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起飞阶段都会经历一场牛市，但紧随其后的就是高度的震荡，然后在工业化成熟阶段将迎来股票市场真正的长期牛市，这也是周金涛先生《繁荣的起点》中所描绘的情景，我们中国即将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
宏观经济的发展，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过程。
达里奥的国家生命周期是以国家整体债务为主线，并以贫富差距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罗斯托是以工业化进程为主线的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在过去多年并不受到主流宏观体系的重视，但是在追赶国的经济研究上能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
回到资产价格变化的情况里，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同的工业化时期会发生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也就是我认为的必然性，股票市场中长期趋势的密码也藏在工业化进程趋势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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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命周期和工业化进程的耦合
宏观经济研究虽然被一些人列为人文学科，并把它看做具有很强的艺术成分，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并没有逃离理工科研究的方式方法。
国家生命周期的概念是达里奥率先提出来，并把这个周期定义为百年左右的一个周期，是债务周期中比较大的一个周期研究。
从学科理论的角度，我偏向认为国家生命周期并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科学，因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科学是要有几次详细验证数据来佐证的研究，但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详细数据仅仅是150年，只有一次半的重复过程，康波周期还能找到3次以上详细数据，还能有比较完善的对比研究。
但是达里奥的国家生命周期以美国为案例总结出来的相应规律在经济研究中具有很好地借鉴意义。
罗斯托是增长经济学的先驱，他把一个国家按照工业化进程来划分五个不同周期，在不同的周期下有不同的特性和特征。由于罗斯托的增长理论是以领先国为原型，在美国（领先国）乃至全球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十分的重视，但是他的总结和特性却是对追赶国有着非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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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命周期和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标准
城镇化率——适用和不适用
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必然是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
这张图是世界城市发展的S型规律曲线图，是在天王2005年报告中的一个图，前些年看到这个简明扼要的图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最近再重新看这个图的时候，蓦然发现这个是宏观经济的一张神图，所包含的信息实在太大，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只是「再回首已百年身」。
城镇化率从25%的位置开始提速，工业化进程也同步开始加速——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然后在城镇化率50%出现第一个增速下滑的拐点，到城镇化率60%开始进入第二个经济增速下滑的拐点。
在50%左右是工业化起飞阶段在逐渐向后期成熟阶段过度的时期，从城镇化率35%到60%是工业化起飞阶段。
我偏向认为这个背后是来自科技康波周期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时候是沿着城镇化发展曲线规律。但是由于科技进步，之前的住宅、厂房、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以应对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全部的更新换代，就会出现再一次的工业化起飞的过程，但是对应的是城镇化率高企后的再一次工业化过程。
例如我们肯定是不喜欢住在1910年时代满大街都是马粪的纽约市；同时也更加不愿意住在百年砖石结构没有抽水马桶的老平房里面；也不愿意使用百年前的纺织技术进行纺织。
当新的提升效率的生产线、更优质的住宅房屋、新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城镇化需求和工业化需求，也就出现了城镇化率不适用的情况。
人均GDP是一个十分通用的良好指标
贯穿国家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的是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产品生产成本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是制造业的相互竞争造就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人均4000美金到人均10000美金是工业化起飞阶段。美国是在1945年之前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到60年代又完成了一次新的工业化投资，日本在1971年完成了工业化起飞，德国在1969年完成了工业化起飞。
人均GDP10000美金到20000美金是工业化成熟阶段，20000美金以上是工业化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美国在1984年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德国在2007年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日本在1995年进入大众消费阶段。
人均GDP和经济增长是通过进出口和汇率完美的耦合在一起，人工成本便宜，产品在全球具有价格竞争力，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开始向新的中高端产品升级，也就是制造业升级，不断的制造更高级和高附加值的产成品，把中低端产品转移到其他的低人均成本国家，这是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当制造业的这个升级过程达到顶峰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国家开始走向生命周期后两个阶段的开始。美国是从1980年开始进入生命周期的后两个阶段。
人均粗钢消费量——工业化程度的直接反应
「石油是工业化的血液，钢铁是工业化的脊梁。」
这句话已经在中国流传了70年，也许我到今天才能明白里面的真实意义。一个国家是否富强是看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
人均粗钢消费量是直接反应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也是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指标。
人均粗钢产量在200公斤以下的国度都是处于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工业化起飞前的两个阶段。
600公斤以上是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也就是开始进入国家生命周期第三个阶段；美国在1945年达到600公斤，日本在1967年，德国在1968年，韩国在1994年到达人均600公斤。
大级别国度的人均粗钢产量在人均600公斤是一个比较大的天花板，小级别工业化国度有可能突破这个天花板，例如韩国甚至达到人均1吨，因为韩国只有4000万人口，刚刚够一个工业化体系建立所需要的最低人口基数（2019年1月最新总人口5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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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的国家生命周期和工业化进程
国家生命周期第一阶段：传统社会和起飞准备阶段
这个时期是从农业自给自足型社会逐步升级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围绕国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工业化基础、如何处理债务危机问题、如何解决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
1）传统社会阶段
传统社会国家和民众都很穷，由于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生产力单一，人民以土地粮食养活自己，这个时期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没有贡献进出口。
由于是自给自足的形态，回溯我们之前的宏观体系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自给自足的国家注定着要经历经济危机和失业潮。目前的大部分非洲国家和部分中亚都是处于传统社会阶段，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国内人口为了争夺国内有限的资源而自发性的混乱。我们不能单纯的以为这些区域是由于人们的愚昧和外部势力的搅局让这些区域产生混乱，这个完全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当一个国家丧失了净出口这条创造居民财富的道路，居民只能拼抢国内有限的财富，除非有强有力的集权人物统一全国并带领国内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否则避免不了国内的混乱不堪，甚至当人民大部分处于温饱线以下都有改朝换代的出现。
这个阶段，债务危机会伴随着国家，尤其是外债问题会加剧，虽然地方政府和国家在不断地增加杠杆，会通过央行的货币发行权来增加负债能力，但是由于国家的贫困和贫穷，注定了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央行的货币发行必然会在这个时期引发社会的通货膨胀（在国家生命周期后续阶段的货币发行未必会引发通胀，我们后面再说这个问题），过高的通胀会引发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进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起飞准备阶段
起飞准备阶段是一个国家居民进入人均2000美金（1990年国际美元）的一个范畴，这个时期重点：第一、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强权政府；第二、积累工业化起飞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
在罗斯托的工业化进程起飞阶段中有三大必备要素：
1、以经济为目标的强权政府
2、固定汇率（防止的是经常账户顺差通过资本账户外流影响国内财富总量）
3、贫富差距（我的理解是起飞阶段所需要的资金）
工业化起飞阶段还要做的事情就是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进行社会资本积累（工业化起飞阶段所需要的资金）。
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过程中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财富——要变成社会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所有国家工业化起飞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变成社会固定资产完成资本积累。
原始的资本积累一般通过三个方式：
1、掠夺
2、借贷（外国投资）
3、净出口
欧美体系早期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依靠掠夺来完成的，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是登峰造极的最经典案例。因为对世界各地的掠夺的地盘不均，后起之秀的奥匈帝国和德国为了增加对外的掠夺地盘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这种工业化方式的落幕，人类的「蛮荒工业化进程」落幕。
日本、德国等国在二战后的崛起来自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由美国出资帮助日本、德国筹集到原始的资本。亚洲四小龙和当年的南美来自国际资本的投资，也就是通过资本账户的资金流入用作本国的原始资本，当然国际资本的流出必然也会带来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依靠净出口获得资本积累：接近一个世纪以来，有且仅有一个中国是依靠我们人民的辛勤劳动，通过出卖我们的劳动力获得净进口赚到了我们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原始资金。
回想我们进入90年代，「要致富先修路」、「集资修路泽被后世」等宣传口号贴在每个村的村口，需要挨家挨户的出资和出劳动力参与到修路的过程中去，国家、政府当时连修路的钱都拿不出来。当1997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000亿美金的时候，全国上下的新闻是那么的兴奋。
如果追溯起来，是我们在1990年进入了WTO的纺织品贸易项，我们依靠纺织品出口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90年代的纺织厂是当时富裕阶层的典型代表。
我们发现在90年代所经历的事情，近乎完美的符合了罗斯托的起飞准备阶段的特征（前面列表）：
1、邓小平同志的南巡画出了一个深圳，奠定了改革开放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问题，我们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
2、由于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轻资产的纺织业成为了当时能承载大量劳动力、赚取外汇增加净出口的首选行业（主导产业通常都是第一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3、通过净出口获得了原始资本积累（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是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所以当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独立性，欧美体系的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我是想笑的，因为我们经历的过程是罗斯托工业化阶段的完美演绎，没有任何的偏离，太阳底下无鲜事。
在工业化起飞准备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些经济事件，而显得和过往经历的所有不同：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巨高无比：由于社会一穷二白，基础设施，解放劳动力，社会进行初级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这个只是增速高，但是总量并不大，社会依然缺少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
第二、必然会经历一次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背后并非是经济过热、或者央行的货币超发等原因造成，而是由于居民收入增加（人均GDP越过4000美金），带来满足吃穿用等行为增加，带来的物价攀升；当然了，在高通胀面前，中央政府和央行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日本、德国50年代均出现了一次很高的通胀，中国1990年代初也出现了一次高通胀，年轻的人或许不记得当年在家囤积生活必需品的奇景；
第三、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以凯恩斯主义为主，通过调控货币的价格、总需求的指引来完成经济的起落调整；
第四、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出会出现比较大赤字（基建等支出），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和净出口的原因，这些赤字并不会如同在传统社会那样对社会造成较大的负担和危机，会通过经济增长慢慢的化解；
国家生命周期第二阶段：工业化起飞阶段
所有国家的这一段历程都是最为让人激动不已，这是一段高增长、高需求增速、百花齐放、居民财富快速创造的过程，能塑造各种传奇的神话和公司极速做大做强的历程。
而所谓的阿尔法是在宏观大贝塔下同行业的公司哪个能最终胜出，不脱离这个大的宏观贝塔，空谈阿尔法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在投资上宏观研究高于一切。
由于这一段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一个过程，我有可能用大量啰嗦的话语来总结这一段的宏观经济特性，这是涉及到我们认知深度的问题。
1）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是这个时期的特性，因为是工业化的起飞，意味着就是大量的工业化过程，当我们在80年代还在为「四个现代化」而读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会真的成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中的一员。
在工业化起飞阶段一定要完成两大事情，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化、生产设备积累的最快化。
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保证社会效率最大化的基本保障，物流、交通、水电等，为了完成工业园区的企业入驻，那么「三通一平」是前期必须要做的工作。
制造业能形成自我的加速循环，钢厂一年的产钢量有部分是用来建设钢厂而使用，生产设备的快速积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不好的行为，是工业化过程必然下的情况，没有生产设备的积累如何实现工业化呢。
应该说从2003年开始，大量的媒体和所谓的经济学家在用和欧美日体系的现在去批评我们那一段的高固定资产增长是绝对错误的。
他们的错误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钢筋混凝土并不是没有效率的投入，因为带来的就是社会效率提升和设备产能提供更好环境的空间，当固定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投入才会出现边际效应变差，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边际变差点，而这个时候是要到工业成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后期还要出现再工业化的过程，我们后续还会在说明）；
2）经济快速增长：居民财富快速增加
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速一定是快速增长的，带动的就是居民财富的快速增加。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会经历的，经济最为肥美的一段，在这个国家过去经历都不会为未来做出指引，就如同人长到了25岁的壮年，正是身强力壮、事业开始的阶段，25岁上学之前的经验都不管用了。
就如同我们在2003年那个档口一样，当我们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需要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的时候（经济增速带来的就业解决每年的2400万人口就业），但是那个时候起我们的经济增速是在12%以上，甚至名义GDP达到20%，而所有担心中国高增速增长会崩溃，中国崩溃论的都错了，而且是错的离谱。
而居民财富必然会在这个时期出现高速增长，我的家人曾经问我，「感觉2005年之前没有太多的富人，但是2005年之后富人出来的好多」。
因为我们在2003年进入了工业化起飞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20%，这是四年收入就涨一倍的阶段，更何况这个还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时期。温州人有一个习俗，春节时候一定要回到村里，大家坐在一起说哪里能赚钱，在那个时期要是投入资金不达到200%的收益都不好意思和人说的。
是因为这样的居民财富积累才有后面各种其他事情的出现，居民能买茅台喝名贵白酒了、能享受一些奢侈品，最为关键的是能住更大、更好、更宽敞的房子了。
3）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向大城市集中，制造业从最基础向高级开始迈进
工业化起飞阶段是国家级别的生产效率提升时期，由生产效率低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并由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攀升。
工业化过程一定是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是从最初级的农林牧渔向更高层级的迈进，初期转化的过程是从低端产品开始蔓延到高端产品，如同我们的工人从缝制袜子内衣到富士康产品的流水线。这是国家级别工业化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如同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必然先从复制文件、整理基础资料和数据开始做起。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工业化攀升科技树，能直接去生产高端汽车、飞机？即使批量生产出来我们敢去乘坐和使用吗？
这就推翻了过去很多观点，就是中国生产的产品没有创新、只有初级品和仿造，中国是工业小偷。
工业化起飞阶段一定会出现人口大迁徙，跨行业、跨地区的人口大迁移，向大城市集中，城市移民的出现。
居民追逐更好的生活，从经济活力较差区域向经济活力充沛地区迁移，向大城市集中，「城市移民」和「城镇候鸟」出现。
美国在1900年到1940年就出现过这个情况，随后在1950到1970年也出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的十分明显的人口迁移，随后在1960到1980之间也再次上演；德国、韩国也都出现了人口的迁徙。（出现两次迁移和二次工业化有关系，我在后面再阐述）。
我妻子在犬子年幼的时候说：「我们都是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居住讨生活，多年见不到父母，无法尽孝。不知道以后孩子会落根到哪个城市，也许还在国外，我们也会多年见不到孩子」。
我跟她说：「不会的，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代的城市移民，是这个时期我们的使命和宿命，其他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日本最后就是几大城市区，韩国只是一个首尔，美国也是集中几个区域。所以我们的孩子应该会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他是第二代移民，往往会扎根到这个城市里。也不要想着去美国的事情，未来是中国繁荣的20到30年，他会以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度为荣，至少九十年代去美国移民的人貌似在后悔人生」。
周金涛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康波」，大的宏观决定了一代人的命运。
4）总需求向上，企业生存环境好、百花齐放
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是一个总需求向上，企业生存条件极其好的阶段。大量企业会在这个期间出现，也是一段从小做到大的过程，因为总量需求向上，总会有自己行业需求爆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胆子大、加杠杆、买设备就会在下一波爆发期获得一大笔的奖励。
所以这个时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也是这个周期大贝塔下的结果，敢拼、敢做、有魄力往往都会获得一定的奖励。但是如果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依靠这样的方式，不能提高企业家的素养，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那么注定着在走向成熟的时候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
这个时期的企业90%都是机遇性企业，能获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在整个企业生命周期和未来继续成长壮大的企业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个时期是做实业最好的时机，百年老店也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了第一步的基础，成长股投资的适用时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开始。
5）房地产成为主要拉动经济的力量，并且房地产进入量价起升大周期
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中期开始，房地产将成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
工业化起飞的中期开始，房地产会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重要经济依托力量。人生最大的消费支出就是住房和养老住院费用，其余的支出不会短期支出特别高的现金流，住房的需求就成为能带动经济的重要力量（宏观框架的第一定律）。
住房需求来自三个方面：
工作地点的变迁，城市将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人民的城镇化住房需求：城镇化率从30%到60%，对应14亿人口，这得需要多少的房屋啊？
人们财富增加后对优质住房的渴求：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优美，让自己住的舒心，只要赚到足够的钱，就想去买个好房子。我跟投资圈的人聊天，「我们都是想多赚点股票价差，然后在核心区给孩子再买一套大面积的学区房，我们怎么就认为房价要跌很多呢」。住更好的房子，是人类的本性，哪里都一样，谁不想在距离上班工作场所很近的地方住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钱多事少离家近」。那么工业化起飞阶段，居民收入4年翻一倍的时期就是将人均住房面积大幅度提升的一段。
为什么温州炒房团是那些年全国各地如此出名？是因为他们是最先富裕起来的群体，拿到钱之后就做各种的投资，先买的就是房地产。在真正的富人眼中，房地产作为重要的资产配比是不可或缺的，我见过一个客户，他在某个区域的房产达到10亿，但是依然不会卖，因为全球经济体能战胜通胀的实物资产中，土地是独一份的能容纳大资金且可以传承的，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所以在我们「繁荣的起点」时候，出现了很多神奇的故事，温州、山西人买楼按照单元和栋来买，还不用贷款。
房地产价格在这个时期必然进入量价齐升的大周期。
万科谭华杰谭大师带着研究员做了房地产行业史诗性的研究，研究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乎所有国家都忽悠一个房地产的大周期20年，这一个大周期价格远远跑赢通胀，然后房地产进入小周期，房地产价格略高于通胀」。而这个大周期往往是伴随着工业化起飞阶段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过去15年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仅仅是经济规律下的必然产物，没有太多其他的原因，这只是历史的必然性，一定会涨到让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让六个钱包来买一套房子，工资上涨超不过房价涨幅。
收割流量的网红经济学家愚弄了一代中国听众。
6）债务累计方面会进入四个部门统一加杠杆时期、最终会以一次全面的去杠杆过程来宣告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结束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居民这四个部门都是处在不断增加债务杠杆的过程。
a.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通过债务的形式完成基建；
b.企业通过债务形式完成自身的产能建设和积累，一般是从重能化行业作为先导力量（重工业、能源、化工），这三个大类是工业化的脊梁；
c.居民储蓄率是一个上升过程，同时也是居民开始增加杠杆的一个过程，在随后的阶段会开始储蓄率见顶下降，往往储蓄率会耦合在净出口的这个过程中；
d.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增加自己的债务水平，但是由于全国的税收和收入的增加，重要的基建在地方政府完成，往往负债水平并不会变得特别高和不可遏制从而导致国家级别的经济危机，这一点是和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
工业化起飞阶段是所有部门都进入一次十分畅快的加杠杆过程，而且不用过分担心整体的债务危机过程，尤其是国家级别的债务危机。
往往这个时候都会经历一次或者两次金融周期的顶部（随着科技进步、信息化扩散程度，最近半个多世纪的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度往往只发生一次金融周期顶部的去杠杆），会发生一次到两次的债务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更多是在企业层面发生，这次危机也走向工业进程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
a.美国在1929年发生的世纪大萧条，以暴力拆杠杆的结果完成了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尾声；
c.美国在1982年通过一次联邦利率提升到15.5%，以治理滞涨的名义完成了那一次再工业化的尾声；
d.韩国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这个过程。
这一场向成熟转变的危机只要应对得到，往往不会造成特别大的损伤。1929年的大萧条是人类在宏观经济调控的路上一次试验场，由于没有央行的存在，那一次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债务链条崩塌，没有最后出款人的存在，带来了社会整体债务链条的崩塌，一次严重性的全面大通缩，所以伯南克在2008年拯救了全球经济。当然了那一次的世纪大萧条也和美国坚持金本位有一定关系，让货币系统缺少了弹性和容错性。
这场去杠杆作用就是加速出清，让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1）政府的政策引导：凯恩斯主义的适用期
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更多还会以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主。
通过经济总量刺激、资金控制两种方式来完成整体的宏观调控政策。
总量刺激上基建、地产往往齐发力，资金控制上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和供应量，满足制造业的投资，让制造业部门贷款更为便利和方便。
日本、德国在1950到1974年都在用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扩大方面都有所贡献。到了1980年代日本和德国走向了分化，日本开始转向了货币主义（过早的工业化），德国并没有采用过多的货币主义，才有了德国后续的再次工业化过程。
（2）出口导向是经济的加速器
净出口是经济的加速器，也是工业化起飞过程的加速器。
这个完全是取决于支持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原始资金多少，如果获得的原始资金足够多，那么工业化起飞阶段是可以不用净出口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形成自我的循环。但是未来一定是要通过净出口的方式来弥补在起飞阶段所积累的债务，否则债务危机是一定要发生，自我内部循环的经济体必然会走向崩溃。
往往工业化起飞过程之后，该国的综合效率能把人力成本、环境成本发挥到极致，该国产品具有足够强的国际竞争力，净出口一定会出现，并且会维持整个工业化成熟期，直到居民财富积累到无法体现出成本优势，才会出现净进口的逆转而产生逆差，这个过程也就是全球产能的迁移。
美国50年代到70年代维持着自己的净出口，赚取了很高的居民财富，所以有了当时中产阶级很舒服的生活；日本、德国在70年代开始了净出口，80年代达到巅峰，也塑造了这两个国家那个时代的一个辉煌；韩国是从1998年开启的净出口。
人均粗钢消费量、净出口、原始资本金三项放到一起我们能发现很多耳熟能详的事情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泰国的净出口即使在经济特别好的那些年都是大量的净进口。
相当于这些地区是属于海外资金进入国家级别的投资，将债权转化为本国的固定资产和本国的消费，当海外资金开始外流，必然会发生刚兑挤兑，这个也就是达里奥的外债问题。
中国和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把中国和他们做类似推演，我认为也许并不是那么合适。
（3）固定汇率制的神奇作用
固定汇率在工业化起飞准备和起飞两个阶段拥有不以言表的重要作用。在积累财富、加速内部循环、降低流动性危机三个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必须回到国际经济学的等式中，经常项目账户顺差在汇率和资本账户得到弥补。
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账户的顺差（净出口），那么该国的汇率长期一定处于升值，或者是在资本账户对外存在大量的投资；如果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净进口），那么该国的汇率长期一定是贬值，或者在资本账户上存在大量的外国投资。
固定汇率的存在会延缓汇率升值压力，维持国内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外汇管制下，国内的居民财富能保留国内进行再投资加速内部的自我加速循环；日本在80年代实施金融自由化，放宽了外汇管制，出现了日本人在全球「买买买」的模式；而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本国的居民财富存量，居民财富外流长期会对国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固化起到十分不好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2014年开始到2018年对转移资产等行为的打击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中央银行结汇作为比较重要的政策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能防范在危机时刻下的流动性冲击。
如上图是有央行结汇和没有央行结汇情况下海外资金的直接流动路径。如果没有央行作为缓冲和作为最后的担保人，企业、银行将直接面临海外资金撤资下的流动性危机。韩国、泰国等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个路径下的现实演绎。
央行的存在会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但是如果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外债的比例是很小的值，那么也会造成经济的不可弥补的创伤（达里奥的外债处理方式），泰国和我们60年代的中苏交恶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4）股票市场都会有一场牛市，但是注定着宽幅震荡贯穿后半期
韩国综合指数1980年到2002年的牛市和高度震荡：
德国DAX指数1960年到1980年的宽幅震荡：
各种数据库尚未找到日本1970年以前的相应数据。
我们在这里并不过多阐述背后的原因，只是阐述这个历史现象，当我们在说中国股市的生存条件恶劣、高度震荡、无法赚钱的时候，也许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工业化过程中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特征和性质，我们只是经历了这些国家过去经历的一个过程而已。
PS：台湾90年代的牛市仅仅是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一次必然牛市，和东南亚的情怀没有太大关系，都是一样的人性，美国在1929年也出现了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一场大牛市，然后用暴力下跌的方式画上了那波牛市的句号。
（5）康波周期、工业化进程耦合下的宏观视角：再工业化过程、商品价格的波动
在康波周期的引导下，我们会发现两个结论：
b.由于生产设备的全面更新，传统制造业强国会迎来「先发劣势」，这个国家需要「再工业化」来满足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工业化过程相当于一个国家绽放了第二次生命力，目前看只有三个比较出名的国度完成了再工业化过程，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德国，最终人均GDP将成为国家的最终挖墓人。日本是没有实现再工业化过程，所以有了后面的衰败。从技术更新周期角度推算，一般再工业化过程是要在起飞结束后的20年到30年后展开，正好对应一个康波周期的回升期。
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大级别的国度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往往是康波周期繁荣期的，1985年到1920年是德国和美国开启了工业化起飞过程，并在当时发生了「顶上」战争；1960到1970年是日本、德国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也是那一轮康波周期的繁荣期；2003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起飞阶段，也是信息化技术的繁荣期。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许就是后发优势的缘故吧。
如果把这些问题耦合在商品价格周期和产能中，我们就能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商品牛市看需求、熊市看供给」，这个话是我刚入行的时候看周期品听到的一句话，甚至来说这是商品价格的精髓。
这句话也注定着大宗商品价格在康波周期繁荣期是一场几十年才会有的一次超级繁荣大牛市。
国家生命周期第三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
工业化进程从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国家的蜕变，类似于化茧成蝶的蜕变，也是一个凤凰涅槃走向重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注定着一些事情的出现，对应着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层面、甚至是政府的调控政策的蜕变。注定着在工业化成熟阶段要和过去的很多行为说声再见，也是在这个时期要防范企业家和人的「认知泡沫」，毕竟认知泡沫在杠杆的作用下带来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如下表所示的达里奥和罗斯托在这个时期所展现的经济和社会特性：
1）经济增速必然下一个台阶：经济好坏的判断标准
我们能看到在工业化成熟之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下移，也就是潜在经济增速下移，这是一个必然。但是很多人还在利用经济增长的起落来判断经济的好坏，这个不得不说是一种线性外推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经济的好坏对比的不是绝对增速，而是要和潜在经济增速来做对比，学术的名词就是「产出缺口」。如何判断经济过热、经济衰退？是因为经济增速下移就是衰退吗？
经济的好坏都是跟着潜在经济增速去对比，而不能单纯的依靠经济增速波动的方向，那只是线性外推的一种，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的转折点，这样的判断是要犯大错误的。
根据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化做投资决策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是股市长河特有的适用期，之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适用了。美国百年的股市涨跌最后只能有30%能和总量经济变化直接挂上关系，那么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总量宏观经济指导投资的可靠性就不是那么的高的原因了。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些国家在走向工业化成熟阶段先后都出现了股票市场的长牛，经济不好股市不好的言论真的可以休矣，不要再说了，只是入门级的水平。
2）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趋势性下降、服务业上升：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是决定国强民富的根本
我们能看到在人均GDP越过10000美金这一道门槛前后，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提升的事情。服务业占比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工业化进程一个必不可缺的部分，但是消费不是带动经济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只是被动性的接受，我们曾经也在这个方面走过一些弯路，甚至还一度认为「消费带动GDP」、「消费是经济的核心动力」，一说到「调结构」就是要「增加消费支出」，我偏向认为这些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归纳总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真实的传导路径是人均GDP过了10000美金（1990年国际美元）之后，居民变得富有，房屋购置也达到一定程度，具有资金开始消费，在消费的层面增加了享受。
是因为居民有钱、不需要特别大的资本开支（购房）了才会去增加消费支出，而不是因为消费支出让居民变得有钱。单纯的依赖消费是不能够达到国强民富，美国彰显了「国富」，但是民众已经在消灭制造业的过程下变得并不富有。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决定了本国居民财富水平，是决定了国强民富的根本，是消费升级的基础，否则只会进入不断地消费降级、降级再降级的死循环中。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移
我们能看到在这张图上呈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在工业化成熟期前几年开始出现拐点，并且未来占比不断下降，这个就意味着固定资产增速是要小于名义GDP增速。
a、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起飞阶段完成社会的渗透率，已经没有太多的施展空间，也没有继续增加基建的意义；例如1974年日本推出的「列岛开发计划」后来也不了了之；美国是在1960年有过一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修补完善工作，但是总量并不是很大；之后的国家总需求支出放在国防和军备竞赛中；所以当我们最近几年在热议中央政府加大财政和总需求支出的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真的懂政府，未来这方面的支出只会不断降低比例，而不是增加；
b、企业维持一定的资本开支，不会兴起过大过高的资本开支，即使存在高高盈利，但是也仅仅是少数企业进行资本支出，并不会产生全社会大量、疯狂的建设狂潮；
c、居民房屋购置进入到缓和期，房地产会在这个阶段走过大周期拐点，地产需求进入稳态化，房地产的总量需求也许见到次级天花板（在成熟期的末期有可能会迎来二次购房高峰，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带来的财富效应）。
4）无效企业退出、企业集中度提升
从这个数据图我们能看到中国行业和公司的利润率是很高的。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和感受到的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也许是来自个体和全局的关系，例如一个行业在中国有100个公司，美国有10个公司，这个行业在中国能赚取1000元，在美国只能赚200元，但是在公司层面中国平均一个公司只赚到10元钱，而在美国一个公司平均赚取20元，也许这个比喻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真实写照。
众多企业需要经历一次两次的债务危机来完成行业的清洗和洗牌，没有多少企业是自己主动关停的，大多数是血拼掉现金流，偿还不起债务，发生债务违约和清算。所以往往金融周期顶部是和起飞到成熟阶段是耦合在一起的。
这个时期标志着企业的行为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依靠杠杆挺过寒冬，然后在下一次需求爆发的时候发展壮大，赚取优厚的利润，但是对于低效企业（不要区分国企、民企，只有低效企业和高效企业）在这个阶段的冬天十分难熬，因为总需求一去不复返，还要依次下台阶，在这个转化点的几年过程中核心是保持流动性，「活下去」。
所以，每一个国度的起飞期到成熟阶段都会有一次经济的增速的下挫（经济危机），通过这种表象的痛苦完成企业的出清和新活力的诞生。
注定着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始走向了永久性的没落，也是企业家需要改变行为的时候。
专业的事情留给更加专业的人去做，术业有专攻。
在整个成熟期都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时候，也就是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进一步侵占市场空间、提升利润、形成足够强大的竞争力和实力。
日本在73年到76年出现了大量企业的破产、美国在1929年和1982年也是大量企业破产（美国在1980年再次工业化走向了成熟）。德国在70年代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中，无效企业的退出速度决定着龙头企业崛起的速度。平稳过渡是每一个政府都希望的，但是也许会造成一定的长期影响问题。
中国近些年注销企业家数
5）龙头企业是制造业升级的核心，并走向世界舞台开始对外投资
龙头企业承担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制造业升级，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
真正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一定是在大企业中诞生，因为小企业的对手只是小企业，而国际竞争的企业是国际巨头，是经历过几十年商业血雨洗礼的世界500强，从他们嘴里抢市场空间是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竞争优势的，而不是简简单单「有什么机会，哪里能赚钱」这么简单的商业逻辑。
中小企业是很难有这样的优势。承担不起研发、开拓、渠道上和国际企业竞争的费用，注定着中小企业很难承担起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使命。
我们回想起来日本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也仅仅是那么十几家隶属于六大财团的企业，韩国是四大财团把持着主要出口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在前面我也提到了，往往大级别的国度工业起飞阶段一般处在康波周期的繁荣期，而接下来的成熟阶段也就是康波周期的萧条期。
在萧条期，没有新技术的应用，更好的技术还在孕育中，技术领先企业进入技术沉寂期，在技术创新的高纬度碾压上丧失了优势，追赶企业在这个时期会依靠成本优势和继续研发升级攀升科技树缩短相应的差距，并同时能在这个时期塑造成功自己的产品品质、口碑和品牌。
工业化成熟阶段，也会塑造本国企业品牌、比较重要的是消费品的品牌和国际影响力增强。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本国的企业开始加大对外的投资，因为他们赚到了钱，在本国人工成本上升的过程中，开始有一部分到人工成本更便宜、运输更方便的地区建设产能，而这种产能往往是中低端产能的一种迁移，对于那个国家来说可以看做是中国的90年代。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不能当做是经济问题来研究，把这个写出来，只是记录下自己的一个人文观察和回溯的情况。
也许人的理想和情怀是在两个极端情况下是很具有感召力的，一个是全民十分贫困期，一个是全民富裕期。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达则扶济天下。
中华历史上思想、文华灿烂的时期都是在这两个极端时期。乱世出思想，盛世出文化。
春秋战国是一大乱世，也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时期，从治国、思想、哲学的层面，我们2000多年过去也还没有超越那个时期，后世想的问题那个年代都想到了，我们在智慧上仅仅比先人多了如何偷懒——生产效率的提升。五四时期也是一大乱世，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五四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家。
一般只有盛世时候才会出现精美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这是因为居民有多余的资金和精力为文化买单，为精神上享受愿意多支付资金。
饿着肚子的时候，想的是如何解决下一顿饭，不会想着去看一场话剧。
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十五年前的文艺工作者生活很清苦，当演员郭涛从孟京辉工作室出来的时候，孟老师还说过：「你不搞艺术啦」。没有底层的物质建筑，艺术是很辛苦的，发达国家只有富人才学艺术——无聊闲的。
在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居民在自我意识中开始加大了财富传承、养老的意识。
①、财富传承
起飞阶段是居民由贫穷变富有的一个过程，个人财富神话层出不穷，这一批人最有冒险精神，由于他们的财富由来是开始于冒险行为，所以他们在人生黄金期的40岁到50岁时候拥有十分强烈的冒险精神。当进入到工业化成熟期，这群人开始进入人生的暮年。他们的思考方向从冒险转为保守，并希望能将自己的财富传承给自己的子女和后代。
正是因为富裕阶层考虑的财富传承，让资管行业拥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会成为虚拟资产价格坚强的后盾。
②、保险的深度扩展
保险——尤其是人寿险是大部分居民都会购置的一项资产，除了理财需求外，还是对人身意外的一个保障。如下图保险深度，一般在人均GDP达到20000美金时会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是因为人们变得富有，开始了增加他的保障性支出。
③、养老需求
从进入成熟阶段，国家政府和个人都会加大在养老体系方面的支出和建设，而养老金将是虚拟资产价格坚强的后盾。我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建立得并不完善，劳动——养老的代记关系还只是刚开始，养老金总体资金量低。在工业化成熟阶段将成为国家层面重要的发展方向。
8）房股收益率互换的开始
9）债务开始转向中央政府转移，居民加杠杆，调控方向转为债务平稳过渡和货币，国家层面开始注重收入分配调节贫富差距、加大保障性支出
在成熟期债务开始向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增加累计，地方政府开始退出拉动经济的舞台，开始转向服务型政府。
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向逐渐淡出需求总量的控制，开始注重货币层面的调控。尤其是在债务危机处理方面，在控制货币总量供给，开始调控货币的价格，希望通过货币价格来降低和延缓债务危机的爆发。货币价格的下降和超发不会引来经济的多少好转，更多是在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上面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货币层面做的另一些工作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一部分坏账，这个也是货币政策的一方面，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增加一笔数字，对应债务体系中无法偿还的债务，但是这么做之前一般会让负债者和债务拥有者承担一定损失和吃一些苦头。这样的货币政策不会引来过多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也是缓解主要金融体系流动性危机的最后的对策。
这个时候政府应对的最大挑战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先富裕起来的人开始通过资管、投资、房产等财产性收入获得财富，并且成为了持续升值的资产，贫富差距扩大化。国家政府层面要通过税收、扶贫等政策来延缓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是所有国家都要开始做的事情。
虽然这个时期居民还有财富效应，能掩盖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要在缩短贫富差距做出工作和打下基础的时候，也就是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因为在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会影响整体的经济甚至是社会的安定。政府的支出开始向大众消费方面倾斜，加大保障性支出——教育、医疗、养老普及扩大化。
在成熟阶段，社会阶层开始进入固化，社会工作职位也开始进入固化，暴富的机会会变得越来越少，个人成功的几率变得十分的低。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在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内部升迁、升职也许是特别好的出路，不要盲目相信创业和实现个人价值这种虚无的言论，谨防个人的认知泡沫，创业做公司真的很艰难。
提到这个时期的政策就不得不回到日本，日本在1983年工业化成熟的后半段，开始犯下了巨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在那个时期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更多的货币投放和更低的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速回到更高的位置，在1983年开始增加货币和降低利率，并在1985年开始放松金融管制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并且在放任汇率升值的过程中放开了资本账户。
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起飞阶段能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在工业化成熟期，注定着只会推动资产价格泡沫，企业不会去投资的，所以各种融资杠杆的方式去炒楼、建高尔夫球场、买海外的资产和大楼，企业高层也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如何去做制造业升级。经济增速没有刺激起来，但是企业的杠杆率却起来了，日本年企业杠杆率在1994年是GDP的150%，但是企业债务对应日本企业的利润而言却是110倍。
我偏向认为日本有失去的二十年，完全是因为1983年之后制定的货币政策——过早的金融自由化，让他们没有进入到下一个周期的再工业化过程。而德国却在这个时期保持的很好，稳妥、稳健的维持货币政策，没有掉入过早的金融自由化陷阱，在90年代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再工业化过程，也让德国拥有着和日本相同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的国度多了20年的青春。
10）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国力：国强民富，世界话语权增强
在历史的舞台上，任何一个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国家，在国际上都展现出来国强民富的一面，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1950年的美国，即享受了二战的光辉战果，也是国际国强民富的象征，「美国梦」的深入人心的时代；1980年的德国、日本，这是在当时的国度能和世界老大美国叫板的国度；即使是韩国在2000年开始也有一段显示国强民富的时候。
而在这个时期相应的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都比较大，传统社会到工业化起飞阶段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并不会很重，因为国贫民穷，只有到了国强民富的时候，才会有自己的话语权，别人才会尊重你，因为你拥有坐到一个谈判桌的资本，其他国家想着多卖给这个国家一些东西。
实力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做人和国家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外交部对外外交的中庸化，甚至1999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我们国家还只是处在起飞准备阶段，还不够强大。
这个情况一定会看到，因为这是时代的烙印。
国家生命周期第四阶段：大众消费阶段
能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并不是很多，目前初步把人均GDP达到20000美金（1990年国际美元）看作是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的标志，还要辅以人均粗钢600公斤消费量作为依托和支撑。由于可供参考的案例实在是较少，所以更多只能是一个类似的总结，在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起点20年到30年要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例如美国是在60年代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因为当时全球有且仅有它具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能力，但是作为当时世界汇率最高、人均GDP最高、购买力最强的国度，在二战后的空档期出现了世界工业体系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所以其一直到70年代都维持着净出口，美国中产阶级的强大和富有就是在这个时期维持下来的，当我们在讨论美国社会结构的纺锤体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虽然美国人均GDP是在1982年进入了20000美金（1990年国际美元）。
这个时期会出现两个路径：一个是再工业化的国强民富第二次生命，一个是无法再工业化的沉沦和民弱。
再工业化的过程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到目前为止我尚没有找到合理的指标来衡量这个问题，我想用该国企业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强弱来反映这个问题，就是相当于该国企业在国际上还能保持较高的企业竞争力，从海外赚取大量的利润回到国内。
由于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仅仅有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几个国家（北欧小国不要统计在列，没有研究和参考意义），而能实现再工业化过程仅仅是美国（1960年到1980年）、德国（1990年到2010年）。而这两个国家的对应的两个时期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美国当时是在新的一轮康波周期中成为科技的主导国，以自动化生产线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最终以汽车为最终载体完成了世界侵占，同时在60年代到80年代也是工业化国家的沉寂期，由于二战消灭了一切有形物质，这些国家都是从头再来，美国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德国在1990年后的再工业化主力构成是欧盟成立和中国的庞大需求，由于欧盟的成立，德国产品畅通无阻的在欧洲各个国家贩卖，中国庞大需求的崛起让大众汽车为代表的企业在中国拿到了大量的订单和销售商品。
日本、法国、英国都没有实现再工业化，所以最终一个结果是居民越来越穷，「民弱」是这些国家的一个代名词，直至下一个阶段——超越大众阶段，居民开始变穷，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变穷。
1）经济增速下移到4.2%左右
经济增速会在成熟阶段后继续下个台阶，下移到4%左右。开始进入生命周期中后期的暮年。
2）国家开始逐步转向为进口国：本国要注重创新
由于人均GDP的增加，人力成本已经成为制约本国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均财富增加，该国居民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强劲，往往会成为产品的净进口国度，本国产品越来越贵，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开始迁移到其他区域生产，本国制造业开始空心化趋势。
如果能通过制造业升级进步，利用科技创新把生产效率提升到更高、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该国能进入再工业化的过程。核心标志就是能生产更好、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品，能做更高精端的制造业。
这个时期的重点是点亮高级科技树，创新和科技才是这个时期的重点，往往这个时候是要把握康波周期的回升期和繁荣期，尽快的把新技术应用到制造业的生产线上。
3）国家债务、居民债务开始进入加速、居民开始贫困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自己贫困
由于名义GDP增速下移，居民创造财富能力变慢。
在这个时期政府会放宽购房的首付比例，鼓励居民用更高的杠杆去买房子，毋庸置疑，这是所有国家和政府都会做的事情，日本是放宽到4倍、美国甚至放宽到6倍。而我们中国在目前阶段购房杠杆率只有1.6倍。
居民变贫困的开始。
国家往往会陷入双重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需要依靠国债的发行来维持相应的运转。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全面加杠杆期，也是中央政府杠杆率增加最快的时期，养老、医疗等费用会吃掉大量的政府开支，只能依靠国家增加杠杆、借债。
4）居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应该注重居民收入占比提升
我们多次强调，居民的财富二八分化、贫富差距从人类社会开始建立起来的那一天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并走向越来越大，直到达到极端不平衡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社会出现一次大震荡推倒重来。
韩国政府是被财团绑架的政权，从2000年之后居民财富收入占比没有得到提升，而财团收入占比在不断的提升。
中国现在正式开始了这种分配的变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开始稳步抬升。
5）政府宏观政策调控
如果经济能进入再工业化过程，那么货币政策和货币价格的变低会重新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
考虑到债务等原因，政府会努力的把利率维持很低的位置。宏观层面的总需求调控意义并不是特别大，除了会增加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过热，起不到什么好处。
如果没有再工业化过程，那么将进入国家的最后一个阶段——超越大众阶段、国家生命周期的暮年，也是帝国的黄昏。
帝国的黄昏：国家生命周期最后的阶段
罗斯托并没有总结到这个阶段，是达里奥总结出来这一段的情况。也是过去20、30年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的综合情况。
帝国的黄昏仅仅是几个国家进入到这个时期，虽然相对来说是现在发生的特例，但是按照债务、居民财富等因素框架推演，这些情况的发生是必然，也大未来极大概率会出现的情况。
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已经走到了黄昏的中后期、德国是在这个阶段的前期，因为德国现在还能保持一定量的净出口，能通过净出口方式来减缓债务问题。
1）经济增速贴近CPI
无一例外进入到国家生命周期最后阶段经济增速都会进一步下滑到贴近CPI的变动幅度；这个意味着居民开始进入到不创造财富阶段，贫困和生活压力加大。
2）国家级别产品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贸易逆差
由于人均GDP已经处于很高的序列，大部分产品都不具有人工优势，国内生产性价比极低，大量的企业外迁，国家贸易赤字逆差扩大。
3）全社会杠杆尤其是国家债务处于快速上升期并进入顶部
国家生命周期最后一个阶段，全社会的债务杠杆处于快速上升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债务，也可以称为国家债务周期顶端，由于国家生命（债务）周期的五个阶段都是20年到30年，往往对应的是百年计的一个大周期。
全民的高杠杆是国家级别最大的危险，也是最大的无奈，从工业交换社会建立之初已经确定了这个结局。为了弥补工业交换社会的总需求不足问题，必然会不断增加债务，直至债务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而这个时期什么时候能到来，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演化就超过了我的智商涉及范畴。
债务危机是逃不开的宿命。
在某一个国家进入帝国的黄昏，也是其他追赶国的幸运和福音。因为有一个领先国的净进口增加债务，才会带给追赶国的财富积累和进入到工业进程序列增加该国的居民财富。
中国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美国人，甚至全球70年代进入到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感谢美国，因为美国庞大的财富和净进口带来了这些国家财富的积累和进入工业化进程，美国以一己之力全民负债拿借债方式供给世界其他的追赶国，中国目前能有现在如此辉煌的经济发展和居民财富创造，应该说也感谢美国全国的举债。
虽然美国全民举债是被逼无奈，是由于工业交换社会的特性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这个特性造就全球产能的几次大迁移。
这是一个大的轮回，满盈则亏。
4）央行开始接入国家债务，财政部和央行互通，养老问题成为比较大的开支
央行发行各种国债来进行中央债务货币化，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几笔数字，也就完成了国债的发行。看似这个和我们在1996年之前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十分接近，央行和财政部的国债发行挂钩。
但是当进入到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五个阶段的时候，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又变得模糊不清，日本是直接打破了这个界限，财政部从央行那里拿钱用来对付养老和民生。
美国、德国还在一层外衣的掩护下半遮半掩的完成了这个模糊化，采用金融机构方式来完成转嫁——中央政府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美联储向金融机构放钱。
5）货币理论失效：利率降至零、释放大量国债货币、通胀水平不高、刺激资产价格泡沫
经济增速下移到零附近，为了缓解债务问题，利率水平一般趋向于零。
同时央行释放大量的货币，用以完成中央政府债务货币化。央行释放大量货币在很多人看来会造成无法遏制的恶性通胀，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出现。
2007年伯南克向日本央行政府介绍「直升机撒钱」的货币政策时，日本央行首脑是一笑而过，内心的想法是这样岂不是会带来大型的通胀。然而在2008年伯南克亲自操刀，完成了美国的量化宽松，解救了美国的债务链条塌陷的世纪大危机，到2012年美国也没有引起较高的通胀，日本央行觉得伯南克的方法可行了，可以进一步弥补财政缺口问题，还能稳住资产价格。
当美国、欧洲开始实行各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已经10年，这些国家也没有出现大额度的通货膨胀。在货币学派的领域所信奉的基本公式就失效了。
MV=PT（M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周转率；P是产品价格，T是数量）。这个等式蕴含的结果是通胀就是货币造成的，缩减货币供应量一定会压低通胀，虽然在80年代初治理滞涨问题上取得了效果，但是那时候是因为缩减供应量降低的通胀还是因为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通胀下降也许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货币的释放没有引发通胀也可以用货币乘数下降来解释，只是从理论的直接推导过程中，我们偏向另外一个推导模式和方式）。
从1985年之后的日本、1994年之后的美国等国运行情况看，奥地利学派对货币学派「只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抨击也是被历史所验证。
股票市值和M2之和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股票市值/名义GDP能达到全球最高的170%左右，也能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股市从1990年跌到2008年，尤其是在2013年开始了上涨。各个国家的央行超发资金进入到虚拟资产价格中，支撑了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
超发货币没有引发通胀，有且仅有在金融体系发达的今天会出现。过往的历史中，央行超发货币给银行，银行没有其他渠道只能释放给社会企业和居民——带动企业和居民手中的钱多直接引发了恶性通胀，1930年德国「世纪大通胀」就是这个路径，包括中国「1948年」的恶性通胀。而进入到国家生命周期最后阶段，金融体系发达程度超过了过往，金融机构（银行、央行）可以直接购买虚拟资产价格，虚拟资产的泡沫吸收了大量的货币，从而导致了在宏观经济史上没有出现的一个情况——大量印钱而没有恶性通胀，甚至日本的通胀至今都没有什么起色。
当然了到康波周期萧条期由于政治等原因大概率会出现滞涨，也就是在2020年之后会发生一次领先国的滞涨，这个是另外的话题。
美国是唯一一个将养老金、居民个人资产联系到股票上的国度，居民36%的资产在共同基金和股票上，养老金中的IRAs（8.8万亿美金）有54%配置在股票上。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股市的关心程度超过了一些国内事务，全球唯一一个可以通过居民资产负债表调节居民财富的国度，美国华尔街的金融资产是美国最核心的核心资产，还要承担美国人的养老。
6）虚拟资产成为贫富差距主要加速器、居民分裂
股票资产在代际之间传递，成为了居民贫富差距的加速器，居民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产生分裂，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贫穷的人更加贫穷，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整体收入不断下移，大量的人因为通胀等生活原因而陷入较为困难期。
往往这个时候左翼、民生、民权等势力开始逐步登上舞台，甚至还会出现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想，这是因为居民感觉生活压力变大而选择的意识形态，而当居民分裂到极大程度，大部分居民生活不能满足温饱，那么社会极大地陷入到动乱。政客会利用这种意识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作出各种的政治许诺和做一些改变。
缩减贫富差距，防止社会走向崩溃边缘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在这个方面，法国和英国做出了一定的表率，他们利用二次分配方式，高赋税、高福利完成二次分配，降低贫富差距，从1950年之后英国就走到了帝国黄昏这个阶段，走了70年，还在延续这个过程（虽然我们在批判这种方式为「养懒人」）。
7）美国面临的问题最为严重
美国的问题是最为严重。
⑴、在创造居民财富的两条道路上有些都比较艰难
①.虚拟资产对GDP的比重在历史极高位置，除非是央行继续无限量的提供资金，而这种边际资金需求的数量又是极其庞大的；
②.制造业的复兴面临着国内基础设施陈旧、专业技能工人不足、人工成本高、居民敬业感不足等问题。
⑵、美国的各大债务都处于顶部，而且外债占比高又是各项债务危机处理起来最为复杂的案例
企业、居民债务杠杆比例处于顶峰，很难通过增加新的杠杆来完成债务累积，普遍的债务偏高。
而国家债务问题就是最难处理的债务危机，尤其是外债占比过高。尤其是当出现资金的大幅度外流，造成社会资产价格的崩塌，耦合居民财富和虚拟资产紧密挂钩情况下，那么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将是巨大，不亚于一次「世纪危机」。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们也许会看到美国政府冻结和封锁其他主权国在美国的资本账户，虽然这个问题是十分巨大的政治事件。
⑶、并没有通过对富裕阶层的高赋税进行二次分配和加强社会的福利来达到缩短贫富差距
至少在2019年美国政府还在执行的是减税，这也是让美国各个投资界的大鳄都反对的政策，他们更希望把自己大部分身家捐献出去来缩减这样的贫富差距换取社会的稳定。
美国政府的减税并不是经济的人参果，它是长周期经济的毒药丸，会造成社会长期更大的分裂和不公平。
⑷、特朗普的种种政策实际是给全世界经济吞下的毒丸
①.想改变了过去50年的「全球共生模式」；
②.想大力发展基建，必然会给全球带来一次通胀和领先主导国的滞涨；
③.贸易战借口、祸水外引；
④.保护产业资本利益：我们历史上朝代灭亡时，世袭权贵公爵侵占国家资产，中央政府财政吃紧，《中央帝国财政密码》这本书详细的介绍历史上巨富和中央财政失衡带来的帝国倾塌的各种案例。
关于美国的资产价格会如何变化和未来的演变，我已经很难找到合适、合理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也许英国的高赋税、高福利政策才适合未来的美国。而下一步的推演是美联储还会在2019年的这一次危机中继续推行新的量化宽松，因为这是最容易走的路径，而且极有可能会加大基建建设，打通央行和财政部门的法律壁垒。
国家生命周期小结：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学习，在重新研读周金涛先生作品的时候一股豁然开朗的感觉出现，类似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的宏观框架也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和通透，当再看到达利奥的债务周期和国家的历史阶段时候，结合我对各个国家长周期的一些历史数据的研究，我的框架完整的呈现出来。
猛然间我发现，我们日常做的和看到的宏观研究真的不能称为宏观研究，只能算是「故事汇」和短期数据的蒙结果。
做宏观的意义是什么？政府是为了更好的调控经济、引导国家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为了更好的赚取资产价格价差盈利。然而回想起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宏观研究都是什么？天天说的是经济的好坏、每个月的各种宏观经济数据花式解读，还有各种的理论外衣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故事。然后这些对投资有多少帮助呢？又让我们多赚了多少的价差呢？也许除了牛市都赚钱的时候，对我们的相对收益并没有增加太多，增加的就是表面看起来「什么都知道」的股票行业专业人士，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些去指导我们的投资呢？
当我们脱离短周期视角站起身，去看长周期的的情景，我们也许会豁然开朗，不会因为一两个月的波动和噪音一目障叶、管中窥豹。国家生命周期和我的行业和公司生命周期投资框架类似，我们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时期对于一个公司股票价格涨跌都是短周期的供需关系等事件驱动或者趋势性投资（追涨杀跌），没有用整个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应该如何的角度去做投资，例如在2007年和2010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思考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对企业利润的侵蚀这种低级到爆的问题，而放到生命周期去看「商业寡头垄断逻辑」，结论就完全的不一样，也就能知道后面一定会10倍以上的上涨。国家生命周期和行业、公司的生命周期具有相似之处，是从个股上升到整体股市大势研判，从20年周期上升到百年周期。这样的百年计的国家生命周期，我们每一年的各种看多看空的理由，与当年看多、看空格力的理由有太多相似之处，甚至是一样一样的胡猜，但是最终只有一个结果，按照生命周期的轮回方式完成自己的运行轨迹，我们只是卑微参与这个过程的一份子，什么也影响不了，只能通过提高自己的认知来认清楚这些。
落实到投资，就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的周期阶段做不同的方式方法和策略的调整，能完成国家生命周期两个阶段考验的投资大师寥寥可数，许多大师是在这种转换点上折戟沉沙。
投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事情，但是把国家生命周期的进化方式放到投资中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出现——大道至简。
努力提高我们的认知，适应新的环境和市场吧，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股票市场，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史诗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