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货币，马克思的一句话很精彩，“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不管这话对不对，但确实说明了贵金属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时候金银等贵金属，是作为货币使用的。
如果把文明定义为文字诞生，货币的历史可能比文明更古老。早在公元前1776年，《汉谟拉比法典》由中东地区的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这部法典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楔形文字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原文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石柱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现保存在卢浮宫。其中不少法律条纹，都和货币有关，比如自由民找到逃亡奴婢而交还其主人者，法典明确规定奴婢主人应该以一定重量的银作为报酬。可见，白银在巴比伦已经明确作为货币。
黄金白银作为贵金属，在不同地方的神话中往往有美好的寓意，甚至不乏神秘的图腾寓意。比如，在欧洲，金属的英文“metal”源自希腊语，意为“月亮”，最接近月亮的金属自然是白银。在遥远的印加帝国中，黄金则被认为是“太阳的汗水”，有为国王加持力量的作用，白银则是“月亮的泪水”。
西方人偏好黄金，西方人探索新大陆的动力之一就是寻找黄金，对比之下，中国人看似偏好白银，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都还是流通白银。我们前面谈到了，中国在1000年前的北宋，就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后来一直用白银，纸币不是方便么？这样的货币变迁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历史的重要线索。
后人往往把银本位的确立归功于明代，但这条路并非明朝皇帝的选择。明代官方对银的态度分外矛盾，经历了从最初抗拒，甚至严刑峻法禁止使用白银，到最后，不得不接受的过程。
刚开始，明朝沿袭元代的做法，试图用纸币代替铜钱和白银。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在朱元璋主导的大明宝钞的设计中，基本态度就是民间金银只能卖给政府。官家动用权力来捍卫大明宝钞，不用宝钞的可以罚款一万贯，全家发配边境。
虽然有权力加持，但是市场有自己的逻辑。官家的刚性管理，并不能控制好纸币，大明宝钞逐渐贬值，最终被市场淘汰。纸币的没落与退出，对应着白银的胜利与地位的确立。根据经济学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纸币的退出存在临界点，也就是14世纪90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铜钱流通被暂时禁止，但到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面值的3%。明朝官员薪水本来就低，里面不少还是宝钞，自然也怨声载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史发展往往不以帝王意志为转移，货币更是如此。明初的白银禁令其实一直没有被严格遵守，尤其是所有滥发纸币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贬值问题。到明英宗在公元1436年登基之后，不得不放宽对白银的禁令。朝廷民间开始重新使用白银。
到15世纪初，明代政府终于放弃大明宝钞，承认白银的地位，税收也开始以白银支付。白银至此终于成为主角。
另一方面，中国虽长期用白银，但其实产银并不多，可以说是贫银国。中国产银量究竟多少，可以从《明实录》中对白银赋税的大概计算，推算出明代白银产量并不算多，平均每年30万两略多。
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如何在近500年中，一直维持银本位制？答案在于海外白银。彼时，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万历年间明代也大开银矿。学者强调，明代这一期间的“炼银热”趋势与世界同步，当时的日本、德国也是如此。从此，海外白银滋润了中国经济，但是这也有风险。为什么这样说？白银类似当时的外汇，随着海外白银流入的减少或者增加，明清两朝甚至民国政府没有办法主动控制，经济随之波动。也正因此，很多人抱怨，白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早在白银货币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启蒙思想家就抨击白银，视之为大害，黄宗羲说它是“天下之大害”，王夫之也表示过类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由于白银的度量单位不一，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紊乱。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是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脚注。直到今天，不少观点仍旧强调正是因为中国用银才丧失货币主权，导致中国在明清东西大分流时代的落伍，错失了工业革命。按照这派观点，大明帝国的灭亡根源之一在于李自成起义，而这与海外白银流入减少有关，甚至晚清与民国几次白银流入的变化，都触发了经济危机乃至战争。
怎么看这类观点？事实上，白银在中国的失败，只是帝国大失败的一端而已。在经济系统性改造之前，货币金融难以有实质性突破。从大明宝钞和白银的对决中可以看出，白银胜出是市场的选择。这个结果，是皇帝不愿意接受的结果，但也是皇帝也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结果。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事都有代价。可以说白银的最终胜出，虽然是市场的选择，也不过是勉强胜出，可谓惨胜，甚至是政府民众的“双输”。
就这样，在过去千年，白银被爱慕，被渴望，也被诅咒，被抱怨。而白银流入的速度变化，牵引着中华帝国的命运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