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实行“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自此之后，秦国统一了铢、两制度，为钱币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后来，秦孝公去世，继位的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处死，但秦国的变法并没有停止。公元前336年，就在商鞅被处死后的第二年，秦国开始由国家垄断制造铜钱，秦半两钱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秦半两
在秦国垄断铸造半两钱以前，秦国百姓已经开始铸造铜钱，但不规范的私人铸造，让人们对交易无法安心，无法摆脱钱币重量不均的问题。直到国家垄断后，秦国颁布一系列制度法令规范了国家造币的合法性以及使用规范，这就为秦国货币的信用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1979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战国秦墓中发掘出土半两钱7枚，据考证这钱出自公元前306年，大致是秦惠文王至秦武王时期生产的。这些半两钱大小轻重都不同，最轻的2.1克（3.2铢），最重的9.5克（14.4铢），轻重差距达到4.5倍。从这批钱币考古人员推断，秦国自从开始发行半两钱之后仅30年，半两钱就发生了明显的信用化，其金属价值大大缩水，而信用价值大大上升。也就是在法律的规定下，和官方的监督下，即使钱币在分量上无法达到12铢的标准，但这枚钱币仍可以按照12铢的标准流通。
钱币的流通最早是来自百姓的社会生活，钱币由百姓自发铸造，是为了免去称量烦琐、方便交换商品。最初一枚钱币的名义价值，就是金属称量货币单位金属的价值。比如秦半两钱，就是半两青铜的价值；古希腊的德拉克马银币就是1德拉克马白银的价值；古罗马的阿斯铜币，就是1阿斯青铜的价值。但百姓自己铸造钱币，无法避免缺斤短两的问题，尤其在早期钱币与金属称量货币并行流通的时候，铸造钱币反而增加了铸造成本。所以，钱币还要扣除铸造成本，这使得民间铸造的钱币的含量，天然地就低于所代表的金属量。当这样的钱流通起来之后，金属价值本就少于钱币名义价值，使这些钱币行使货币职能的作用大大降低，人们不得已还要称重来判断钱币的价值，这造成了诸多不便。
国家垄断铸造钱币，使得钱币的价值与金属价值发生了脱离，信用这种无形的资产可以赋予货币权利。秦国的商鞅也是看到了货币对于中央集权的价值，才统一度量衡，大力推行国家制度下的货币政策。简单来说以前一筐萝卜换一筐青菜，所遵循的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买卖双方觉得等价就交换，是一种天然的交易关系。而使用信用化的钱币交易各类商品，遵循的就不再是等价交换原则，而依赖的是官方所立的货币法规，货币有了自己的价值。
秦国制定的《金布律》中第一条就规定了：“……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其意就是确定了官方半两钱的权威地位，百姓在使用半两钱交易时，不管钱币质量好坏，要一起通用，不能对好坏币进行选择。比如金属含量少，或者磨损、残坏、劣质的半两钱，一律按照半两青铜的等价来行使货币职能。这样就在制度上确定了官方铸币的权威性，以及官方政府用自身权威赋予钱币的信用。
远在西方的罗马，在公元前289年也开始由国家垄断造币，与秦半两钱一样，这种叫阿斯铜币的货币很快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减重，信用性质上升。当时的罗马战乱不断，接连的战争让铜币的金属含量持续减少。公元前21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尚未结束时，阿斯铜币已经从最初的327克减少到54.5克。此后，罗马对外战争持续不断，等到公元前27年时，罗马共和国转为罗马帝国，阿斯铜币的重量已经减少到11克，但仍然行使着327克青铜的货币职能，可以说此时的阿斯铜币已经彻彻底底地成为信用货币了。
阿斯铜币
东西方在公元前进行的货币信用化，看似是国家为了实现更强的组织能力而进行的货币干预，其背后有着统一思想在支撑着。实际上，货币的使用从来不是由官方发起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力，基于对生活变化及周遭改变的反应。金属货币信用化也是商品经济需要发展空间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品的种类日益增长，其价值的增长远超过金属类产品的价值增长，金属很难再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规定各种新兴的商品。这时金属货币信用化，在金属总量不变或者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用虚设的价值取代了实物的价值，这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货币条件。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并没有将世界等同于除中国外的其他地区，而是将中国的货币史也包含在其中，这就使得书中内容体量很大，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物佐证等资料更加丰富，能够在同一个角度横向联系东西方。对同一时代的货币历史，不断提问，寻求答案，通过联系对比找到人类对于发展共同的愿景。读者可能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原来老祖宗在小小的货币中深藏了这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