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叫“离骚”
“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曹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
《离骚》的创作年代
《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离骚》赏析
《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他的苦闷、哀伤不可扼止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这种回旋复沓，乍看起来好像无章次文理可寻，其实是他思想感情发展规律的反映。《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离骚》写作背景
《离骚》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离骚》艺术特点
二、创新价值。《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三、艺术价值。《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四、韵味之妙。《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其中的比喻，以物喻人，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可谓引喻之妙，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