济斗争成果，社民分子也属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个连最低工资都没有(北欧各国)的社会，有什么资格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恐怕连苏修都不如。
从经济成长角度来说，战后30年中瑞典的年均增长率不到4%，连西欧国家平均水平都不到，更不如苏东集团，远不如我国，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控我国让农民陷入了灭顶之灾呢
另外，跳出来的社民分子又攻击苏修的政权完蛋了，那么北欧的民社政权完蛋没有呢答案当然是也完蛋了。
丹麦的保守人民党在1981年到1994年之间执政长达十三年之久，虽然之后社会民主党夺回了政权，但力量已大不如前，进入21世纪之后又长期在野。
挪威的工党也在1981年失去政权，由保守党执政12年，到1993年才夺回。2011年更是出了一个全世界反穆志士的精神领袖布雷维克。
而至于芬兰，在1956—1982期间是中央党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执政。芬兰社民党在1946年以后倒是曾长期参与政府，不过这多少是沾了战后苏芬特殊关系的光(社民党对外赞成亲苏政策)。期间1958年党内的右派倒是发起了包括反苏的保守党在内的五党联盟，组建了卡尔·法格霍尔姆为首的短命政府——之所以短命是因为这届政府很快在苏联和芬共的压力下倒台。之后社民党就学乖了。1982—2012倒是社民上台。然而2012年迄今是民族联合党执政。
冰岛也好不到哪去。体量小于是影响力也小。2007年5月24日冰岛独立党和社会民主联盟正式组成冰岛新一届政府，然后08年就破产了。
难道北欧五国的社民党的贫乏，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
而且由此可见，民社的崩溃远远早于苏东的修党。倒不如说，民社的崩溃进一步带动了修党政权的瓦解。
当然了，社民分子大可以继续自己污蔑苏联、我国革命事业的微小工作，继续传播你们的谣言与憎恨。但那又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么多年，受到的污蔑歪曲、攻讦打击难道还嫌少么社民分子在键盘上的胆气实在是很足的，可惜却是用在厉声要求别人去革命上面;而自己却好好地端坐在家中，除了诋毁着革命者事业的营生，似乎也未有什么作为。但这也是意料之中了：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音，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声中！
首先，上来就强行进行了概念捆绑，也就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行捆绑。不好意思，不要把列宁和马克思绑在一起，谢谢。而且张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倒是要问问，什么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难不成贵苏俄/苏联那样，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了立宪会议想来大家也都知道，具体的事情，我过去的回答也说过。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其次，不好意思，是不是“捆绑”更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毫无寸功的你(社民)说了算。搬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来反对发展至今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可笑的，也注定是要和曾经的某位先生沦落于同样的可笑结局。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要谈巴黎公社，为什么不亲自去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呢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马克思本人得出的经验教训呢我翻了翻书，除了直接回击的话语，还倒是找到了社民分子的一些肖像画：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不少社会民主党人也正是这样毫不犹豫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忠诚的【友善度】呢。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级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
完全一致。同时我们也毫不怀疑：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社民分子的右翼，都会是这个姿态。
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文丐传播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
而现在的社民分子就企图要求我们相信他们的这种谎言，相信他们的资产者议员能代表无产者。然而他们当中自己就有人不信了。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些相似。
的确，对苏联和我国最低级的抨击，都不外如是。
回到正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专政，首先就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极权主义。
而恩格斯也在给1875年3月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马克思的总结：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那么再看看考茨基先生那天才般的语录!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如果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先生的话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历史。美国革命就是革命者用自己的百人委员会取代了效忠派的“民选议会”、林肯用军政府取代了奴隶主的“民选政府”，美国今天是否还在用暴力统治呢当然，还在用暴力统治，不过是资产阶级取代了效忠派地主、南方奴隶主种植园主。说白了，考茨基先生不过是害怕资本家作主、工人贵族作陪的魏玛垮台而已。他所厌弃而绞尽脑汁避而不谈的暴力，仅仅是无产阶级将要和曾经的资产阶级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并用于取代他们统治的暴力。
然而无产阶级政权要用暴力压制的，恰恰就是资产阶级。不为了什么，正是因为资产阶级要求维护私有制，维护这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而无产阶级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这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而考茨基先生却要求无产阶级避免述诸暴力，否则就是损害了“民主”，也就是说，因为不能损害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反抗，而是应该永远忍耐资产阶级的武器的批判(这个时候，就看不见社民分子的批判了呵！)和糖衣的炮弹。路灯先生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显然是将旨在维护私有制、维护资产者剥夺无产者的权力的资产者当做“群众”的。压迫、剥削无产者的资产者，原来是无产者的朋友，属于人民。然而人民是不愿结交这样的朋友的，还是社民分子自个去结交吧。对于这种表现，路灯先生所引用的《共产党宣言》又恰恰抽回了他自己的脸，我们不妨整段引述一次吧：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在当今确实仍是入木三分、深可见骨。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彩蛋：同样是路灯先生引用的恩格斯1891年《法兰西内战》序言，有这样一段话：“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Menshevik)系领袖策列铁里(NikolayChkheidze)在6月1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说这是“国家的”需要!
这无疑是和巴黎公社的死敌——“资产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梯也尔表现得一模一样。
用列宁的话来说：
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
显然，贫乏而相似的敌人恰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道天真的社民分子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只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家之言吗难道马克思就和你们这些拥护私有制的社民分子一样，只懂得吹嘘什么阶级调和吗(然而自己其实都不信，倒是坚决和“列宁主义者”斗争)
难道他们创立的属于无产者的学说，会明确地反对未来无产者的奋斗，而支持机会主义者无耻的片面摘取带来的无限歪曲吗
难道苏联的建立，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和要求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完成领导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改造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使命吗
稍微有点辨识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三大组成部分，彼此紧密联合。否定其中任何一个的基本原理，就意味着是用机会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路灯先生对此一窍不通，结果却企图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极其可笑的。
苏联配叫无产阶级专政吗
成功地镇压了阶级敌人，右派老爷，社民分子的苏联当然配;剥夺了剥夺者，建立了工人武装的苏联当然配。成功地建立了公有制，推行八小时工作制，让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从此免于失业而为自己劳作的苏联当然配;建立了计划经济，完全消灭了经济危机的苏联当然配。战胜了由社民分子的帝国主义主子豢养资助的反人类的纳粹德国，赢得了卫国战争胜利的苏联当然配。
不如反问一下，社民分子，你们有什么可“配”的呢吸着第三世界劳动者的血，两个世纪的工业积累，犹然弄成这样，坦然接受的你们还有点廉耻之心么而我们的确是不能理解你们如何坦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在历次经济危机的不断破产(还是在掠夺到了如此之多超额利润的情况下!)而迎来可耻失败的事实的。全世界的劳动者的血汗为你们北欧五国做嫁衣，结果就开花结果出这么些玩意。阶级的消亡没有影子，社民党的谎言倒是传播的很欢。
再谈谈立宪会议吧。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深深感到了谎言和话术的威能的了，社民分子能如此颠倒黑白，不得不说也只是能欺骗一些对于事实并不了解也有些动摇的群众、或者对布尔什维克有天然恶意的右派们了。由于路灯先生的攻讦几乎是全盘源于考茨基先生。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大段地引用列宁的原文，来揭示历史上和现在的社民分子从未变更过的卑鄙伎俩。
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更是直接揭穿了考茨基先生这种攻讦的无耻嘴脸：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事实证明，考茨基先生和它不成器的门徒口口声声谈的“多数”，也和人民实质上毫·无·干·系，因为孟什维克政权本来就未对实践民主做出多少贡献：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第一次(1917年6月3日)79010313%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67534351%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71043461%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123279564%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116477366%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和考茨基先生一样，社民分子也只能耍耍嘴皮子和诡辩的伎俩，再次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以小丑的姿态做出一个自我展出了。
那么，立宪会议上被社会革命党拒不提供的提纲内容是什么呢
1.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还请社民分子找出违反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主张或是《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至于后文中关于社会革命党的论调，堪称礼义廉的典型。布尔什维克的土改就是以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为基础的，你告诉我社会革命党拒绝讨论土改
我也不曾想到，社民分子居然还有颜面提及这个纲领是由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的确是堪称典型了。然而社民分子明明知道，要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看他们怎么说的，最重要的是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第一，土地纲领的提出者是切尔诺夫为代表的社革党中派。第二，社会革命党对自己的土地纲领是不能实行的，掌权的社会革命党右派的克伦斯基政府虽然口头上也赞成土改，但实际行动就是逮捕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甚至逮捕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当然十月革命后中右合流了)，此后社会革命党也在立宪会议上反对这个提纲的通过。哪怕是社会革命党自己的机关报，当时也承认所谓土改停留在纸面上，这也导致了农民夺地斗争的风起云涌。而克伦斯基政府的对策就是什么呢武力镇压：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这其实本来该是我们提出的问题。不如请路灯先生告诉我们，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会拒不通过自己所提出的纲领？人道、民主喊得震天响，真正要去做的时候，怎么就开始反对人民、镇压人民了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阶级利益面前，社民分子所有的华美口号都烟消云散了。
另外，在立宪会议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党团拒不讨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对抗苏维埃。(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社会革命党370名，孟什维克15名，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17名。社革党是第一大党团，布尔什维克是第二大党团)。而且，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两家一起解散了立宪会议。
但路灯先生也同样不会这么就甘心放弃狡辩：
你们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义出尔反尔，甚至仍然坚持"立宪会议相当于政协"这种胡说八道的说法。别的不说，您真的不觉得"立宪"和政协全称中的“政治协商"冲突!而且，你家的政协是全民普选的不成如果说苏维埃，苏维埃的主导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其结果也自然不奇怪。但是立宪会议的主导者并不是SRs(毕竟是在十月革命后进行的选举)，最后的结果反而是SRs大胜布尔什维克……啧。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第2条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很明显了。让我们完完全全地探讨一番立宪会议的性质与始末。
第一，社会革命党自己在台上时一再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在社会革命党执政时，从未被召开过也从未执行过“立宪”职能的立宪会议就是名存实亡，完全和“立宪”无关。而事态的发展也只能证明一点，立宪会议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苏维埃才代表。
第二，立宪会议虽然有“立宪”二字，但在十月革命之后，和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亲口承认的一样，未来的国家政体应当是苏维埃政权而非议会制共和国，那么，立宪会议应该做的就只是在苏维埃规定的范围内完成苏维埃交给它的立宪任务。从这一点上来说，把它和政协相提并论并不为过。所以，我才做出了1949年人大和政协并存的架空。
出尔反尔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在执政时一直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完全不去执行自己的土地纲领，反而对不满的人民进行武力镇压；承认十月革命带来的地位逆转，却在立宪会议上操纵党团（鉴于其曾经作为执政党的经历，能凭借惯性在“政协”“大胜”，并不出奇）占据优势，再次拒绝通过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拒绝承认他们先前承认的苏维埃政权的地位。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决裂，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解散了无法摆正自己位置的立宪会议。
而且再退一步说，社民分子的“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是那个“民主”地将政权拱手交给了高尔察克的立宪会议？
哦。
没想到社民分子对“民主”的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和社民分子只会抠字眼，玩弄形式的诡辩不同，我们注重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事物应起和实际起到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名称只是次要的东西(就像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要“革命”，却表现得如此不同一样)。
而最后也需要指出，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早期因其反革命活动，布尔什维克是对他们进行严厉镇压的;但在德国战败后，布尔什维克试图对不以实际行动反革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采取包容政策，允许其代表参加苏维埃选举并取得一些席位。立宪会议若是能老老实实，不继续从事其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事业，还能充当1954年政协(10.16加粗，衷心希望路灯先生不要说是我自己偷偷擅自修改的)的角色。但既然国内战争结束前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活动又猖獗了起来，布尔什维克遂最终决定取缔之，也是必然的结果。
最后，还是再推荐社民分子仔细看看自己引用的恩格斯关于《法兰西内战》所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虽然，已经做出胜利姿态的路灯先生怕是不会看到这行字了)：
毕竟，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如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为，不过是“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一直在“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坦白来说，我对这部分历史还是不熟悉的，因此还是请教了对此比较了解的同志。但这番学习的过程，这也让我对社民分子混淆是非的本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社民分子的笔下楚楚可怜的所谓“坦波夫农民”实际上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对他们的哭丧，实质上和官五、教权派对于沙甸事件的被人民镇压的教权派的哭丧，是一样的套路(而且坦波夫的规模可比沙甸大多了)。
坦波夫绿军头目简介：
缘起与经过：
坦波夫的绿军运动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富农和中农(包括新中农)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然而，余粮征集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它是由沙俄官僚拟定，由临时政府里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社民分子批准颁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只是在战争条件下继续执行了这一法令，但目的却又有根本的不同：社民分子是为了从农民手中夺取余粮去为垄断资本家打世界大战，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为了将这些余粮拿去展开革命建立劳动者自己的政权。因此，社民分子指责甚至鼓动群众来反对余粮征集制和口粮分配制度，不但非常虚伪而且非常可笑。这正如同社民老爷们自己批准预算给沙俄造出了氯气弹，到头来却发现这些氯气被布党用到自己头上，于是就勃然大怒什么“农民们的抽搐”一样虚伪和可笑。
这一过程再一次说明：尽管应该承认坦波夫绿军巧妙地迎合了中农(包括新中农)要求废除余粮征集和发展私人经济的思想，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过去巴库公社后期、外里海临时政府乃至立宪会议本身等都是如此：最后这些人(达什纳克、孟什维克等社民分子)分别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英帝国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上述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左派)背后的就是社会革命党(一般资产阶级左派)，而站在社会革命党背后的无疑就是弗兰格尔(垄断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这是一条铁律，坦波夫的绿军也不能例外。坦波夫绿军的领袖中有一些原先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譬如前文介绍的坦波夫暴动的实际头目阿.斯.安东诺夫原先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出身)，但他们的背后站着的毫无疑问是大资产阶级，这从他们的具体纲领上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因此，当他们抛出这些纲领、甚至组织起“游击民主共和国”，而苏维埃政权则提出农业税纲领、废除余粮征集制之后，绿军的领袖马上感觉其军队内部出现了动摇(证明了他们进一步丧失劳动农民的支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毋庸讳言，红军犯有不少错误。这错误主要是由红军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造成的，他们将农民整体看作了自己的敌人，采取了一些专政群众而非群众专政、把农民推向绿军一边(奥弗申科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第116号命令甚至把农村的显要人物即富农当成了农民群众天然的领袖，试图通过挟持显要人物做人质的办法迫使农民与自己合作)的错误举措（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地方苏维埃的一些同志是坚持了原则的，如1921年7月地方苏维埃下令禁止扣押儿童、孕妇和儿童的母亲作为人质）。
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当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安东-奥弗申科和剿匪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此外还有全俄契卡驻坦波夫省的代表亚戈达之流，而他们的背后则站着作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多年之后，也正是这些人试图几次利用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由斯大林领导的“列宁主义”政权。
而具体到毒气弹(实际主要是氯气)问题，必须指出，即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他于1921年7月12日发表的第0116号命令中,也没有把农民当作目标。在这个命令中，毒气弹的目标是“匪帮盘踞的森林”。当然，这个命令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在森林中使用氯气的效果无疑是很差的;由于红军化学炮兵的训练很差，至少有三次氯气还导致红军自己中毒。由于这些原因，红军后来就不使用氯气了，对农民造成的误伤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绿军本身造成的伤亡也不严重。如果说图哈切夫斯基的愚蠢命令有什么(当然是出乎他意外的)作用，那就是氯气弹对缺少科学知识的绿军下级官兵产生了心理上的打击，造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怖，从而降低了其士气。
基于对于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路线斗争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红军因此犯下的错误，主要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然而，社民分子在指责红军的这些错误之前，最好先看看自己。
坦波夫绿军不是什么高尚的组织，其具体的暴行主要有：
1.杀害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
2.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扣作人质，跟图哈、奥弗申科搞杀人竞赛(而如前文所述，而一些坚持了原则的地方苏维埃的同志并没有这样做);
3.破坏铁路、通讯线路和其他公共设施;
4.抢劫、掠夺。
请问列宁主义者们，圣彼得堡市民的鲜血好不好喝坦波夫农民的痛苦抽搐好不好看乌克兰农民的尸骸好不好吃东欧诸国人民的怒吼好不好听
对此我们应该这样作答：彼得格勒公务员和小市民的鲜血在社民分子眼里肯定没有柏林工人的鲜血好喝，坦波夫富农暴徒的痛苦抽搐在社民分子眼里当然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贫农的抽搐好看；乌克兰农民和犹太工人手艺人的尸骸只能留着给你们中央拉达和督政府的社民分子吃，东欧诸国（比如波兰）人民跳楼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对你们这些瓜分人民财产大搞私有化的社民分子（还是修党变来的）大概特别好听。当然了，上述这些对社民分子来说，统统不如他们翼赞的两次世界大战里劳动人民的鲜血（抽搐、尸骸、怒吼）好喝（好看、好吃、好听）。
但社民分子又有了新的“顿悟”：
在大陆的KMT视角下，贵党也只不过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罢了。坦波夫"富农"真是让我顿悟了，我怎么能忘了，贵派再熟悉不过的扣帽技巧呢!不过还是得说一下，坦波夫这地方的富农还真是多。至于后文，不好意思，光是乌克兰农民的量就够大了。而且死在30年代的乌克兰农民，怕不是给中央拉达的人，而是给贵派人吃的。
首先，布尔什维克在全盘集体化之前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力一度很差，这段时期，宗族势力、教权派、别的什么东西(哦，在国内战争前后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都可以凭借富农领导不觉悟的劳动农民各自为战。
其次，正如KMT军队的大部分士兵也是劳动人民出身，但这不妨碍KMT军队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话说就是，“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绿军的具体人员构成不等于其阶级属性。尽管身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受到社民分子这种资产阶级仆从的撺掇，带着统治阶级的高度自觉去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战，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大开杀戒，身体力行“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这就是支持世界大战的社民分子的实际作为)的“无产者”，难道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乃至人民的利益吗难道他也配称作“无产者”吗纵使按经济地位的划分，他的确是无产者;但按政治身份的划分，他却是资产阶级的武器，是无产者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如是而已。而戕害人民者，天下共诛之，也算是常识了，否则法西斯分子和教权派怎么会人人喊打呢(虽然帝国主义倒向来不怎么乐意去打)当瑞典的底层教权派袭击瑞典人民的时候，难道就因为他们同样受过了资产阶级的盘剥，经济地位属于“无产阶级”，于是对他们的镇压，社民分子难道就要为此抹一抹眼泪，因此控诉瑞典“暴政”对“人民”、“无产者”的屠杀吗？绿军的作为是什么样子呢？
最后不妨摘录一点尤·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中关于国内战争期间绿军(也包括马赫诺分子)暴行的材料：
社民分子口口声声地说要用行动来辨别是非，结果自己又机械地玩起了文字游戏：看，共产党镇压贫农，戕害人民!是的，反对贫农、屠杀贫农的“贫农”，背叛人民、戕害人民的“人民”，我们是要坚决镇压、戕害的。正如你们的“人道”和“自由”，自由主义者的“人道”和“自由”，帝国主义者的“人道”和“自由”，法西斯分子的“人道”和“自由”，概而言之，戕害人民的资产阶级的“人道”和“自由”，我们一定是坚决反对的。
而大饥荒的问题或许需要很大篇幅来说明，在这里只能暂且简单谈谈。1930年代初期苏联有过大饥荒不假，不过饥荒是平均分布的，岂止乌克兰一家，单独把乌克兰拎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其次，当时有天灾发生。最后也是关键的，全盘集体化前后的苏联面临着“事实上的国内战争”，富农匪帮的暴动(姑且不论其它各种破坏活动)遍及全国，其口号是“一磅粮食也不给苏维埃政权，让所有运粮的火车都翻车”。既然是战争，那么账还是要算在富农匪帮头上。
社民分子无力也不敢从正面为社民分子在历史上扮演的走狗角色辩护，只好又玩起了倒打一耙的把戏。
1926年波共右倾领导者为了跟社会党搞统一战线支持了社会党的总罢工，间接翼赞了毕苏斯基，这毋庸讳言，但是这一行动在当时就被斯大林否定，事后波共领导者马上被解除职务(五月错误)。
顺便在这里谈谈波兰社会党的始末。它一直翼赞毕苏斯基到1928年，1927年5月波兰社会党主流派转向反对派，但党内元老继续翼赞毕苏斯基，1928年瑟马选举后元老派被开除出党建立亲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老革命派)。1928年瑟马选举之后，又与毕苏斯基的萨纳奇政权闹翻，1929年联合波兰人民党(解放派)、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派)、国家工人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反萨纳奇势力组建了中左连盟，但遭到镇压(布雷斯特审判)，在1930年瑟马选举后解体。1935年和1938年波兰社会党抵制了瑟马选举。1939年5月波兰社会党试图与萨纳奇和解，但失败。
总之，五月政变时共产国际分明是反对的，然而现在社民分子反而倒打一耙不得不说，我的想象力真是快被社民分子征用干净了(10.8)——然而现在(10.15)这句话我要收回，因为路灯先生的反驳又突破了一次我心中的底线。面对社民分子，对想象力的总动员的确是为时太早：
我也不打算辩护。因为在1930以前，萨纳齐政权根本就谈不上法西斯。当然了，鉴于其一贯熟练无比的扣帽技巧，这些恐怕也都不是问题了。
社民分子自知理亏，只好说什么“不打算辩护”“鉴于其一贯熟练无比的扣帽技巧”，想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只要这个帽子一扣过来，我说什么自然都是“扣帽技巧”的表现了，于是都不可信了。
路灯先生，哦不，社民分子要警惕啊，万一哪天路上什么人突然变异成法西斯僵尸，那该怎么办呢!
这种“白马非马”的把戏姑且笑笑也罢。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路灯先生做出“不屑置辩”的高傲姿态之前，实际上是有做出“辩护”的，这种嘴脸，就和那些正在进行着对无产者单方面阶级斗争的资产者老爷一样，自己明明在进行着阶级斗争，通过剥削无产者得以享受金迷纸醉的奢靡生活，却告诉穷困潦倒的无产者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不要再提了。
而且手段又还是一个套路：用一句“扣帽子”就撇开了一切指责，说的好像“翼赞帝国主义”只是“帽子”而已(“阶级斗争”不是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捏造的概念！)：
简直让人无语。为了摆脱这个话题，路灯先生连最基本的历史知识都完全不要了：
维尔斯说什么话重要吗社民分子不是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的法案照单全收吗？
殖民就是人道！
屠杀就是正义！
自由就是普鲁士政变！
社会主义就是给容克地主的庄园提供补贴！
1932年总统竞选时，德国共产党人喊着“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的口号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时，维尔斯在哪里兴登堡上台后的倒行逆施为希特勒上台(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希特勒，还可能是施莱谢尔或别的什么人。事实上施莱谢尔的短暂执政期间不是没有做出依靠社民党和以施特拉塞兄弟为代表的纳粹左翼的尝试，然而他的政权还是很快倒台了)奠定基础的时候，维尔斯在哪里纳粹上台后的1933年1月，当德国共产党人要求与社民党一起组织总罢工（就像卡普政变时一样）反抗纳粹时，维尔斯在哪里当国旗团坐拥十万武装人员而决定解散时，维尔斯在哪里
当然，在德国社民党当时的宣传画里，里面值得玩味的三个箭头就很能体现它的实质了：
社民党主张反对台尔曼，反对希特勒，反对巴本。然而巴本本身就没什么人望，但是为何社民党不敢抨击巴本的后台兴登堡这个最大的君主主义者，还要投他的票呢
醒醒吧，社民分子。这无非证明，德国社民党领导集团是不过是反纳粹不反法西斯罢了。纳粹的政党法西斯专政和国防军军官团的军部法西斯专政没有本质区别。日本社会大众党在二战中也是支持军部统制派搞大政翼赞的。如果硬要说拥护大资产阶级专政不叫翼赞帝国主义，那无非就是在说翼赞帝国主义不叫翼赞帝国主义。
另，查了资料的我才发现，社民分子一再引用的奥托·维尔斯其人，本身就是对纳粹绥靖的领头人物。真是不知道为什么社民分子居然会反复引用这种人的语录
虽说不能因人废言，但在这里，我还是不由感到有些细思恐极：
纳粹上台后，奥托·维尔斯作为当时社会民主党中央多数派的代表人物，一再反对社民党内部基于褐色恐怖加剧提出的开展地下活动的建议，企图在纳粹德国继续充当所谓合法（！）的在野派，甚至还力图撇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的关系，并就外国社会民主党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抨击提出了交涉，为纳粹分子的暴行辩护，同时声称当时外国报刊对纳粹暴行作了“夸大”的报道。用他1933年3月23日在国会演说中的话说就是：“我们既没有向巴黎请求干涉，也没有把几百万钱转移到布拉格去，也没有向外国发布夸大事实的消息。”“今天德国的情况常常被人们用粗野的色彩来描绘，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总难免有些夸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纵火案业已发生，德国共产党亦被取缔，纳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日益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也面临着镇压）
同时，他还表示拥护希特勒政权的外交政策：“总理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德国享有平等地位的外交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特别表示赞成，因为我们向来就在原则在如此主张的。”(当然，这一点可以用反对凡尔赛条约为其洗地，但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的平等地位能是什么呢？不过是和老牌帝国主义“平等”地商讨瓜分世界的事宜的地位罢了，结果还是要因为分赃不匀而打起来的)
1933年6月19日，掌握社会民主党领导权的右翼领袖们为了保住合法地位，又将所有“犹太籍“党员踢出了中央委员会，同时还表示不同意那些流亡在国外，但仍是社会民党中央委员的委员们反对希特勒的言论。
然而，即使表现成这样，纳粹还是不肯放过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将其取缔了。
对此，除了纳粹分子的穷凶极恶，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阶级社会里，绥靖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放弃斗争等同于自杀。要求别人放弃斗争等同于谋杀。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一直顺从法律，死守着所谓合法地位，无非就是对任何统治阶级都卑躬屈膝，请求投降，让他们为所欲为。
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就是把话说的如此漂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的人的所作所为;这就是鼓吹“阶级调和”的人的所作所为。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一定不要被任何华美的口号所蒙骗，一定要观测他们的行动吗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在更早以前，马克思就曾在巴枯宁把废除继承权说成是社会革命的起点时严正指出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这句话用在社民分子身上，也同样适用。
在这里，还请社民分子继续坚持历史上社民分子从来没有“翼赞帝国主义”，完全是我们“歪曲历史”的观点。在现在，您越坚持您的观点，无非是越发证明：为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抹黑无产者的革命政权，拥护私有制的社民分子是会连多么差劲、堕落的政权、人物都是能鼓吹一番的，也是会必然和诸多右派走到一起暴露阶级本性，在这种事业上面互通有无的。
我想，社民分子如此轻描淡写地将社民分子翼赞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孽全部转化为这种投降分子的一句空洞的话语，就这么把责任单单视作随时可以“不要”的“锅”，并将之推卸得一·干·二·净的行径，的确是要和我们为了考证社民分子的诸多污蔑(坦波夫叛乱、立宪会议，五月会议……)时做出如此详尽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这无非证明一点：社民分子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共产党人，而向大资产阶级和它们的军官们献媚。凭借历史上资本主义诸国社民党的表现，换来一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评价，完全不算污蔑。
(当然了，社民先生一直坚称这种工作除了“不值一驳”就是“诡辩”，而且还“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评价都是“扣帽子”，而且“数不胜数”)
到底是谁是在诡·辩，是谁在用事·实说话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对这些对革命者的指责和污蔑避而不谈，反而是一直在认真地收集多方资料，做出解释、澄清，用事实证明。反观路灯先生，除了反·唇·相·讥和这种回·避之外，什·么·也·没·有，还是一再地用空洞的词句文过饰非，和社民分子在历史上的作为一模一样。
然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愿做叛徒。或者像路灯先生说的漂亮话也着实不错：“事实胜于诡辩！”
那么，再看看自称左派的社民分子的签名，就颇有讽刺意味了：高く立て赤旗をその影に死を誓う卑怯者去らば去れ我らは赤旗守る（高高的举起这面红旗，立下庄重的誓言；卑怯者趁早离开，我们将誓死捍卫红旗）
这首被英国工党用为党歌的《赤旗歌》，直到布莱尔时代才被废掉。为什么呢因为工党已经改了党旗和纲领，“降下了红旗妥协又投降，向资本屈下高贵的膝”，和歌词相对比实在是太丢脸了，这还算是一种自知之明。
毕竟，《赤旗歌》的开头部分就唱过：富者にこびて神聖の旗を汚すは誰ぞ金と地位に惑いたる卑怯下劣の奴ぞ（红色的旗被举起后弃之，这就是金钱与地位所诱惑著那卑鄙又无耻的人们所做的）而请问，从未拿起过红旗，反而一直致力于反对红旗，翼赞为资本服务的政党和主义的社民分子，您用着这样的签名，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不管社民分子是不是感到了害臊，目前的他倒是不用这个签名了。这算是好事。毕竟，人不怕羞，事情就难办了。
vi):左派和右派的合流？不存在的（社民除外）
嘴仗中，社民分子还算是通过亲昵地送给了某位先生这一彻头彻尾的右派一个冠冕堂皇的“三民主义者”(很难想象在21世纪还能看到这种笑话)的称号的言行，默认了“合流”的这一事实。这种态度，委实不得不让我感慨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位先生的表现如何，想必不消多说(笑)。社民分子甘愿去做一名“逐臭之夫”，同样也不出乎我的意料。
这也算是致敬了一次历史：中国的社民倒还真是和国民党有过合流。张君劢的中国民社党就是天朝社民的鼻祖(当然，这个党的背景比较复杂，社民分子不一定认)，后来这个党的结局众所周知——解放战争中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一起翼赞国府，结果被民盟开除，最后跟着国民党跑去宝岛了呢。
而路灯先生放出的链接也恰恰证明了他所批发的帽子的廉价——在那里，恕我直言，我更是没看见什么“列宁派”，有多少我的“同志”的，这样的扣帽子技巧，我只能评价为贫乏。我是不知道，路灯先生在这里是看到了什么样的“围剿”这种指责，我只能说是“没头脑”。
事实就是：从来就不可能有左派和右派联合起来对社民分子的“围剿”。或者应该这么解释，如果社民分子非要认为右派流于现象从右边的批判和左派抓住本质从左边的批判都是一个性质的围剿，那也只能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反对社民/民社=不民主!对此，我也只能评以“不高兴”。
事实已经证明，反倒是社民会和右派走的更近，在反共的事业上互通有无的。在攻击别人以前，还请看看自己。
看来路灯先生以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代表了苏联和纳粹德国“媾和”的铁证。
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是对英法拒绝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回应罢了。此前苏联已经对英法一度表现过了最大程度的善意，仁至义尽。显然，路灯先生只许英国为了资本家的利益选择绥靖，出卖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而不许苏联因形势所迫，做出避免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尝试，维护无产者的利益。事实上，日本和德国都一直对苏联极度痛恨，虎视眈眈。尽管和帝国主义国家是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但苏联自然是一直愿意和帝国主义国家做出一定的联合，将最为疯狂的法西斯彻底埋葬的。但我们不禁要问，一直在阻挠这种联合，企图祸水东引，构建反苏统一战线的到底是谁呢始终没有表现出诚意的到底是谁呢1940年计划轰炸巴库的是谁呢在指责苏联和纳粹德国“媾和”(原来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贸易就是媾和了，那英法美为了反苏起见对德国的扶持、大量的资本输入算是什么呢)之前，最好先看看社民分子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社民分子要怎么谈英国当局一系列直接出卖中欧国家的绥靖主义闹剧，要怎么谈他们的英国工党在1931年—1939年参与地民族团结政府期间，英国跟德国有多少勾结的事实。我只知道，苏联毕竟没有把波兰大使招到莫斯科，勒令他将国家献给希特勒。
最后以对路灯先生胡乱借用的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批驳为例，谈一谈上层建筑的路线斗争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克里米宫内现在正忙于颁布一部新宪法以代替旧者……从此以后，选举的单位不是工厂，而是个人，每一个人将为自己而选举。一旦「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只有法院才有权剥夺个人的选举权。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中采取来的……——托洛茨基《论苏联的新宪法》
托洛茨基的理论极端荒谬。
首先，斯大林时期苏联选举的单位仍然是工厂、集体农场等，1936年宪法(也就是托洛茨基所批评的这个社会主义宪法)只不过是将原来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原来是工厂工人选出工厂苏维埃和市苏维埃，然后这些苏维埃去选出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则改为工厂工人可以直接以工厂为一个单位选区，选举州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等等。至于在这个工厂内本身的投票，难道十月革命时就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吗即便是间接选举，最基层的苏维埃也必然如此。那个时候人民不也是“为自己而选举”难道这就意味着阶级的瓦解这完全是把个体跟集体对立起来了。而且按照托洛茨基的这种谬论，今天中帝的选举还是间接的，难道人民就是为本阶级在进行选举嘛这实质上又是一种对形式民主的崇拜(只不过跟当代红皮自由派对一人一票膜拜不同罢了)。
其次，苏联在1936年(托洛茨基所称该宪法颁布时)宣布实现了无阶级，当然是斯大林的一个错误了。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就意味着人人将为自己选举，这就非常荒谬。难道在托洛茨基眼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没有选举还是那时人民将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进行选举呢
最后，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存在阶级，可不是出于要消灭这些阶级的动机。相反，他是要竭力保持过渡状态，维持新旧剥削阶级(富农、耐普曼、外国资本家甚至旧地主等人)的存在，同时对他们(其实也不止他们，包括一切非国营的经济单位)征收重税来兴建更多的国营工厂，“利用这些人来积累工业建设的基金”。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受到了多少剥削，这会不会导致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被新旧剥削阶级奴役的无产阶级，会不会导致导致国民经济基础改变，会不会导致阶级力量对比变化，他都是全然不管的。事实上，伴随着这些新旧剥削阶级的崛起，国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势必发生改变，江山一定变色。不过，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国际上试图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体系的附属国而在生产单位内推行非党化、洗刷工会和劳动军事化的主张，他当然不会在乎这一点。
布哈林也要竭力保护这些新旧剥削阶级存在。但他和托洛茨基不同，主张“发财吧”，也就是进一步对这些人减税，鼓励这些人自由发展。
简而言之，托修和布修都是走资派。只不过前者从外因论和唯生产力论出发对完成所有制改造持万事推明日的态度，后者干脆公然主张富农和耐普曼“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所以路灯先生以工人出身的首相为例，企图证明他代表了无产者的权益无疑是可笑的。转向新自由主义也叫维护无产者的权益，掩耳盗铃也不至于如此。就像同样是工人出身的赫鲁晓夫，上台后的作为是在工业领域大搞扩权让利，推行利润挂帅，允许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买卖，乃至授予工长、工段长在经车间主任批准后解雇、处分工人和确定工人工资等级之权等等;同时对集体农庄也搞起了“利润挂帅”，并允许其“自订生产计划”，实际上以商品订货合同取代原先国家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集中统一的计划领导，在农业领域实行资本主义的买卖原则;同时大肆撤换工农干部……其行动就证明了他是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对公有制的破坏，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随后苏联蜕变成为了社会帝国主义也不奇怪了。
当然要指出，这种转变还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所谓“必然变修”，无非是拍脑袋想出的空话。有文化大革命，也有揭批查运动，胜者才能决定政权的性质。至于社会民主党这种完全堕落而少有斗争(如果可耻的投降也能算是斗争的话)的转变，无非是证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不足以激化到互相消灭的地步罢了。
但对此，社民分子像是没有看懂：
我所反驳的，乃是所谓的"大资产阶级独裁"。在一个“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出来一个工人首相。这独裁看来玩的不好。
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大资产阶级独裁”。再强调一次：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在瑞典这一“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里的所谓“工人首相”，早已背叛本阶级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正如赫鲁晓夫同样背叛了本阶级，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一个阶级的独裁，和一个政治代表的身份有什么必然关系呢？不过当然了，既然抛弃了阶级分析法的路灯先生能说的出“因为在1930以前，萨纳齐政权根本就谈不上法西斯”的昏话，对此故作不知，也是情有可原。
在这里不妨谈谈一位新“朋友”(谈了一会，“求同存异”地互关了，然而结果还是被互相恶心到了，随后写出回答自称心水“马克思主义”而嫌我“恶心”)所批判的流氓逻辑吧：
中、俄两国的红色政权，自然是有功有过，甚至是功大于过。然而这群所谓「左派」的逻辑是什么呢功都是他们的，过都是修正主义者、反革命的，或者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实在是一种百用百灵的流氓逻辑。从他们的行为中，可曾见到一点反思的意思呢一点没有。既然如此，就不要惋惜在中、俄两国被堕落的统治集团自己和人民共同抛弃的命运了。当你们把你们放在人民之上时，就再也没有资格谈进步了——你们自己就是进步，你们垄断了「进步」的话语权，那么真正的进步就是把你们打倒。
看起来这位“朋友”是“明白”我们全文的逻辑的。
那么，这一逻辑到底是不是流氓逻辑呢首先要明白：路线斗争，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拥有国家机器，可以改造经济基础，这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路线代表了政策，而政策的实施必然涉及阶级利益，会影响到阶级力量对比，乃至左右政权的稳固程度和性质。
而上层建筑里，一个政党，作为一个利益共合体，不像这位“朋友”的幻想，从来就不是没有斗争的一个整体，里面除了革命者，必然也有投机者和伪善者，如同主席当初所说的，10%到90%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但革命者的正确，只能通过实践与和投机者的斗争来证明、维持。在上面以托洛茨基为例的批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这位“朋友”却认为，革命者维持自己的正确的方式，是犯了错再找人背锅，将其他人踢出革命队伍!也就是说，认为「左派」是一个机械而统一的整体，同时要求革命者对不属于他们的过错负责。这不过是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行径，看起来中肯，而实质上也还是对一切革命运动的反对。说白了，就是“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进步，什么都要，但就是不要阶级斗争”的同义往复罢了。
不过说起来，原来现在的中俄政权在他心目中代表了“真正的进步”，和我的一番交谈，不过是想听到我的“反思”与“忏悔”。这样来看，我们其实本来就不用多谈什么了，毕竟，我们“求同存异”存下来的“异”完全就是原则性的“异”。那么，随后的他会和田中氏一样，气急败坏地大骂“资本主义比你们要好一百倍!”云云，也不奇怪了。这种气魄着实让我觉得，垄断了「进步」话语权的其实反倒是他们呢。虽然也不奇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一百倍”，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常识”。
当然了，这种空无一物的口头上的指责我是见得多了。路灯先生提过的“批判而无更好方法”不外如是。虽然路灯先生的更好方法就是维护私有制，以翼赞帝国主义为目标，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我们的更好方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目标，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这位“朋友”除了“恶心”也没什么了，虽然实质上，既然他两个都讨厌，两个都不选，无非就是希望维护现状罢了。
但是，我要说——
在如今和未来，这个充满斗争的阶级社会里，不是红色恐怖就是白色恐怖，这是无法选择的事实。恶心与否，都是不得不要接受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进步与反动，二者必居其一。
而对于无辜者，即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一直认为他们是极其不幸的。而在白色恐怖里他们受到的冤屈和无能为力，也正是我日益走向激进的原因。然而无论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里，他们总会是数目最多的受害者——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一切政治斗争，必须要让他们主动介入而不是被动卷入，才是止损的唯一正确而长远的方法。必须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也要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且要让他们认识到，所有人的利益所在，就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只有这样，才能有进步的希望。
如果非要说革命者有什么过错，那就一定是斗争的不够，没能把握住主导权。毕竟，能垄断「进步」的话语权的，当然就是凭借着进步的人民支持走在最前面的无产者，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怎么可能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呢怎么可能还敢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而且我看，尽管在网上很多人故作谦虚，不敢自称能代表人民，但每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反对他人的时候都是暗含着这样的观点的。显然这位“朋友”也不能例外。
既然每个提到「人民」一词的人，必然是想代表人民的，那么谁真正代表，而谁不是，是要从言行来判断的。如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很好，那么请在实践之中检验吧。
而能否代表人民，能否垄断「进步」的话语权，其实是在问——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什么
多余的话，我也不想再说太多了，毕竟这个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也已经被证明过了，要么拒绝相信而倒退，要么就接受着她的遗产前进，如是而已。
事在人为，而且也是将越来越可为的。
这位“朋友”又更新了一段。
我所批判的流氓逻辑是什么就是将自己派系实践中所有不光彩的例子开除出党的行径——如果你们非要这么说，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朝代粉固然可笑，然而谁曾经见过朝代粉把某个、某几个昏君开除出自己粉的那个朝代的呢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器，难道不是从1949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是从谁手里凭空变出来的咯发动大规模的恐怖和堕落为寡头政权，其本质是相同的——华先生口口声声说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选出剥削者，然而是谁堕落成举着消除剥削的名号剥削压迫劳动者的政权呢
必须指出，所谓“朝代粉固然可笑，然而谁曾经见过朝代粉把某个、某几个昏君开除出自己粉的那个朝代的呢？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器，难道不是从1949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是从谁手里凭空变出来的咯？”是十足的诡辩。
很简单，第一：历代皇帝都是同一个阶级，而党内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恰恰不代表同一个阶级。
第二：现在的国家机器是如何“变出来的”是揭批查、是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的大规模肃清，从量变到质变的改造——才让新的国家机器“变出来”的。“从1949年一直流传到今天”是十足的荒谬逻辑。按照这种荒谬逻辑的话，因为红军来自国民革命军、人民政府留用了旧政府的官僚(“包下来”)，1949年的国家机器岂不是国民政府流传下来的依此类推，现在的国家机器何止是从1949年流传下来的呢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从殷商流传至今的。当然，如果这位朋友如果能理解什么是“量变引起质变”，现在也应该不难明白这种荒谬所在。
国家机器的存在，即上层建筑用来改造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不是谁变的，本就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功劳，是由生活于同一个社会的所有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一同创造的。但它的性质却是由统治阶级决定。国家本身就是暴力，主要组成成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发动大规模的恐怖和堕落为寡头政权，其本质是相同的”，也无非是一种不明所以，看清不了实质的指摘。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无视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阶级斗争，阶级的胜利与消亡和其中的变革，陷入形而上学了。
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我们明白我们所说的概念下面存在着的事实，也不愿做什么政治骗子。我们也一直都是在要求诸位能做出这样严肃而认真的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被华美的口号所蒙蔽了双眼，要看透其中的阶级利益所在。这个观点，我在这篇答案里也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很多次了。
总之，必须要指出：无产者的用来巩固新世界的红色恐怖并不是他们失去政权的原因。就像资产者一直用于维护旧世界的白色恐怖也从来没让他们因此失去政权，恰恰是阶级力量的对比转换、专政的不稳固导致了统治阶级失去了政权。而这本质上，又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再生产问题，即权力的交接问题。仅仅得出“因为专政就必然失去政权”的空泛结论，无非只是“存在就是要灭亡”的错误延伸，走到了虚无主义。但是，阶级社会必然也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终结，反复的治乱循环也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终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事实。
最后，再次强调，我们从来都不隐瞒这样的观点：
一个政党代表了谁的利益，除了要看其中的成员的阶级成分，而最重要的，也是要看他们的主张和践行程度。而他们的主张的分歧，即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马列毛主义向来承认本党内部有敌对阶级的存在，这恰恰是光明正大的表现。内部有敌对阶级存在却不承认，这叫讳疾忌医。而共产党是社会政治组织，是一个以马列毛主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为生命的有机体，当然会有新陈代谢的“废料”要排出，更可能会有社会上的、来自敌对势力的“病毒”侵入党的肌体，清除这些“废料”、“病毒”，就是“整党”甚至是“重建党”的过程。而只要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如果他不是存心找碴，都不会因为别人正常的新陈代谢或在患病时的求医问药而责备之，指责其“否认废料/病毒是其肌体的一部分”。而指责“堕落”是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革命者的过错，完全是一种卑鄙而不负责任的行为。事实上，自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以来，激烈的路线斗争已经发生很多了。而路线斗争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对主导权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旦党内资产阶级夺取了领导权，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并消灭、分化了反抗的无产者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也是必将逐渐消散，又要从头再来了。那真正的进步，也就无从说起了。
固然，说了这么多，在这位“朋友”眼里，我们作为“异端”倒是已经不配为人了;但是，我们对于“异端”的态度，倒一向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实比我们能起到的教育作用无疑是要大得多。旧有的成见逐渐被抛弃，改造社会的诉求越发兴起，进步取代反动，这是历史上无法阻止的走向。事实上，我们的活跃也不过是这种走向的极其微小的反映罢了。
而历史的走向如何，从来是大多数人决定的，革命先锋队恰恰只是这“大多数人”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其先进的一部分。把先锋队和群众对立起来，将先锋队开除出人民的把戏，很无谓，也可以休矣。这无非是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主张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行动是为人民服务，结果他们不能代表人民。这样的不辨是非，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如果我们还愿意以进步的人，像历史上站在左侧的那群希望能代表人民的人一样，以所谓左派自诩，那么还是请相信人民，也相信自己。“可胜在敌，不可胜在己”，我们向来是深信不疑的。即使到头来无法进步到足以站在人民前列的程度，那么至少紧随他们的步伐，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