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废品出口目的地。在浙江宁波、台州路桥、江苏张家港、广东清远、天津等地的进口废品废料拆解园区里，上规模的拆解企业在海外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采购驻点。
进口固体废物原料中有超标核放射物质被检出，最紧张的人本应是在镇海金属园区务工的农民工们。不过他们对此还浑然不知。
在这个滩涂上的大废物场里，每天来自日本、欧美国家的大量废旧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等“洋垃圾”飘洋过海，源源不断运抵此处。多数工厂露天堆置着小山一样高的废旧电器发动机、压缩机等废料，油污四处流淌。浑身上下黑漆漆的农民工有的人并不戴防护用具，对各种油污的电机、电线电缆和电路板进行手工拆解、分拣。
在此务工的工人大多来自贵州、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工大省，男工日工资在百元左右，女工日工资几十元。今年初以来，国际铜、铝市场行情一度不振，工人们已普遍感知这一波市场的冷暖。园区拆解企业进货的集装箱大幅减少，有的企业熬着过日子，期盼第三季度开始会慢慢改变景况。
美国已连续多年名列向中国大陆地区输出废物原料国家的榜首，日本居次席。而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废品出口目的地。在浙江宁波、台州路桥、江苏张家港、广东清远、天津等地的进口废品废料拆解园区里，上规模的拆解企业在海外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采购驻点。这支海外废品采购军团规模到底有多大，业内亦无人能估算出来，不过仅河北中部废塑料拆解业集中区的徐水县，每年派出的采购员就在5万人以上，采购人员中很多常年驻点境外。
国家质检总局、中国海关和环保部，是大陆地区进口废物原料管理部门。依照大陆环保法规，大陆的海外废品供货商和国内收货人都需在国家质检总局备案登记，发放证件，统一管理。至2011年底，登记的有效国外供货商达2607家，国内收货人4302家。这2000多家登记备案的国外供货商实际控制者往往都是中国人。
日本的收购圈：200公里半径
在台州路桥滨海新城的一处海边滩涂上，台州人应有生的浙江巨东集团新工厂正在基建中。作为第一家落驻园区的企业，应有生获得政府给予的600多亩土地的批文。拆解工厂废五金八成以上采购自日本。
43岁的应有生已有6家子公司，他的名片上，通信方式一栏分别印着他在台州和日本的手机号码。他在日本东京控股的东和株式会社招募了22名日本员工。会社下面有11个事务所，与日本的各大电厂、废品供货商保持了密切联系。在名古屋、大阪、京都和东京，“每隔400公里都会有我们的营业所”。每月一次，他基本都会在浙江台州和日本某个城市之间来回一趟。
巨东集团去年总产值达15亿元，上缴国家税收4000万、海关关税2.9个亿。
但在台州拆解业中，应有生还不是行业老大，应的老乡、同样精明的路桥人丁国培去年已把他的企业整合包装后，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丁国培起先是一个手捏榔头和锤子出外游走打工的木匠，以后转行进行废品拆解。因为企业纳税丰厚，丁被当地政府树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丁主攻欧美市场，专门进口二手船舶、火车头等二手废品，在俄罗斯等欧美国家设立了海外办事处。
应有生雄心勃勃地计划明年也将其公司打包上市。“打算继续发展事务所，扩大网点，争取在日本每200公里就有我们的点。”这位来自中国的废品收购商甚至引起了日本NHK电视台的注意，该台电视制片人决定在今年9月一路跟随应有生到中国，拍摄一部有关日本工业废物处置的纪录片。
从台湾人到台州人
一名在千叶县工作的50岁中国废品回收商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1990年他开始这项生意时，出口商曾经承担了收集废旧塑料的任务。日本工业大量生产的废塑料、废旧五金等废物原料，曾经被视为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地区开始允许进口可作为原料的固体废物，对其进口保持谨慎态度，采取“严格控制、从严审批、总量控制、结构合理”的政策，对进口数量和品种进行较为严格的环保批文限制。
“在1990年代前，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出口固体废品原料。”在这一行起步较早的应有生，最初是在浙江宁波、上海和山东一带从事变压器、电机等物资的倒卖拆解。听说中俄边贸活跃，1990年，他跑到哈尔滨、满洲里和绥芬河从事边贸生意。“那时用土豆跟俄罗斯人换炮弹壳”，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分解后，大量崭新的、原属国有资产的机械装备被贩卖到黑龙江，浙江商人再将它们运至宁波，辗转托运到台州拆解。
后来来自俄罗斯哈巴罗斯克边境的旧机器装备逐渐减少，货源转向较远的西伯利亚。因为路途遥远、利润摊薄，多数大陆商人转向日本市场。1993年，应有生到日本开拓的时候，为眼前的情景震惊：一些城市的工业废品货场，堆满了小山一样的废品原料，放置多年，无人处理。看到有人从这些堆场拿货，日本人会非常高兴地配合。因为日本早期囿于环境保护和人工成本所限，大部分工业废物原料在其国内无法被拆解利用。
很快，急切涌入的大陆废品回收商发现，原来日本废物原料收购市场早被台湾人控制。台湾高雄等地更有着35年以上的废品回收拆解历史。应有生头几年到日本，都是向台湾人手里买货，然后转运回家拆解。
但自1980年代起，台湾本岛对环保管控逐渐严格化，最终禁止进口废物原料。许多台商、港商转移至大陆沿海发展生意，宁波镇海后海塘的金属园区就是由早期的台湾人建立的。在台湾存在了数十年的拆解行业开始消亡，在日本市场的位置也逐渐被大陆去的上海人、台州人取代。
在日本北九州、川崎、千叶等地的生态城，同样的废物原料，日本通过机械化作业只能拆解回收利用废料不足6成，而搬回大陆广东、浙江、河北等地拆解回收的话，凭着廉价的人工优势，几乎能把废旧物资里的“利润吃干榨尽”。
对于由中国人推动的这股废品收购市场热，日本商人显然乐见其成。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物资工作协调委员会每年组团中国企业赴日、韩、欧美考察市场，该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称，日本东京电力等一些大的工业废物生产企业负责人开始聘用中文秘书，专司负责工业废物的销售。大陆人去收购废品时，直接与这些中文秘书洽谈收购价格细节。
不过相对新手，日本的老板宁愿用低一点的价格卖给相熟的中国供货商。因为日本工业废物处置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实行环保联单责任制，即产生废物的工业企业要为废物处置的环保担负最终责任。因此选择一个负责的收购商，要比随便卖给一个陌生人让他们安心得多。
按照日本环保法律的规定，废物原料的回收需要获得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许可方可进行，没有经过严格的环保认证管理的大陆废品收购商们并不能像在中国那样自由上门收购，只好当二手商。
刚到日本的华人收购商，有的不懂日本环保法规，从日本小区门口或企业的废物放置堆中拿走所需。2010年10月，金泽市一名中国人因被发现擅自拿走别人扔掉的电风扇及汽车音响设备等，违犯《市废弃物条例》而被当地警方逮捕。他也成为因“拿走垃圾”而被逮捕的第一人。按金泽市《市废弃物条例》，非政府指定人员不可以随意拿走别人扔掉的废品，不过起初并未制订具体处罚措施。发现了第一起违法行为后，日本好几个市已修订法规，明确了对非法拿走废品的处罚措施。如小松市和野野市町计划将具体的处罚条例纳入原有法律条文并付诸实施。
来自欧美的“大货”
应有生的巨东集团海外废品采购中，85%采购自日本，15%买自欧美。而台州拆解业“大佬”丁国培的废品回收业务基本在欧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的美西地区、宾夕法尼亚州、南方的休斯顿地区，这里的汽车、冶金、航天工业每年产生大量工业废旧金属。
在废品回收商人口中，来自欧美的物资一般都是“大货”，即从船舶、汽车、火车等大型机器拆解下来的部件，货品价值较高，多采用封闭式集装箱海运入关；而来自日本的多是与“大货”对应的“散货”，即从工厂企业出来的一般废弃物或边脚料，因其碎小、品种区分不规范，常常混杂堆放，不加分拣即打包贩卖，一般直接装在敞开货轮上，飘洋过海。
中国逐年增长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来自大陆地区的运输用集装箱在欧洲和北美的港口堆积，中国的废品回收商们只需花费较低成本，即可租用这些集装箱运回货品，这也成为从美国到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业务。
例如，安大略省从1980年代开始计划发展一个建立全面服务的新型固废处理设施。在1990年选址结束后，公众却不断发表不同意见，以至于该选址至今未获得通过。仅在处理设施选址过程中的花费，已远远超过了实际建设一个处理设施所需费用。
然而这些品质上乘的美国“大货”如果进口到丁国培在台州的齐合天地公司，一切变得无比顺利。在台州滨海新城，当地政府划给丁大块土地，用于新厂建设。来自大陆中部地区和偏远省份的工人，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
这个台州最大的拆解老板，把来自欧盟国家的蒸汽机车和船锚的残骸，放置在他的陈列室，仿佛战利品一般，供人们参观。
摊薄的利润
旅美华人、中国女首富张茵早年基本控制了美国的废纸收购市场，本世纪初成为美国出口商500强之一、美国对华出口的最大废品供货商。在海外废品收购业，张茵的成长故事曾被其他收购老板们津津乐道。
但张茵的财富故事现在恐怕无法复制了。对大多数海外废品回收商来说，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他们的生存也开始成问题。“国际市场上，现在都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在竞争。”中国物质再生协会的胡守仁说。
之前多年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抬高了国内对钢铁、塑料、纸张等工业原料的需求，也加剧了海外收购商们的抢货竞争。结果，“日本人借机加价售卖。”来自宁波的张老板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铜铁铝价格跌得厉害，从日本进货后发现，剔除运费、关税，没多少可赚了。
即使像应有生这样建有自己完善的物流、废品回收体系的大型废品拆解企业，也开始发现，现在从日本收货拿到中国大陆拆解加工赚的钱，还不如早年从台湾人手里收货再转手倒卖赚得多。“利润一步步被摊薄了。”
不过有业者估计，大陆的进口废品拆解回收业，“还是能可以做下去的”。只有达到像台湾、日本及欧美这些地区相似的经济发展程度，废旧物资进口及拆解产业才可能在环保及劳动力成本的压力下难以持续，而这在他们看来，“至少还要50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