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现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党史教育基地，衡阳市青少年教育基地，位于常宁市水口山镇大渔村太平江组，紧临S61水口山高速出口，交通十分便利。该馆于2019年9月，经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湘办文发〔2019〕4号）文件批复，并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于2020年5月正式动工兴建，2021年6月竣工并交付使用，总投资6900.33余万元，各项建设手续齐全。纪念馆讲解词由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编撰，经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宁市委宣传部审核通过，讲解词内容严谨准确，充分诠释了水口山工人运动的史实。
二、展示内容
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作为记录及传播水口山工人运动精神的场所，一是纪念意义重大。纪念馆陈展内容记录了水口山的工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顽强斗争等革命精神。二是宣教效果明显。以水口山工人运动的革命精神为内涵，通过参观游览、场景互动，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精神洗礼，强化初心使命。三是展陈内容丰富。参观展馆时可以看到当年使用过的一些课本、刊物、武器、文件、工具、证明等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物。四是互动情境生动。通过半场景画中塑造的街市景观、戏台、战斗场景和展陈的视频资料和互动触摸屏，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下，让参观者犹如身临其境。五是建筑设计新颖。由国内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的纪念馆中轴线广场与主体，以“石破天惊”为设计主题，充分展示了水口山工运精神。
《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1922年12月5日，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正式爆发。3000多名矿工奋起罢工，同反动矿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一天，全矿机器停开，没有一人上工。矿区要道贴遍了罢工布告和传单。罢工一开始，工人俱乐部发布了罢工宣言，并向矿当局提出了争取工人自由，改善工人待遇等18项条件。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湖南分部纷纷通电全国各工会积极声援。
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反动矿局的恐慌，矿局局长赵铭鼎认定，工人这次罢工是蒋先云、刘东轩唆使的结果，必先将他们二人就地正法，工潮方可平息。于是设法引诱蒋、刘二人入局，企图压迫其让工人开工，如果不成，再将其杀害。蒋先云、刘东轩二人为了革命，决定闯入虎穴。临行前，他们召集工人骨干作了周密布置。
19日，这天下午，蒋先云、刘东轩镇定自若地越过重重岗哨，走进局内议事大厅。不一会儿，十余名矿警将其包围。赵铭鼎逼令二人马上下令工人开工，否则即时正法。面对敌人的威胁，蒋先云、刘东生大义凛然地回答：“要扣留即扣留，要杀即杀，正大光明，何所顾忌！不答应条件，决不上工！杀一蒋先云，还有数千蒋先云！杀一刘东轩，还有数千刘东轩！”
这时，工人监察队长谢怀德拉响了汽笛，3000多名工人听到汽笛声，迅速汇集起来，把矿局团团围住，工人们高呼“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全权代表！”“不答应罢工条件，誓不复工！”3000多名工人口号声气壮山河，响彻云霄。在工人们强大的压力下，赵铭鼎只得将蒋、刘二人放出。
赵铭鼎威逼工人领袖失败后，便转而压迫工人。他们认为敲砂厂童工最容易屈服，便指示选矿科长潘振纲强迫童工开工。12月21日，潘振纲带领矿警携带手枪来到敲砂场，扬言，如不开工，统统枪毙。在十三岁耿飚的带领下，几百名童工愤怒地挥动拳头，发出敲砂时“哇哇！”喊声，喧闹惊天，誓不上工。宋乔生带领工人监察队员闻讯赶到，几个工人监察队员冲上台缴了潘振纲的手枪。潘振刚吓得连夜逃离了水口山。在汽笛的轰鸣声中，“我们胜利了！”耿飚领着几百童工欢呼跳跃，“哇——”的欢呼声传遍矿山。
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表扬“罢工十余日，俱乐部日夜训练，幼童亦变为强夫矣”。
“一二.二一”童工大捷是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中一次非常著名的事件，耿飚同志在回忆录里写道“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在这次事件中，耿飚主导并取得了童工大捷的胜利。
1922年12月5日至27日,经过23天的激烈斗争,矿当局被迫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18项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27日,水口山矿3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的游行。“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工人万岁！”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打压了当局的威风，彰显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湖南工人阶级的斗志，壮大了湖南工人运动的声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评价：中国矿山虽多，唯有全部组织的，只有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而水口山铅锌矿的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
《黄洋界上炮声隆》
1928年8月30日，湘赣敌军四个团趁我红军主力未归，对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发动进攻，企图占领井冈山。而红军守军只有二个连，双方战斗从早晨一直到下午四点。危机时刻，红军把宋乔山等水口山工人修好的一门迫击炮迅速抬上黄洋界，向敌人发射炮弹，第一发是哑弹，第二发又是哑弹，第三发，砰！响啦！！打中敌军指挥所，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回山，不敢恋战，掉头撤军，“会剿”失败。
当时，毛泽东率部正在返回井冈山途中，欣闻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挥笔赋诗《西江月·井冈山》诗中最后两句写道：“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耿飚声名在外的一次敢讲真话》
让耿飚声名在外的一次敢讲真话，是他在1969年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
耿飚调查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当时还存在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的深切反思。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提出这种“有求必允”的援助，既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也助长了对方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应量力而行，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援助，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都要重新考虑。
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敢说被喻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赞赏并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