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群行为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并由Shirif(1935)和Asch(1952)对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用实证证实，指的是个人的观念与心理在社会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下发生改变，从而放弃自身原有的主见而向着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趋势。[1]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少数理论研究人员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真正将羊群或从众心理、社会压力与传染等问题结合进来，而目前对羊群行为的研究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对众多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证券市场中可用来解释证券市场的异常波动与市场泡沫的形成机制，在其他存在群体行为的环境中羊群行为也极具应用价值，如厂商销售产品、组织进行的小组决策、地区招商引资、银行挤兑、人才积聚等等。[2]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证券分析师群体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投资者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紧密，但又存在较大的不同。Hong、Kubik和Solomon认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分析师之间羊群行为的主要动因是基于对自身从业声誉和长期执业生涯的考虑，因此更倾向于和其他分析师保持一致，羊群行为程度应该较投资者更强。
宋军、吴冲锋(2003)研究了中国股评家的羊群行为，建立了中国股评家大盘预测的羊群行为的检验模型，分别研究股评家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影响羊群行为的因素和羊群行为的理性特征。[4]主要结论为：股评家对舆论有明显的羊群行为；当历史收益率增加、市场乐观情绪高涨、股评家预测的一致程度增加、股评家的能力降低、股评家的初始声誉增大时，股评家参与羊群行为的动机增加。股评家羊群行为的理性研究指出，当舆论被事后的收益率证明为错误时，羊群行为反而增加，因此股评家的羊群行为很可能是一种非理。
三、羊群行为与证券分析师个性特征的关系
证券分析师的主流是“公司与行业分析师”，我国目前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中的主要研究员都属于这个类型。因此，与宋军、吴冲锋将“股评家”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笔者主要将“公司与行业分析师”作为研究对象。从证券分析师的执业特性和目前的竞争格局来看，存在着产生羊群行为的合适环境，但究竟羊群行为以及“非羊群”的敢于冒险的预测这两种心理行为如何量化，又与什么因素有关呢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与证券分析师的个性有关，另一方面与证券分析师的本身特征有关。由于证券分析师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群体，其本身是证券市场上重要的信息加工者，其个性特征因素对研究预测结果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证券分析师的羊群行为时，可以通过回归模型找出一些统计显著的个性特征因素来研究其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设计出相应的回归模型对羊群(从众)或敢于冒险(bold)这两种倾向与上述的证券分析师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1.预测精度
首先将分析师当前预测与先前预测的差值、与修订值之间的差值等设置为变量：
式(3)对与冒险性预测有关的证券分析师个性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其中：
Boldijt是一个指示变量，它衡量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的冒险程度，具体的取值原则是如果分析师i的预测高于先前所有对j股票的预测的均值，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LAijt表示分析师i在t-1时期(一般指上一会计年度)对j股票的预测精度，其计算方法参照式(1)；
BSijt表示在t时期对j股票进行跟踪的证券分析师的规模，如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一般对能源、电力、钢铁、交通类蓝筹股进行跟踪研究的“公司与行业分析师”人数较为庞大，而对农业、制造业进行跟踪研究的分析师则数量比较少；
FFijt表示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频率，一般在大的机构任职的分析师由于信息、研究平台较为先进，预测的频率也会比较高；
Cijt表示证券分析师在t时期所跟踪的上市公司的数量的多少，如果这项数值越大，则通常可以推定其在j股票上可供分配的精力越少，羊群行为的倾向就越大；
Iijt表示证券分析师在t时期所跟踪的行业的数量的多少，其影响类似于Cijt。
还可以把分析师对收益预测的修订程度作为因变量，对式(3)中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推定，如果一个证券分析师对自己原来所作的上市公司收益预测进行修订的幅度越大，则说明这个分析师敢于“冒尖”(或“冒险”)的倾向越小，而希望与大家保持一致(即从众的羊群心理)的倾向也就越强。
4.羊群预测和冒险预测的精确程度
究竟是比较大胆冒险的预测还是羊群从众的预测准确性程度更高如果大胆冒险的预测是基于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与他人不同的个人信息，那么这类预测就可以推定是可信程度较高和较准确的；但如果大胆冒险的预测是基于过度的自信，则其预测精度就会大大降低。对这个问题，可以将预测精度Accurcacyijt作为因变量，对Boldijt、YTD_Dist2ijt等进行回归分析，以观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并做统计显著性检验。
最后，可以作进一步的引申研究：我们面临着两种关系，一种是预测的错误与预测修订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羊群的预测与冒险的预测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呢Trueman(1994)认为，预测的错误与预测修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而羊群的预测与冒险的预测之间则关系不大。
对此，相应的检验模型是：
在式(6)中，ERRPijt表示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偏离程度；ERVPijt则表示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的修订程度。
四、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过程中羊群行为的思考
从国外的研究文献中来看，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中的羊群行为基本上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即：羊群行为普遍存在于缺乏有效信息和非资深的分析师之间；而冒险的预测往往比羊群性质的预测由于结合了更多私人信息，其准确性要更高，而且如果在预测中出现错误，羊群性质的预测比起冒险的预测有更强烈的自我修订倾向；相比起经验不够丰富的分析师，有经验的分析师往往更倾向于提供冒险的预测而且更不容易被解雇。因此，在国内的证券分析师群体中是否也存在这些类似的现象还是有与国外不同的特点，以及证券分析师的羊群或冒险的预测对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作用和市场有效性程度的提高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我们真正感兴趣的结论对证券市场监管和提高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内的证券分析师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的“个性特征差异”导致其“信息处理能力”存在较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将证券分析师“个性特征”进一步进行细分并提出与不同性质的预测的回归模型，可以说是对鲁直博士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延伸和探索。国内尚没有公开的文献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中的羊群行为提出系统的检验思路和模型，对这方面的理论探讨还非常缺乏。因此，本文在国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检验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或冒险的预测与一些个性特征因素之间的回归模型。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在尝试进行实证分析时，尽管可以对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如预测的精度、对先前预测的修订程度等)通过选择合适的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样本来计算出来，但是对一些个性特征因素如从业年限、所跟踪的行业与公司数量则因为商业机密等原因而难以准确获得，这也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所在。
参考文献：
[1]Keynes，J.M.(1936)，TheGeneralTheoryofEmploloyment，InterestandMoney，LondonMacmillan.
[2]Shiller，RJ.(2000)，IrrationalExuberanc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3]Hong，Harrison，andJeffreyD.Kubik，andAmitSolomon，Securityanalysts’careerconcernsandherdingofearningsforecasts，RANDJournalofEconomics31，121-144，2000.
[4]宋军，吴冲锋，中国股评家的羊群行为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3，(1).
[5]宋军，吴冲锋.中国股评家预测行为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3，(3).
论文摘要：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提高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管理的一般目标，是证券市场本身的特征对监管所提出的然要求。
我国理论界认为，“证券市场管理的基夺目怀是：统一管理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调节证券市场上资金供求的平衡，维持证券市场的基本稳定；统一管理证券的发行与上市公司，为投资者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有关信息；统一管理证券机构，包括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服务机构，创造一个公正、廉洁、有序、高效的证券业；严格监督和管理汪券交易，防止证券交易中的垄断、欺诈等不正当行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证券市场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指证券市场监管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和对此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具有客观普遍性，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市场条件下，证券市场管理的具体目标可能会有昕侧重，但证券市场管理的基本目标则是统一的。无论是成熟的证券市场还是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其监管的最终目的部必须符合市场本身的客观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证券市场管理的堪本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主体的外部性问题、垄断所造成的效率损失问题、信息不对称所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增长问题、收入及公平分配问题，等等。上述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既为政玎于介入市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同时也为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作用提出了限制条件。也就是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是有选择性的，对于有些市场比如完全竞争市场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和干预。
证券是对资本的高度抽象化，证券市场本身有的特征使其同其他市场相比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使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监管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极端重要。
首先，证券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负外部性。在证券市场上，资本交易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交易速度极怯，交易价格变化莫测，交易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问内完成大规模的价值转手，取得巨大的利润或损失，市场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同时证券场的风险具有强烈的“多米诺”效应，市场风险会很快殃及货币，外汇等其它金融市场，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l929年美国股市的大崩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上个世纪末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全性。不完全性即竞争的不充分性，如垄断、不对称的信息、交易成本、歧视等所造成的对市场竞争的妨碍和限制。
证券市场极易产生垄断，从证券供给的角来看，一家公司仅能发行本公司的证券，而不能发行其他公刷的证券，证券的发行过程完全排除了竞争，虽然不同证券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就某一证券而言，发行者必然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具有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从证券交易的角度来看，只要证券发行和上市交易的数量是有限的，某些势力强大的投资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大量的购买或抛售某一公司的上市证券，影响或控制某一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导致证券价格扭曲，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证券市场具有极大的负外部性和不完全性，虽然负外部性或不完全性在任何市场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证券市场的负外部性和不完全性同其他市场相比不仅表现得更为强烈，影响更为严重，而且仅仅依靠市场本身也根本无法解决。比如，从证券市场的负外部性来吞，由于个别行为主体和金融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使得证劵市场的负外部性，不能象其他市场那样通过证收“庇古税”加以补偿，所以政府必须对证劵市场实行比其他市场更严格的监管和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限制和消除市场失灵的不刊影响。
提高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也是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竹的基本目标，当然，从较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也是为了提高市场效率，但是二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仍然是有所区别的。从证券市场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为了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提高证券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
一、投资前要对证券投资基金有关常识有一个基本了解
如什么是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等等，这些基本常识的获得是投资基金的前提条件。
不同基金的风险、追求收益目标是各不相同的。投资者在了解基金基本情况后再根据市场状况，自己对风险的好恶程度，风险承受能力决定自己的投资。判断一只基金属于哪能种类型的基金主要看它投资范围。
二、根据证券市场的趋势走向决定投资基金的品种。
证券投资基金集中的资金全部投资于证券市场，因而证券市场的走势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市场处于牛市时管理水平再差的基金也能取得较好的业绩，而当市场处于下跌时期的熊市时，运作水平最好的基金业绩也会不理想。如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3月所有的股票基金都有取得了10%以上的收益，而此期间债券基金业绩都出现了负数，一些货市基金的业绩也不理想。根据证券市场状况选择投资某一基金类型的基金比选择某一只基金品种更重要。
股市是国民经济晴雨表，宏观背景和宏观政策对证券市场的走向影响很大。所以投资基金要注意宏观背景和宏观政策的变化。
在股市进入牛市时应主要购买激进型股票基金，这些基金的名称中一般有“成长”、“增值”等字样；当股市处于振荡市时，应主要购买平衡基金基金和指数基金；当股市处于熊市时，则应主要购买货市基金和债券基金。
当物价指数上涨，市场预期央行有加息可能，利率呈向上走向时，对债券市场不利。因为债券是固定利率，通货膨胀、加息使原来的债券利率就显得低了。所以必然会引起债券价格下跌，使债券市场进入熊市，此时则不能买入债券和债券基金。
三、根据基金公司的状况选择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和好的基金经理。
从公布的信息看，博时、嘉实、易方达、大成基金公司是已成为业内人士公认、市场比较认可的“第一军团”，在市场中表现出“名牌”的号召力。
基金经理的选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风格；这主要是看在牛市和熊市中基金经理的选股和投资组合；二是看基金经理的出身，也就是基金经理的经历，一般来说原君安、广发、海通证券出身的人投资较为激进，敢于冒险；三是过去的业绩。
四、根据波谷决定进出基金的时机
任何事物都是有波有谷，波谷循环。证券市场是牛熊交替，有涨有落。股市一般来说上半年行情较好，下半年行情较差。这是由于我国资金状况往往上半年较为宽松，下半年偏紧有关。因而投股票基金一般在上年12月至次年3月较好。当股市见顶回落，则要立即赎回。
五、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伞形基金
因为在伞形基金内各基金之间的转换可少收或免收转换费，在股市走牛时申购股票基金，在股市走弱时将股票基金再转换为债券基金或货币基金，这样既可增加收益，降低风险，也可节省费用。
六、走出认识误区
在投资基金中，常常存在以下误区：
2、购买老基金时净值低的比净值高好。这也是一个误区，高净值与低净值之间没有必然的好与不好，买基金其是买一个差价，即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净值高低实际上与收益的关系不大。高净值的基金往往是以前业绩较好的基金,一般经历过市场的检验。高净值的基金未必容易跌，低净值的基金未必不容易跌。高净值的基金,不等于它持有股票的价格已被高估，因为好的基金经理对他所选的股票有自己的目标价格，当他持有的股票被高估时,他就会获利了结，然后再买他认为价格被低估的股票，所以高净值的基金里，未必有价格被高估的股票。
而且，我国股市优质股票相对稀缺，“老基金”由于已经以较低成本完成建仓，相对集中地持有这些优质股票，因而在股市上涨时，更能“坐享其成”，收益率会增长更快。
3、基金分红越多越好。现在基金发行竞争激烈，不管是出于回报基金持有人的目的，还是为了推动同一公司下新基金的营销，一些老基金都大手笔分红。投资者常常认为基金分红越多越好，这是一个误解。
分红后基金净值明显下降，相对会便宜不少，可以刺激投资者的购买欲望。但如果分红过多就会增大基金的现金流失，损失基金的规模，对基金的运作不利。分红与否应根据基金的净值和基金的运作周期。净值太高，一个运作周期结束，当然应该考虑分红。反之，频繁分红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大于利。
基金净值走势的一般规律是在1.05元以前净值增长较为缓慢，1.05元至1.16元之间增长较为迅猛，1.16元以上又增长较为缓慢。如在2004年2月18日博时裕富净值达到1.19元以上时赎回，然后当净值回落至1.15元以下（2004年3月9日回落至最低点1.142元）时再申购此基金，每份可赚得0.05元以上的差价，扣除赎回和重新认购的费用0.0155元/份，可增加3.5%以上的收益，远高于一年的存款利率（一年定期储蓄利率为1.98%）。
熊市中发行的基金规模一般比较小，而此认购的投资者一般比较成熟，风险承受能力很较强，所以此时发行的基金其资金稳定较好，购买这一类基金相对较为安全。而牛市中发行的基金，由于赚钱效应的作用，认购的投资者多，基金的发行规模一般较大。而正是由于赚钱效应吸引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新投资者，这部分投资者往往认为认购基金肯定会赚钱，风险意识差，承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股市出现反向波动，这部分资金很自然要进行赎回，大量的该类资金的赎回，将可能给基金管理公司带来相当不利的后果，也有可能使投资者不能及时赎回。
在跨国金融巨头、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内地企业抢得金融混业先机之后，近一年来，金融混业才从政策和舆论上真正撩开面纱。这种事实，隐含了中国版金融混业的先天“特色”――起点的不公平。
这还只是问题之一。更让人忧虑的是，由于没有高层统一部署，金融混业的指导机构与当前监管机构“自然”合一――“一行三会”模式在监管上的种种弊端，也由此转移到金融混业变革中，从而可能造成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寻求金融混业之路时，面临政策和经济资源的双重不平衡。而在地方，基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惯性思维和对掌控金融资源的偏好，地方政府也趁势积极地投身于“要政策”，从而可能危及区域间的公平竞争，进而因金融业的杠杆作用放大本已悬殊的地区差异。
默认现状，就预示着一种危险的前景。
起点不公平
跨国金融巨头和内地少数银行、保险公司，在金融混业解禁前若干年，就已开展跨行业经营，获得了事实上的先机。
金融混业是指银行、券商或保险公司在各自经营范围之外，彼此交叉经营对方的金融业务。这种经营模式起源于德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被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效仿。而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则有“全能银行”模式（在德国，就是银行除经营传统银行业务外，还可直接兼营证券业务，其他诸如保险或信托等业务，则通过旗下子公司经营）、“异业子公司”模式和“金融控股”模式（后两者均是母公司或控股公司不直接兼营多种金融业务，均通过旗下子公司独立经营）。
在金融业日益开放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跨国金融巨头进入内地，同时也设法复制了其混业经营模式，成为混业过程的“领先者”。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荷兰国际集团(ING)。
1993年下半年，ING成功说服北京市政府，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了ING北京投资公司；2003年1月，ING通过与招商证券合资的招商基金管理公司介入基金领域；ING旗下的两家保险公司太平洋安泰人寿、首创安泰人寿各自以上海和大连为中心，分别开拓南北两个区域市场；ING银行是为数不多的获得人民币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几家外资银行之一；2003年9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ING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2005年3月，ING银行正式宣布签约北京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一举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就在中国本土金融企业想方设法打破“分业经营”界限的时候，ING已经不动声色地成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门类的企业，提早在中国实现了“金融控股”。
内地企业中，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保险公司为主的少数企业，也借助其境外公司或与外资合作，在早些年已经试水，并集中表现为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相互渗透。
早在1992年7月，中国银行就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银集团保险公司，首家成功进军保险业；中国农业银行紧随其后，1996年先后与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大型保险公司合作，开展保险业务；2000年4月，中国建设银行通过与中国人寿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也正式开始了与保险业的全面合作，并在2004年牵手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首次与外资保险公司合作。中国工商银行最迟起步但与保险公司合作很有深度，其2001年与美国友邦保险合作、推出了牡丹友邦万事达联名卡，随后数次图谋参股太平人寿。
平安保险是内地保险巨头试水金融混业的“急先锋”。早在1991年，平安保险就在公司内部设立了证券业务部，在随后金融“分业经营”大潮中，平安保险顶住政策压力，执着地保留下金融混业的根基。2003年12月，平安保险通过旗下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一起收购了福建亚洲银行所有股份，平安保险持股比例达到73％。2005年2月，福建亚洲银行更名平安银行并移师上海。
近年来，参照跨国金融巨头的经验，这些内地企业还走出了通过旗下境外混业经营子公司回内地发展的步骤，这被称为金融混业的“返乡模式”。譬如中银国际和中银集团保险公司都以外资金融机构的身份“返乡”，在内地设立合资或独资公司，得以开展银行、证券、基金和保险业务。
部门利益投影
事实上，在制度层面上，内地的金融混业直到去年底才算是比较清晰。但尽管如此，因为没有一部统摄全局的法规，也没有统一的整体部署，迄今为止，混业经营之路明显受制于分业管理格局下的分割状态，由各监管部门各自推动。也正因为此，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部门利益彼此相争的色彩。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证券法》，删除了原有的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文字。2月21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中、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其中明示“非银行金融机构可发起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可收购地方性信托投资公司”。新规则被解读为替金融混业“解禁”。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也密集对外传递信息。6月份，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表示，从市场的发展、法律框架的完善、外界的需求来看，混业经营已经提上日程，已“逐渐可以走上试点和探索的道路”。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明确表示，保监会支持保险公司参股银行或作为银行的财务投资者及策略投资者，同时银行也可向保监会申请设立保险公司。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表示，银监会不仅支持商业银行深入开展银保合作，支持国内保险资金投资入股商业银行，建立更深层次的交叉销售和合作关系，而且还支持银行直接投资设立保险公司。
尽管舆情沸腾，但值得注意的是，规则的欠缺仍是一处绕不过去的硬伤。没有一部统摄全局的法规、也没有统一的整体部署，由此既导致金融业整体推进困难，也导致现实路径的模糊。《证券法》虽然删除了分业条款，但并没有明示如何开展，且效率效力范围非常有限。而现行《银行法》和《保险法》中，依然明确保留分业经营的条款。据了解，中国保监会正着手制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股权的通知》，预计很快就会公布，但如何理解其与现行《保险法》有抵触内容的关系以及保险公司如何进入证券业仍不清晰。
在这种情形下，由各监管部门各自推动的混业经营，无可避免地会受制于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从实践中看，那就是监管部门倾向于为自身管辖的企业争取更多机会、鼓励其向其他行业扩张；而对需要跨行业协作的业务，则尽量争取有利于己方的结局。如此相争的结果，未必有益于金融业的整体利益。最近，这方面的例子就层出不穷――资产证券化开闸，银行和证券公司在各自监管部门指引下分头行动；证券金融公司的方案一波三折，至今还没有明确说法；金融期货的权之争延迟了产品的推出；在金融混业开闸的大背景下，“银证通”却被紧急叫停……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也想从中有所作用。不久前，天津市滨海新区明示在金融改革和创新试点中，混业经营是一个重头戏，具体实现方式上“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也可以在商业银行内部设立专业服务部或附属非银行金融子公司”。地方政府的介入，更加剧了监管层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增大了不确定性。
企业各显神通
正因为混业经营的闸门打开，规则又不到位，不少企业瞅准时机开始争夺政策资源，少数“领先者”择机加速扩张，有实力但起步晚的则积极出击，以求后发至人。
在天津滨海新区传出或为金融混业试点之后，因具体实现方式未明，渤海银行与泰达控股开始了明争暗斗、角逐入围的机会。7月下旬，渤海银行董事会主席羊子林公开表示：“下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争取成为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单位。”
在业已露头的新一轮争斗中，银行和保险巨头再次冲到了前面。
银行巨头的突破方向，同时瞄准了保险业和证券业。过去，银行涉足保险业务的主要形式还是利用众多网点为保险公司代销保单；即使少数旗下拥有保险公司者（如中国银行），也因其保险公司的“外资”身份不能充分利用母公司的资源。但现在，随着金融混业政策解禁，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拥有和更好地拥有“自己的保险公司”成为银行的心愿。据了解，中国银行已申请将旗下的中银集团保险公司转换为内资身份，以求名正言顺地利用中行的网点和客户资源；中国建设银行已向银监会申请发起或合资成立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在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时，看好欧洲保险巨头德国安联集团，有意与安联合资成立保险公司。
银行对证券业的扩张也不遗余力。2005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商业银行获批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实质上是银行业对证券业的重大突破。在资产证券化开闸以后，银行在从事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同时，又看中了本来由证券公司独享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希望能从简单的担保人角色转化为项目的重要参与者。此外，以建行为首，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开始重新审视投资银行业务，希望将之做成短期内增加中间业务收益、长期内则成为金融混业建构的重要支撑点。
保险巨头也是全力出击。在进入证券业方面，在银行借银行系基金进入证券业之后，保险公司也在积极促成保险系基金问世。据称平安保险和中国人保已经保监会提交了申请设立基金公司的方案。中国人寿的动作更大一些，6月27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成功认购中信证券定向发行的5亿元普通股，再加上两公司持有的中信证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成为了中信证券第二大股东和第五大股东。
保险公司进入银行业的势头也很迅猛。8月初，平安保险成功收购深圳商业银行89％的股权；8月上旬，中国人寿斥资3.9亿竞得福建兴业银行7000万股，此外有消息称，中国人寿还正涉足广东发展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收购和股改。
正是看好这种形势，一些“新军”也加入了金融混业的争夺中。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邮政和资产管理公司。今年3月23日，国家邮政总局和法国国家人寿各持股50％的中法人寿保险公司正式开业；5月8日，中邮创业基金公司成立，国家邮政总局参股24％为第二大股东；6月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获准筹建。至此，中国邮政旗下公司已经进入银行、保险、证券、基金领域，“邮政系”金融混业雏形显现。由于面临清算“大限”，资产管理公司正在谋求转型。6月初，国务院批复了由中国证监会上报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进入证券业的文件。7月20日，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信达成为了首家进入证券业的资产管理公司。
日本的前鉴
已经在冬季里熬过了将近两年的券商们每天都在渴望春天，而市场和环境仿佛只是愈加寒冷。连一向赢利水平较高的证券公司在三季度都出现季度性亏损，其他券商的境况可想而知了。
从今年公布的各项排名都能看到，无论是券商的投行业务，还是经纪业务，其市场集中度都出现大幅度降低，其中尤以投行为甚。在2000年，前10名券商的市场集中度几乎高达70％，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略有下降，而今年中期公布的投行业务排名，表面上看变化不大，但如果撇除中金公司，可以发现市场集中度明显下降了，平均化现象严重，排名也更具偶然性。新券商只要有通道，就可做项目。自己没项目，还可卖通道。体现在排名上就有强弱难辨之叹。往往多一个项目则排名靠前，少一个项目则名落孙山。除中金公司仍占绝对优势以外，早年的一些优势券商垄断市场的霸气基本上消磨殆尽，甚至一些当年名列前茅的券商如今榜上无名。
从经纪业务的排名上也能看到整体业务下滑这一趋势。今年的中期排名和三季度排名都窜出一些“黑马”，一些中型券商和个别新券商市场占有率大升。市场格局也呈动荡之态，强者少见恒强之势，弱者也有胜出之机。
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市场已经不是原来的市场，券商也不再是原来的券商。券商的核心竞争力并未形成，以前所谓的各种优势完全经不起市场的考验。而近来推行的种种改革还没有来得及凝成新的竞争力。
其实，这两年来券商的改革努力一直不断。从最早的裁员减薪，到后来的业务转型和流程重造，接着有薪酬制度改革、营销模式建立，再到近来的机构调整——从独立核算到事业部制，再到模拟子公司运作，改革层层推进，而业绩没有起色。
大鹏模式、富友模式、平安模式、青海证券模式，各种改革模式蜂拥出现，如繁花照眼，不过各领百余天。
为了应对市场变化，券商一方面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一方面进行业务调整。在开源难立竿见影之时，只好收缩以降低成本。券商的一些业务领域呈极度萎缩之态。一些券商放弃了投行、经纪、自营等三大业务并驾齐驱的格局，或暂停自营和受托资产管理业务，或投行大量裁员减薪。更有甚者，一些券商开始“翻厢倒柜”，典卖家产。
券商之所以走到今天，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原因。多少年来，券商在行业垄断和政策保护的封闭格局中，一直靠天吃着“垄断饭”，致使有些券商养尊处优、娇生惯养，核心竞争力难以真正形成。其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市场的参与者和竞争者越来越多，证券公司的数目在两年间已经从不满百家发展到最近的124家；从去年年中开始，商业银行已经被允许以中间业务的名义开展证券业务和购并业务，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更是直接进入了投行的发行业务。另外，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对券商的资产管理业务也形成强劲冲击——迄今为止，券商的几乎每一项业务都受到了来自外部竞争者的挤压，而新的利润增长点尚未找到，新的业务领域有待开辟；二是证券公司内部的优胜劣汰机制并未形成，整个市场因此长期保持一种低水平的恶性竞争状态。
券商目前普遍盼望着一轮新的市场行情。但新的行情会来吗？券商的问题是一轮新行情能解决的吗？
以创新谋更大发展
面对市场的冷暖变化，券商走过了一个从焦虑无措到积极应对再到冷静思考的过程。
券商的应对之策，简单而言，也就是“开源节流”四个字。节流有术也有效，但效果有限。第一，不可能无限制压缩成本；第二，不可能一步到位，做不到立竿见影，往往有个滞后效应。因此，券商们对开源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尤其是佣金下调以来，一轮短兵相接的价格“肉搏战”以后，券商在业务创新的步伐上迈得更加坚定、更加迅疾。在“服务”、“营销”等理念带动下的一轮蓬蓬勃勃的业务创新活动就此展开。
券商怎么办？创新如何创？为什么现有的创新业务效果不明显？很多人在思考，他们给了记者非常相似的回答——券商应进一步在政策上争取业务创新的空间。
据中国科学院长期从事券商研究的潘辛平博士介绍，目前国内券商，就经纪业务而言，唯一合法的收费业务就是证券交易的佣金。而国外券商还有很多别的收费业务。比如国内券商动辄要学美林证券，而美林证券给客户提供的是一种综合性金融理财服务，收取固定年费和一些综合性的服务费用，而不是像国内券商这样单纯地提供证券经纪业务的通道服务；又比如e－trade公司，大家都知道它的佣金收费非常低，但它的主要收入实际上来自于它的息差——即给客户融资带来的收益，此外还有很多别的国内券商不能开展的业务。
一些业内资深人士非常认同这些看法。他们认为，像融资融券业务，在国际上都是券商的正当业务。卖空制度，也是券商设计投资组合和理财服务的一个重要依据。现在国内最高水平的券商，也只能在多头行情里为投资者赢利，这也是目前券商创新业务难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专家们也不主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开放这些业务。比如说，如果在一个没有充分流动性的市场开放融资业务（比如说股票质押），实际就是让银行为庄家锁仓；而且融资融券从来都是一对市场的双生子，单方面的开放任何一种业务都不能对冲风险，最后必然把风险转嫁给银行，甚至蔓延到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因此，潘辛平呼吁，券商除了各自为政做业务研究以外，还应该联合起来，做一些前瞻性的政策性研究，为管理层解决后顾之忧，让一些既有利于市场发展又有利于券商发展的政策尽早出台，为整个行业争取发展空间。
体制创新勇于突破
党的十六大把产权改革问题摆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针见血地点到了证券公司的死穴。阻碍证券公司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公司体制问题。就目前来看，证券公司既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股权代表人缺位”等问题，又具有国际性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天然缺陷”——缺乏诚信度、内部人控制、激励和约束不对等。
众所周知，中国证券公司治理中，最不缺乏的可能是制度建设。风险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监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独立董事，一样也不少，但往往都是形同虚设，虽然叠床架屋，仍然没有约束力。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证券公司最常见的有两类，一类是股权相对分散或者是经常变换股东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天子一朝臣，核心业务骨干不稳定，最后业绩不稳定；还有一类公司是内部人控制严重，公司成为一些高管人员的“家天下”，完全缺乏民主意识和现代管理精神，有的券商总裁甚至公然以“懂事、听话”为用人标准。
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依然不够理想。比如说，证券公司中层干部的流动和激励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证券公司高管的流动及激励无法解决，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无法解决；合伙制中的合伙人资格问题和合法性问题也无法解决。到底谁能成为公司的合伙人，这些没有出资的人凭什么资格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以前被任命的、经营业绩很差的高管有没有资格成为合伙人？另外，一旦真的进行了合伙制等制度性改革，又如何防范这些人用小成本获得公司控制权后，利用证券公司这个金融性平台和一些财务杠杆掏空公司，实现个人的套现和退出？
一些法律专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证券公司经营层的激励和约束问题。一方面要让激励足够大且公开化、透明化，另一方面要让经营层负起无限责任，让公司的经营层与公司共成长、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