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学的中国源头——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概念辨析
诸玄识、郝晓彤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欧洲文明史察疑》（2021年8月）
【编者按】：经过若干年西史辨伪，人们不断获得新知：原来被视为西学范畴的科学革命、数学几何、天文历法、哲学文学、文字雅言、政治制度等，都有着中国渊源。
一、引言
大学教科书所描述的世界历史，源出于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知识体系，经济史的部分也不例外。假如抽掉西方伪史的内容，重新审视西方历史，就会显露出异常清晰的历史本来面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近代以前的欧洲作了如下描述：
一、重商主义概念的起源
什么是重商主义
欧洲开始走向世界时，采用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方式。然而当时并没有“重商主义”一词。欧洲所谓“发现新世界”的航海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都有其海盗渊源。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欧的流传，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富裕的国度，就成了原始、野蛮、贫穷的欧洲人心目中的天堂。西班牙“发现”西印度，葡萄牙寻找东印度，荷兰接踵而至，西班牙远征菲律宾，以及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都是以寻找、征服中国为动因的。甚至欧洲各国所设立的多家“东印度公司”，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也以经略、蚕食中国为最终目标。总之，欧洲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其唯一目的就是寻找、抢劫中国并向外开拓殖民地。
“地理大发现”的动力——寻找中国
“正是亚洲的吸引力导致了在1492年之后西半球‘新’世界的‘发现’及其被纳入旧世界的经济和体系中，导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绕非洲航行之后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继续积极地寻找另外一条经由西北航线绕过或通过北美——以及向东通过北冰洋抵达中国的途径。”5“有关大西洋贸易的文献极其浩繁，远比关于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的跨（环）非洲—欧亚贸易的文献丰富得多。但是，这些文献大大忽视了美洲继续作为前往亚洲的中转站这一角色的巨大吸引力。继续探寻前往中国的西北通道，这种努力决定了加拿大历史的许多方面，而加拿大也被视为一个与同样为中间站的美国互补的平行通道。迟至1873年，加拿大托利党的一份报纸还对一项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的合同表示欢迎，因为‘它用最短的路线和最便宜的运费给蒙特利尔带来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贸易’（Naylor1987：476）。”6
哥伦布的航海——“印度”（指称中国）事业
“印度事业（LaEmpresadelasIndias），如哥伦布后来所称道的他的事业，简单来说就是向西航行到达印度（亚洲）。这是其目标，其他一切念头都附属于这个目标。他希望抵达‘印度’时通过贸易或征服得到黄金、珠宝和香料。”7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本身就是海盗行为
“1495年2月，哥伦布让12艘船回西班牙为他运他急需的补给。哥伦布带给西班牙宫廷的那些表功的消息，以及他的伙伴的描述，证明这些向往新世界的西班牙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抢劫、暴力和占领。哥伦布对新时代的贡献固然巨大，但是他的这些报告依然令人毛骨悚然。他给被遣返西班牙的人一些抓获的野人和从野人手中换到的黄金，他以此为诱饵为自己换取马匹、牲畜、绵羊和各种食品。他还说，把岛民变成奴隶，让那些野蛮敌对的加勒比人因毫无人性而受到惩罚是天经地义的。他鼓励商人把货运往古巴。商人们在那里可以用商品换到伊萨韦利亚人，让他们作自己的奴隶。哥伦布迎合西班牙理财家的贪心，因为还可以抽取从这个岛运往西班牙的这些商品的税。”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早期西班牙、葡萄牙的探险者身为海盗，自不必多言，紧随其后的荷兰、英国也不甘落后。例如，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英格兰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海盗事业，国家为海盗船发牌照，批准其从事海上劫掠营生。于是，欧洲那些从事贸易的商船纷纷自卫，“为防海盗而加强武装，结果反倒又助长了海上劫掠风。因为每艘商船都配备武器自保，碰上收益不足而又有机会可劫掠他船以补足收益时，每一艘船自然而然立即变为海盗船”9。
重商主义的强盗逻辑——武力+贸易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贸易与武力侵略是伴生的一对搭档。武力侵略可迫使君主同意向外开放港口。欧洲人对开拓亚洲贸易的热望促成了他们征服新大陆的行为，并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亚洲沿海国家；通过征服新大陆获得了足够的白银，使其得以开展同亚洲的贸易。欧洲在美洲殖民地的数量不断增加，又为欧洲与大西洋间的贸易提供了条件，西非、欧洲及美洲由此被紧密联系到一起。贸易的发展导致了武力征服，而武力征服又促进了贸易发展。
美洲金银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初始条件
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初始条件。其逻辑是：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及随后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依赖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兴起；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体现在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统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势力。随即，国家性质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为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结果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融合；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新兴阶级，是18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10
重商主义的历史实践——环球殖民
图2雕版画《奥提那人如何处理那些被杀的敌人》
重商主义概念
“重商主义是16—18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它主张应由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以便削弱竞争方国家的实力。它是政治上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的翻版。重商主义者们（英国的托马斯·曼和斯图尔特、法国的J.B.柯尔贝尔、意大利的A.塞拉）从未使用过这一名词，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使用后，这个词才流行起来。重商主义包含若干原则：
图3《国富论》封面
重商主义的本来含义是强盗掠夺的意思。重商主义并不是商业，而是暴力抢劫，强买强卖。到18世纪，相对于重农主义概念，亚当·斯密给这种海外征服行为起了一个名字，美其名曰“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影响巨大，尤其是他在成名作《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中的一些观点（首创GDP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
重商主义只认货币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最初的经济学说。它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两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对什么是财富和财富源泉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认为货币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要使国家致富必须增加货币。”15
新大陆最早以可可豆为货币“事实上，可可豆非常珍贵且稀有，以致被拿来充当货币。阿兹特克经济大部分以面对面的实物交易为基础，因而可可豆代表着迈向货币化的重要发端。可可豆有时有仿冒品，证明了可可豆的确被视作一种货币。根据第一任西班牙总督的说法，空可可豆壳塞进黏土，看起来‘和真的没有两样，有些豆子品质较好，有些较差’。“以树的果实当货币，听来或许荒谬，但事实上，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中部沿用这传统数十年，在中美洲部分地区更沿用了数百年。在18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总督仍用可可豆当钱买东西。天主教修士是将可可豆引进欧洲的最大推手，而有些这类修士更曾建议西班牙也以可可豆为货币。”16由此可见，以贵金属为国际贸易的货币并非天然首选。
国际贸易货币的起源
亚当·斯密说：“在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交换的媒介，印度沿海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17人们由于感觉到不方便，于是开始了使用金属货币。“各国使用的金属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18亚当·斯密说的一切富裕商业国指的就是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
白银的需求来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
“白银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全球贸易中的作用很早就得到重视。芬恩（J.K.Fynn）和吉拉尔德斯（F.Giraldez）的新见解是：16世纪，4个大陆间稳定的海上路线连通后，能够解释全球市场的创立的，正是白银市场。16世纪末，中国是这种金属的主要买主，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以及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主要的供应地。”19“15世纪，中国开始用白银取代贬值的纸钞和铜钱，随之引发深远的效应，影响遍及五大洲。中国人将丝卖给英国人、荷兰人，而后者以西班牙比索支付。这些西班牙比索乃是黑奴在墨西哥、玻利维亚所铸造的。铸币原料则是西班牙殖民当局通过招募印第安原住民开采出来。有些白银则是通过西班牙人的帆船直接输入中国。”20
16世纪开启了国际贸易的白银时代“贸易于16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蓬勃，这时新的交易媒介白银问世。输入中国的白银最初来自日本、越南、缅甸，然后来自美洲，且从美洲输入的白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接下来三百年，全球生产的白银有近一半流入中国，供铸币所需。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逆转了白银流向，中国政府又开始印纸钞。”2116世纪欧洲人对金银的欲望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需要大量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于是激发了落后的欧洲人的热情，他们想方设法到世界上去寻找白银。这就是西方重商主义的起源。1492年，当哥伦布带着关于新大陆的报告胜利返回后，卡斯提尔22的枢密院几乎立即决定占领这块土地。此后，所有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们似乎都怀着同一动机，就是“对美洲金银的强烈欲望”。23墨西哥的征服者科尔特斯承认：“我们西班牙人人都受着一种心病的折磨，这种病只有黄金才能治愈。”哥伦布说：“谁拥有了黄金，谁便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拥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上天堂。”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那般重要，它甚至被视作是“人民的养料”。24
图4《1521年的掘金者》中的插图
右图描绘的是当时西班牙人与印加皇帝（左）的接触，印加皇帝拿着盛着黄金的盘子，问西班牙人他们是否吃黄金，西班牙人作出肯定的答复。
贫穷的欧洲人从美洲抢劫白银，搭上亚洲经济列车“数据显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在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就一直叫嚷着要归顺它。但在这些欧洲开拓者（不是世界开拓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还是在十分艰难缓慢地爬行，勉强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他们只是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究竟是怎么找到钱的呢？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第二个途径是，他们在那个最好的赢利行业中‘制造’了更多的金钱，强迫美洲当地人给他们开采白银。”25
波托西银矿的开采及大量金银流入西欧“在美洲新大陆接二连三发现的金、银矿山拨动着欧洲人的心弦。最为激动人心的是1545年秘鲁玻利维亚境内波托西银矿的发现。1563年万卡韦利卡水银矿被发掘后，波托西银矿获得全面开采。几年内，这座世界上最丰裕的银矿的白银产量就已超过当时世界银产量的一半以上。”26“1495年后，西欧新增的全部贵金属中，有约85%来自新大陆的金银矿。据官方的保守数据，在1521年至1600年间，仅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生产出1.8万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并以合法途径涌入西班牙，进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西欧几个重要国家。”27
同是重商主义，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西班牙、葡萄牙是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践者。然而，没等到西方的崛起就没落了。抢来的钱用完了，就衰落了。而以法国、英国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国家，却迎来了下一轮的发展与增长。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法国与英国在此期间引进了中国儒家的经济学，并给这种经济学起了一个名字，叫作重农主义。
西班牙殖民运动的最终结局——衰败无力的妖怪世界
“西班牙的绵羊和美洲的白银支持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战争。它所造成的皇家官僚政治的成长，远超过西班牙经济能力的极限。寅吃卯粮的结果是向外国金融业者举债，而以未来进口的白银和出售羊毛的税收为抵押。外国金融业者乐得把钱借给西班牙。西班牙始终没有一套清晰的经济政策，其帝国政府不过是财富进入意大利、日耳曼和荷兰国库的管道。1609年到1614年，政府将不肯改宗基督教的回教徒25万人逐出西班牙南部。此举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农业。17世纪中叶，甚至西班牙羊毛的外销也不能与英国相争。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造船业已敌不过北欧造船所的新技术。资本开始流入私人贷款及政府债券，因为贷款及债券的利率高于投资直接生产事业的利率。1600年的西班牙，已是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所描写的衰败无力的妖怪世界。西班牙的经济不过是为其他的经济处理商务，是‘外国人的母亲，西班牙人的继母’。”28强盗抢来的东西，用完就完了，并不能给他的社会增添任何光彩，留给子孙的只是对其祖辈掠夺土著居民行为的负罪感。
最早的世界贸易规则起源于朝贡制度
《职贡图》所绘的，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特品的景象。《职贡图》绘有12国使者，使者虽然站立姿势雷同，但或文静秀弱，或质朴豪爽，或机智慧敏，呈现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独特气质，并均具有作为使者的恭谨欣喜的情态。
二、重农主义的本来含义
儒家学说开辟欧洲的农业时代
如前所述，从气候条件上，欧洲半岛有气温偏低，日照不足，降雨量小的缺陷，不适合农业发展。欧洲在面向东方寻找中国的过程中展开其重商主义的同时，从法国开始，在引进中国儒学经济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儒家自然秩序的科学”（后来被称为所谓的重农主义），同时从中国引进了以耕犁为代表的农业技术，由此引发了包括英国的欧洲农业革命，从此欧洲开始有了真正的农业。
“重农主义”（Physiocratie）本意为“儒家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一词的法语为Physiocratie，意谓自然的统治，由此引申出人类社会须服从自然法则以谋求最高福利的含义。朗索瓦·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为欧洲经济学的创始人，在鼎盛时期该学派被称为“经济学家”。Physiocratie一词据说创自魁奈，杜邦1767年编辑魁奈选集时，在书名中首次使用Physiocratie，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其本来含义指儒家自认体系，因此魁奈被尊为“欧洲的孔子”。
图6朗索瓦·魁奈
1758年他写出著名的《经济表》，用图表来说明社会各经济阶级和部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它们之间支付的流通。他提出了经济平衡的假说。他提倡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自由放任经济的思想及名词应当来自中国无为哲学的启发。魁奈对中国有所研究，曾著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后来斯密在《国富论》中，将魁奈等的理论与重商主义相对应，称之为‘农业体系’（AgriculturalSystem）。Physiocratie一词随斯密学说成为农业体系的代名词。唯西方经济学著作在形式上仍沿用原来的术语，尽管在内容上往往因袭斯密的解释，仅把它看作是‘农业体系’或‘重农主义’；而中日的经济文献也把这一术语译作‘重农主义’，称魁奈的团体为‘重农学派’或‘重农主义者’，称其理论为‘重农主义体系’。难怪中日学者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把魁奈学说看作只偏重农业是一个‘错误思想’，将此派学说称为农业体系‘是不适当的名词’；认为应把原来的法文术语直译为‘自然政治派’云云。
“因此，根据杜邦的定义，重农主义就是‘自然秩序的科学’，或如迈尔西埃所说，是‘政治社会的自然根本秩序’。”32
近代欧洲社会变革的实况
欧洲历史基本上被18—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化运动窜改得面目全非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当时真实情况的记录。我们找到下面这段文字，也许由于该著作没有被当作经典的缘由，似乎逃过了被经典化改窜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社会的某些真实的迹象。
欧洲近代农业技术革命以中国为摹本
近代早期的欧洲农业极为落后，而与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有着天壤之别，它甚至远低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水平。“18世纪以前欧洲的原始和无望的农业（primitiveandhopelessagriculture），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发达和优异的中国农业，两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35“1931年，保罗·莱塞（PaulLeser）36首次指出现代欧洲的犁起源于中国。如果没有引进中国的犁，欧洲就可能不会有农业革命。的确，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荷兰‘杂牌’犁的各个特征在中国都能找到。难道这仅是一种巧合吗？最近，弗朗塞斯卡·布雷否定了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因为欧洲的新型犁，与中国早期发明的犁太相近了。事实上，中国的铁制犁铧领先于1784年欧洲人詹姆斯·斯莫尔（JamesSmall）（所谓犁的鼻祖）所发明的那种模型。而且，欧洲新型犁的突然发现，与已经使用了约一千年的犁迥然相异，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个巧合。无论如何，显然是（17世纪居住在东亚的）荷兰人带回了实际的中国犁的模型，并据此创造了荷兰犁或‘杂牌’犁，这种犁随后又被改造为英国瑟勒姆犁。37正如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所做的结论：
西方“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源于中国
欧洲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表》受儒家学说的影响魁奈的《经济表》是欧洲经济学的第一部真正文献。后来魁奈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对《经济表》的内容进行了阐述，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
《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共列出30条准则45，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进行分析，有兴趣者可以详细加以研究。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根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阿瑟·赖特说，“现代经济理论早在《礼记》和《大学》中就已出现”46，西方近代经济学在中国有经学和子学源泉。后者包括管子、老子和司马迁等的思想。杨瑞辉、侯家驹、桑田幸三等认为亚当·斯密大体是“祖述”司马迁的思想而成就其学说的。47对照司马迁的经济专论来阅读《国富论》便知，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并非原创。《货殖列传》冠以老子之言。老子论“自由竞争”和“自然均衡”，如“我无为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哈耶克曾引《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等句子。研读《史记》可发现，在这里，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相类的概念已是一应俱全、炉火纯青。重要概念如下10点：
《国富论》与《货殖列传》主要观点对照
国富论
货殖列传
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概念源于中国
雅各布森（NolanPlinyJacobson）认为：在17—18世纪，欧洲的重要学者都在促进“东方影响西方思想”。在苏格兰则是休谟和亚当·斯密，后者的“无形之手”和人性论酷似道家所论——合理调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休谟的人性论源自《孟子》，而亚当·斯密则推崇休谟这一思想。孟子的博爱思想影响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魁奈。魁奈通过在华耶稣会士吸取中国哲学，形成了重农学派理论。休谟与魁奈许多次深谈，这期间，休谟的密友亚当·斯密正在构思《国富论》。魁奈的理论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核心。杜尔哥同样是基于中国哲学而著书立说的。52所以，派格登说：“在19世纪，自由放任经济学（laissefaireeconomics）这个概念通过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追溯到中国。中国无疑是魁奈的楷模。”53
经济学的自由概念起源于道家“无为而治”观念
2.英文“自由放任”概念始于富兰克林“自由放任一词在英文中最初见于美国富兰克林在1744年所阐述的贸易原理中。美国政治家杰弗逊主张‘最少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也被认为是对法国达让逊的政治格言的继承。可见，自由放任概念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产物，且肯定是归功于法国思想界的。“经济学说史中自由放任这个平凡的用语，只有被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论证和大力宣传后，才形成一个体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整的思想和经济政策，并对之后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56
自由经济的开山祖——魁奈
理想的市场经济在儒家中国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提出，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乐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sinocentricworldeconomy）的再现，这早在亚当·斯密的预料之中。斯密认为整个18世纪的最大的市场经济不是欧洲，而是中国。亚当·斯密描绘历史中国的经济已“固定”（stationary），并非指“停滞不前”（stagnation），而是指达到了其地理和人口限度的最佳状态（optimumsize）。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谐性）和“非自然”（突破性）。中国走的是自然的市场经济道路，劳动密集型发展，旨在改善民生。欧洲国家则是耗损生态的非自然、资本密集型，从殖民地攫取资源，金融控制全球，牟取暴利。亚当·斯密把中国视为自然的经济发展的榜样。欧洲的发展道路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扩张权力”，凭借军事手段推行其自由意志。阿里吉认为：亚当·斯密相信，是中国而非欧洲成为“最适当的政府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69亚当·斯密在北京
注释：
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夏继果、顾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