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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鞅变法秦礼制宗法制度君主礼仪制度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礼制，即礼乐制度，主要包括两部分，礼仪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其中礼仪制度是道德行为规范中引申出的制度化的内容。秦礼制，也就是秦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商鞅变法之后，对于秦礼制发展演变的研究及讨论不曾停止。经过长期的探讨，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们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逐渐丧失，称商鞅变法“垄断教化，积蓄百姓怨恨”，变法后秦国“蛮横无礼”，成为“虎狼之国”。
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历史资料来看，商鞅变法后，秦礼制并未消失。《史记》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利益，采挥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朗迁济济，依古以来。”《通典》记载：“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衿渥鹁抑臣，以为时用。”这些都可以看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礼”并没有丧失，反而更加实用、合理，其有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针对商鞅变法后的秦礼制的演变，从一些礼仪制度方面来看，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澄清“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的论断。
二、商鞅变法期间秦礼制演变的表现
（一）群主礼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礼仪，主要包括祭祀制度和营国制度。随着商鞅变法的开展，秦国的君主礼仪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二）士礼方面
秦国的士礼制度在商鞅变法之后，是走向衰落的。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用鼎制度，鼎的数量、纹样等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和权力。
战国时期，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用鼎规格一般是铜5鼎。但是到战国末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大夫为为铜2鼎甚至是铜1鼎。可见商鞅变法之后，对士大夫的用鼎规格进行了限制，甚至失去了用鼎彰显身份的意义。
目前，根据所出土的秦朝时期的文物来看，并没有发现铜质食器。而在战国早中期，用鼎制度最主要的就是食器、礼器组合，如果没有石器，那么礼器也失去了用鼎制度组合的意义，二者是结合存在的，如果失去食器，礼器也不能称其为礼器，这些也反映出了秦朝时期士礼制度的衰落，与商鞅变法中的社会阶层改革有一定关联。根据商鞅变法的内容，也可以推断出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提出“军功爵”，无论出身贵贱，只要立下军功，都有资格接受爵位，进入上层社会。商鞅的这一改革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授爵制度，也使士礼制度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三、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的影响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社会、军事能力等得到提高，促进了秦国实力的增强。当然，这一时期，秦朝的礼制发生了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君主礼仪的完善及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变法的实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摧毁宗法制度
（二）开创帝制礼制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多数的秦人受到求胜心的影响，以胜利者自居的心态，使他们对其他文化存在着排斥和漠然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各个地域间的交流，原各国间的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秦国的民众无形中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这和商鞅推行的变法是分不开的，随着国家的统一，礼乐制度也得到了融合，秦国在统一之后，在完善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汲取其他国家礼乐的合理部分，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新的秦国礼乐制度。伴随着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内容的实施，秦国的经济实力提升，加之士礼制度的衰落，加速了秦国中央集权的形成。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秦国建立了帝制制度，为后世“皇帝”及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提供了基础。
（三）礼制趋于简洁、实用
商鞅变法实行之后，秦国的礼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商鞅变法前后，也就是战国中期到晚期，这一阶段文献资料及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从商鞅变法的实施和成效来看，秦国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实用的国家，这是其后各朝各代所无法超越的。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制在所有诸侯国中是最简单和实用的。就以“军功爵”为例，各诸侯国在授予军功爵时，需要考量的标准非常复杂，包括受爵者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等，而商鞅变法之后，授予军功爵时，非常简单，不论受爵者的社会地位、所处社会阶层、甚至其他诸侯国的人们，只要立军功，就有资格被赐予爵位。同时，为了体现公平，奖励军功，爵位的等级和军功者的贡献成正比。军功爵的推行，不分高低贵贱，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促进了秦国军事、社会的发展，为后代的爵位授予制度开创了先河。另外，军功爵的实施，考量简单，摒弃了传统的复杂的考量方式，反映了秦礼制在商鞅变法后的变化，即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商鞅变法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变革，也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发展策略，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历代多数史学家对商鞅的变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主要是由于商鞅推行的一系列奖励军功、土地私有等制度，使得秦国人民在平等环境中求胜的心态，给人一种“无礼”之感。但是，从众多的文献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非但没有失“礼”，而且在礼乐制度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瓦解了宗法制度，开创了帝制礼制，同时受到商鞅变法的影响，秦朝的礼制在延续已有合理的基础上，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并且不断合理化、系统化，对后世礼乐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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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徽州历史档案;土地制度;留存传世;影响
Abstract：LandarchivesaccountedformostofHuizhouhistoricalarchives，landsystemhasacomprehensiveandprofoundimpactonHuizhouhistoricalarchives’retained.BasedontheanalysisofHuizhoulandsystemanditsevolution，thispaperreviewsthefilesgeneratedunderimpactofthelandsystem，andthenanalyzestheinfluenceofthelandsystemtoHuizhouhistoricalarchivesretainedfromfouraspectsoftheconcept-oriented，litigationneeds，valuedeliveryandinstitutionalguarantee.
Keywords：Huizhou;Landsystem;Handeddown;Affect
1徽州的土地制度及其演变过程
土地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社会的根基。数千年封建制度的发展与内部矛盾斗争大都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土地制度是人类在开发使用土地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形态，[3]反映了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在传统观念上，人们习惯把土地制度理解为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不同朝代的土地制度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生产力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变化，各地因受不同地域特色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徽州土地制度的形成深受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从自然环境而言，徽州境内万山环绕，川谷崎岖，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民间说法。其土地多数土质瘠薄，耕种困难。再加上山区涝旱侵袭严重，气候也不利于农作物生产，所以土地在徽州极为珍贵。徽州人极为重视土地，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证物更是倍加珍惜。从社会变迁来说，因避乱而拥入徽州的难民不断增加，中原的衣冠巨族更是举族迁入，使得徽州的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土著百越民族与新迁入的汉族在长期的斗争、融合中促使徽州土地制度逐渐形成。
总体来说，徽州土地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两个漫长的演变过程。[4]
1.1由松散的个人田到相对集中的族田制度的演变。在大规模的汉人迁入徽州之前，土著山越人主要依赖自然的生活资料，土地几乎没有得到开垦。汉人入徽后，以豪门望族为中心聚族而居，用北方汉人的技术和设备进行原始的拓荒垦殖，谁垦殖就归谁所有，是一种松散的个人田形式。随着汉人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也越发激化，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不断发生，土地的社会管理要求不断自觉，于是就有了自觉的土地管理制度。从历史上看，徽州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与其他地方相比极其缓慢，但宗族地主的土地集中却相当迅速。大量土地被集中到宗祠，被冠以“祭田”、“祠田”、“族田”、“学田”等名称。原则上，族田不得典卖，所以当个人田逐渐集中到宗祠，成为“共存产业”或“祠产”后，由宗族统一掌管，土地的地契、典卖契约、税契文书等档案也一并由宗族放置“公匣”统一保管，这为土地文书的长期留存提供了保障。
1.2由自耕田到佃租田性质的演变。在土地兼并与集中过程中，一些自耕农因种种原因将土地出让给所在宗族或支派，是一种所谓“倒户不倒族”的地权转让方式。寸地没有或土地不够耕种的农户可以佃耕族田或本族地主的土地。徽州自由型佃农比重较大，他们通过口头约定或文字契约从土地所有者那里租种土地。契约期满后便将土地归还并自由离去，与地主之间无人身隶属关系。尽管如此，徽州历史上租佃关系的变动并不频繁。相反，长期租佃关系较多，并形成了永佃制这种特殊的耕租形式。在永佃制度下，即使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动也不能终止或改变其佃耕权。
徽州的土地制度正是在其独特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发展演变而来。现存的徽州土地档案形成于这个演变过程之中，真实地记录了徽州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土地转让逐渐频繁并趋向法制化。徽州人为了掌握土地所有权就必须签订契约并将之好好收藏。
2土地制度对徽州历史档案形成的影响
形成数量可观的文书档案是其得以留存的前提。从现存的徽州历史档案中可以发现，土地档案占绝大部分，故产生的土地档案也必然最多。这主要是受到徽州土地制度的影响，包括土地关系、土地权属的转移、土地管理和赋役等方面的影响。
2.1土地关系文书档案。宋元以后，租佃制成了封建地主剥削地租的主要形式。农民与地主之间租佃关系的确定，经历了由口头约定到契约约定的发展过程。宋元时期，徽州的土地租佃关系大部分以口头约定的形式体现，签订契约的情况相比明清较少，因此留存至今的宋元徽州土地典卖契约、土地划界互换文约、土地买卖税契等档案的数量也较少。目前，面世的徽州宋代土地买卖契约只有10件，元代土地买卖契约和税契也仅有两套。到明代，徽州土地租佃关系普遍以契约的形式表现。不论租佃土地多少都必须签订佃约。这种现象说明了土地使用已是完全由契约形成的一种租佃关系，故而产生了大量的租佃契约。
2.2土地权属转移产生的文书档案。土地权属转移，主要指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一般通过买卖和典当两种方式实现。土地买卖制度由封建政府制定，包括税契和推收过割。其中，税契是土地私有、民间自主买卖的产物，说明私有土地买卖得到了官方承认，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据不完全统计，宋元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契约，全国数徽州遗存下来的最多。而推收过割始于南宋，元、明、清递相继承，[5]它关系到土地所有权的合法转移和税粮的落实。徽州买卖土地推收、过割票据原件尚有不少存世，包括推单、推票、割票和收票等。土地典当是土地管理权的短期转移。由于缺少家用等原因，徽州百姓无钱度日，被迫向人借款。作为还款的保证，常以土地、房屋等有价资产作为抵押，立有典契或当契。逾期借款不还，典契或当契便加批文或重立契约变成卖契。
2.4赋役文书档案。田赋是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田赋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命脉，也是政府土地管理的目的。明清时期，粮长制、均徭、“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在徽州的推行与实施，产生了大量赋役文书档案，如力差役目表、折银表、条编由票、易知由单、长单、滚单等。此外，在土地关系和财产买卖方面还产生了大量欠据、合伙兴养、承管文约、分业合同、载地信票、产业清单、土地对换文约、山场力分和力分田典卖契约等档案;在地籍、户籍管理和赋役方面还产生了亲供册、实征册、田土号簿、串票、垦荒贴文、土地丈量单、审图小票、捐款收条、立户文书、土地陈报收据、公议税书合同等档案。
综上所述，徽州土地制度直接影响了徽州土地档案的产生，包括产生的档案类型和数量。徽州土地文书档案的产生，随徽州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真实记载并反映了徽州各时期的土地买卖、产权转移、税赋割收、山地管理和田产登记的历史情况。
3土地制度对徽州历史档案留存的影响
土地制度对徽州历史档案的留存传世有着广泛而全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契约意识的观念导向、维护权益的诉讼需求、资本转换的价值传递和土地政策的制度保障四个方面。
3.1契约意识的观念导向。徽州人的契约意识最初体现在商业领域。东晋时期徽州已有人外出经商，至发展成为“无徽不成镇”的著名商帮，徽州人形成了浓厚的契约意识，徽州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契约社会。在契约意识的影响下，徽州人凡事都喜欢“立字为据”，特别是关乎生存根本的土地买卖活动，因此徽州产生了大量的土地契约。从现存的土地契约中可以发现，每一份土地卖契的最后一句都注明了“恐口无凭，立此卖契为据”。也许有人会将这句话认为是契约中的一句套话，无关紧要。但实质上这句话确是徽州社会积淀深厚的土地买卖契约意识的直接表达。这种意识并没有因为封建王朝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因而被完整地传承下来，并体现在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
契约的意义在于对利益、秩序和责任的合理期待。徽州人将契约作为利益实现的桥梁，用以规范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恐口无凭，立此卖契为据”或“存照”或“存证”的“凭据”，是根据土地购买者的权利需要由出卖者同意而立下的“凭据”，是购买者要从法律凭证上确保所买土地产权从卖者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的“凭据”。[6]它的存在关乎契约双方的直接利益和权利，所以在契约意识的观念导向下，徽州人重视契约、保存契约、利用契约已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是人们心中的主动选择和倾向。
3.2维护权益的诉讼需求。历史上，徽州人素以“健讼”著称，即好打官司，或者说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个人权益。这与徽州浓厚的契约意识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有关。“直到现在，徽州保存有大批的诉讼案卷，这与为数可观的契约文书相映成趣……有那么多的契约，才会有如此之多的诉讼;而有那么多的诉讼，又会引发人们订立更多的契约。”[7]徽州人喜欢讲道理，遇事通常采用文明的协商手段解决，因此经常要打官司，所以保存各类契约文书便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对徽州人来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更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维护自身权益，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在徽州历史上，因证据不足而致官司败诉，最终导致财产被外人霸占的案例不少，所以徽州人往往对于地契、典当契等契约非常重视，将其深藏不露，妥善保管。而祠堂、文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契约，还要放在“公匣”之中，由专人看管照顾。此外，有些人家还会将自家契约文书放置在阁楼、墙壁、地窖中收藏，并作防虫处理。这一切的保管措施都是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诉讼需求，也对档案文献的传世留存作出了很大贡献。
4结语
徽州历史档案能够大量、系统地留存下来，是偶然也是必然。仅从土地制度的影响来解释，大量土地文书档案的产生为徽州历史档案的传世留存提供了前提基础，契约意识、健讼之风、资本转换、土地政策等因素又为其留存创造了多重保障。这为当今的地方民间档案的保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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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科书难”是否具有普遍性
二、教师认为新教科书难的原因
三、对新教科书“难”的几点看法
造成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教科书难的因素有多种，初高中历史之间的衔接、教科书各章节(单元)的内容均衡连贯、教科书内容容量、教科书中的学习活动设计、教科书的模块+专题结构、教科书的内容编排、教科书对历史学的基本史实、概念、线索表述的清晰准确性等，属于教
科书编写的问题；而教科书的地区适用性等等则属于教科书使用的外部条件问题。
(一)新教科书编写方面的问题
新教科书编写方面的问题大部分都与体例有关。新教科书采用模块+专题的编写体例，将中外历史混合编排，有很多优点，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同类知识过于集中，不利于学生多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也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二，内容跨度大，高度概括，加剧了学生的认知难度。
第三，历史发展的时序性不清晰，学生不容易搞清历史内容的先后顺序。
上述问题主要是由高中历史新教科书的编写体例造成的，而这种专题式体例结构的源头是历史课程标准中内容标准的知识结构。要改变目前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就要先改变历史课程标准内容标准的知识结构。高中课程中的历史知识可以按照以前的通史形式编排，也可以按照专题来编排，两种编排形式各有优势。但是目前的这种专题形式显然有很多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历史教科书的专题形式加以改。例如，韩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也采用专题形式，高一历史必修课的内容分为“史前时代的文化和国家形成”“统治结构和政治活动”“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的发达”等五个专题，合编在一本书中，专题内容举例如下(表4)：
每个专题按照大的历史时段组织，时序非常清晰，而且能够涵盖比较丰富的内容。例如，政治史包含了政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讲政治制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采用专题式编排，但是形式又与韩国完全不同，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专题有多种形式，我们可以多做些探索，找到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专题式历史教科书编写形式。
(二)新教科书使用的外部条件问题
客家传统民居以及客家门饰艺术承载着客家文化观念的精髓，寄托了客家人的生活希望和理想追求。客家人追求安定的生存环境，与自然共生、共存。“从闽粤流民、流寇在流移地占耕田地，及至后来被官府招抚河就地安插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是以耕地为生的农民”，反映出客家人对自然界的依赖。
堪舆文化在赣南较为流行，其精髓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思想，讲究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黄帝宅经》记载：“宅者人之本，若安，即家代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客家人对宅基的选址一定要请风水先生来主形势、定向位，以避灾攘凶。对门的朝向、门的形制大小、门的整体布局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都有严格的规定，以达到避灾攘祸的平衡心理。
“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严雅，及为上吉。”这段来自《黄帝宅经》的经典描述，反映出了人与环境的相依相存。客家人认为朝向决定全家人的命运和前途，它们门的方位遵循着五位四灵的环境模式，五位是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四灵则是指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四种上古神兽。走进客家围屋，在其门饰上皆遵循着“五行相克”的理念，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门方位的不同决定了用什么样的装饰图案，这自然是“天人合一”理念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法。
客家人崇尚自然、亲近自然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就地取材”。客家门饰中用到的一木、一砖、一石、一土皆取自赣南地区最常有的材料，客家门饰较为合理地运用了来自自然的馈赠。通过特定的门饰艺术造型、材料和色彩，使客家门饰呈现出一种质朴的自然美，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客家人对“天人合一”的自然崇拜。
二、祈福纳吉的生命观念
客家门饰艺术有极其浓厚的生命观念，这是人们对自己生命意义和存在方式的反映。客家的门饰中以吉祥题材最为常见，如历史故事、民俗事项、神话传说等，反映了客家人对生命的崇拜和尊重。
在客家门饰艺术上，内容多以动物、花鸟、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吉庆为主，以象征、寓意、谐音、隐喻为表现手法。客家门饰上蝙蝠与寿字组合图形，蝠与福同音，寿为五福之首，寓意多福多寿；花瓶与如意组合纹饰，瓶与平同音，如意为佛具，在瓶中插如意寓意平安如意；石榴、佛手与桃组合纹样，石榴为多子之意，佛与福谐音，桃古称寿桃，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凤与牡丹组合寓意吉祥富贵；鱼、蛙寓意生命旺盛等。反映了客家人对吉祥、兴亡、长寿、子孙繁衍昌盛的期盼与美好生活的追求。门饰图案中的榴开百子、莲花生子、麒麟送子等装饰图案的应用是建立在对生死命运不可逆转的观念基础上的，这其实是对生命的崇拜，对生命繁衍的渴求。
客家大门上的门簪，也称“户对”，这一圆形的柱体，体现了古人的生殖崇拜，表达了客家人希望多子多孙的美好愿望，数量上常取双数，寓意好事成双等。客家围屋，以“圆”和“方”代表天地，古人敬天，崇拜“圆”。“圆”象征着家和团圆之意，客家人圆形建造房屋，以祈求万事和合，子孙团圆。这些祈福纳吉的门饰图案共同体现了客家人对美好、幸福和信仰的追求，同时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生命观念”。
三、宗法孝悌的伦理观念
客家伦理观念源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伦理观念的核心就是宗法和等级制度。古代宗法社会，必须讲求人的等级次序、上下尊卑的关系，在建筑上有着不俗的表现，建筑的材料、造型、色彩、装饰等无所不包。这些装饰内容都反映了古代崇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形态。《周礼考工记》中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体现了古人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把建筑的规制作出明确的规定。
“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男女有别、宾主有异”的社会秩序与人伦和谐，一直是客家人所尊崇和敬奉的。客家人重视“敬祖睦族”、光前裕后，在其门联、门楣上都有体现。客家人长期接受“孝悌”的思想，重视家庭、父母、兄弟。他们把家族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同样秉承“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分则视为‘背理’”的传统原则。所以客家民居普遍占地面积都比较大，房屋间数比较多，除了显示其家族经济实力外，更是为了聚族而居。这其实也反映出客家人对儿孙满堂的欢乐氛围的追求。
总的来说，客家门饰是随着伦理观念的控制发展演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客家门饰艺术的自由创造，但终究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为我们研究客家门饰提供了研究与创新的依据。
四、崇儒重教的教化风尚
客家人作为中原人后裔，把儒家思想视为客家精神的精髓，推崇“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在尊师重教原则的指导下，在大山深处建造学堂，广招门徒、传道授业，并鼓励后代子孙通过奖励制度尽力求取功名、造福于民。
儒家强调的“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理念在围屋和厅屋组合式民居建筑上往往都是通过雕刻的图案和楹联等表现出来的，其内容都是勉励奋发上进、读书好学等。客家的楹联有着浓厚的书香气息，客家民居从外大门、内大门到厅堂，都镌刻或悬挂着楹联。这些楹联大多都是勉励后人耕读传家、勤俭崇廉、修齐治平为内容，也有教育后人兴诗立礼、和谐包容、为善积德为内容的楹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浓浓的教化意蕴，随处可见的楹联使客家人的教育走出小小的学堂而造就了一个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理所应当地看作是对客家人教育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门头上的门榜也有提醒、警示子子孙孙的作用，如上犹门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警示后人为主，无不体现了客家先人的教化风尚。
一、新疆传统文化的特异性
二、新疆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新疆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可以粗分为：天山北部的游牧文化圈；天山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圈；天山东部、北部的屯垦文化圈。这只是粗略划分，新疆各地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屯垦文化成分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又同时并存。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等各种方式共存的发展变化，这同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
关键词：论语；并列式；复音词
引言
一、从语义看构成
根据并列式复音词两个组成成分的意义关系，可分为相同意义并列、相类意义并列和相反意义并列三类。
（一）相同意义并列
我们所说的相同意义是就他们的一个或几个义位而言，不是所有的义位都相同。“必须是两个词的某一义位的中心变体相同，这两个词才是同义词”。[3]所以说相同意义并列允许词语的附属意义存在细微差别。这种类型的复音词，两个参构语素在古代训诂材料中往往表现为同训关系、互训关系或递训关系等。
从构成的同义并列复音词的词性来看，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
1.名词
予死于道路乎？（子罕篇第九）《说文》解释：路，道也。道，所行道也。路、道同义。
2.动词
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篇第五）《说文》解释：刑，刭也。戮，杀也。《汉语大词典》解释：刑，杀、割。刑、戮同义。
3.形容词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日篇第二十）《汉语大词典》解释：困，窘迫。穷，困窘。“困穷”义为艰难窘迫，“困”和“穷”都有这层意思。困、穷同义。
（二）相类意义并列
相类意义并列“指构成复音词的两个语素虽然具有不同的义位，但却有部分义素重合，因而带有同类性质”。[4]“从义素分析的角度看，类义词是重在以限定性义素彼此区别，又因某方面的联系而共处一个语义场中的词”。[5]
从构成的类义并列复音词的词性来看，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篇第八）《汉语大词典》解释：笾和豆指古代祭祀及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二者同为礼器，只是制作材料不同。
孔子沭浴而朝。（宪问篇第十四）《说文》解释：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沐”和“浴”都有用水清洗的意思，只是二者清洗对象不同。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阳货篇第十七）刘宝楠正义：“以‘恶理’训戾，以‘多怒’训忿。”
（三）相反意义并列
相反意义并列的复音词，从义素分析的角度看，“中心义素和一部分限定性义素都相同，只有一个义素不同”[6]这些义素要么是互补关系，要么是反向关系，要么是极性对立。
从构成的反义并列复音词的词性来看，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
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篇第十三）同辈、男性是“兄”、“弟”共有的义素，但是年长为兄，年幼为弟，二者构成反义对立。在此译为同姓诸侯国。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日篇第二十）《汉语大词典》解释：出，自内而外，与“入”相对。纳，入，使入。“出”和“纳”构成反义。
吾党之小子狂简。（公冶长篇第五）“狂简”为志向高大之貌。“狂”为志向高大、勇敢进取；“简”为怠慢，不思进取。因此，“狂简”是相对意义的组合。
从上述可得：从语义角度看，《论语》中的复音词可分为同义、类义、反义复音词三类，每一类大体都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种词性，不过仍以名词居多，形容词较少。而发展到后世，动词、形容词的数量逐渐增加，并出现了量词、方位词等不同词性。
二、从词性看构成
从词性看复音词的构成，在《论语》中有两大类情况：一种是某一词性的复音词是由与它同词性的单音词联合构成。一种是某一词性的复音词是由与它不同词性的单音词联合构成。举例如下：
（一）名+名――名
他人之贤者，丘陵也。（子张篇第十九）
（二）动+动――动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篇第十六）
（三）形+形――形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阳货篇第十七）
（四）名+名――动词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篇第二）
（五）动+动――名词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篇第八）
（六）形+形――名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篇第六）
从上述可得：从词性角度看，用A、B和AB比较，存在词性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其中又以词性一致的情况居多。与后世相较，《论语》词性分类较少，只有六种情况。而据程湘清的《论衡》、《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相同或不同词类的结合情况分别有十种、十五种。这一则体现了在《论语》时代，复音词数量还较少，随着时代的发展，复音词的数量在逐渐增加，因而并列复音词也大量出现，一则体现了词汇运用更加灵活。
三、从语序看构成
从语序来看，相比较于先秦时代及后世，《论语》中出现了一些同素异序词，从这些词中可以看出一些并列复音词的特点。下面分别讨论之。
（一）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今形式相同，均为AB并列式
汉语词汇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之中，因此虽然古今形式相同，但是词义却有相同、扩大、缩小、转移几种情况。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说词义相同指词的中心义位古今没有发生变化。
1.古今词义相同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篇第一）朋友古今异义基本没有变化。
2.古今词义扩大或缩小
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篇第五）这里“宾客”指外宾，今指客人的总称，范围扩大。
3.古今词义转移
（二）与现代汉语相比，形式相反，只有BA并列式
有民人焉。（先进篇第十一）；四海困穷。（尧曰篇第二十）《论语》中“民人”出现1次，“困穷”出现1次。而在现代汉语中我们说“人民”、“穷困”，语序刚好相反。
（三）同时代或后世出现了BA并列式
如在《论语》中用“朋友”、“室家”、“言语”、“兄弟”，而在其他书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朋”、“家室”、“语言”、“弟兄”等形式相反的用法。
从上述可得：从语序角度看，参照现代汉语，《论语》中出现的并列复音词，大都延续至现代，而且语序发生变化的极少，充分说明了《论语》中这些并列复音词的稳定性。伍宗文在《先秦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称先秦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有300余对[7]，高明《中古史书词汇研究》指出中古史书同素异序复音词非常多[8]……可见，从先秦时代开始，词汇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但是到了现代汉语，大量的异序词只有一种形式被保留下来，而另外一种形式被淘汰。而经几千年的发展，《论语》中的并列复音词大都以原貌被保存下来，没有被历史淘汰，说明了《论语》用词用语的常用性、口语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四、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论语》中并列式复音词的词义与参构语素义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并列复音词的词义就是语素义，但有的词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变化，或是改变了词义，或是外延、内涵有所扩大或缩小，具体表现如下：
（一）词义等同于语素义
有民人焉。（先进篇第十一）“民人”指人民、百姓。意义同“民”。
（二）词义大于语素义
而某动干戈于邦内。（季氏篇第十六）《汉语大词典》解释：干，盾牌。戈，戟，都是武器名。“干戈”泛指武器。词义在范围上大于语素义。
（三）词义小于语素义
吾党之小子狂简。（公冶长篇第五）“狂简”义为志向高大之貌。“狂”为志向高大、勇敢进取；“简”义为怠慢，不思进取。“狂简”是一个偏义复词，只取“狂”的意义。所以，词义小于语素义。
（四）产生新词义
是社稷之臣也。（季氏篇第十六）《说文》解释：社，地主也；稷，五谷之长。“社”指土地神，“稷”指五谷之神。这里“社”、“稷”组合后表示国家。词义发生了转移。
从上述可得：从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来看，词义与语素义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词义等同于语素义的情况也非常少，大多数的词义都会发生变化，其中又以词义的扩大和转移为多。多通过引申、比喻、借代、转移等方式演变。《论语》中并列复音词这一方面就已经体现了这一趋势。
五、结语
通过上述从语义、词性、语序、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对《论语》并列式复音词做的细致入微地研究讨论，我们可以简略概括《论语》时代并列复音词的一些特点：首先，语义关系主要表现为意义相同、相类、相反三种情况；其次，词性以名词居多，动词、形容词次之；然后，现代汉语词汇大多保留了《论语》中并列复音词的语序，表明这些词汇具有口语性、常用性、稳定性；最后，大多数并列复音词的词义都向多义发展，展示了词义的丰富性。
注释：
①伍宗文.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222.
②王力.汉语史稿（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2.
③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3.
④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3.
⑤伍宗文.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231.
⑥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33.
⑦伍宗文.先秦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J].汉语史研究集刊，2000，（3）：86-99.
⑧高明.中古史书词汇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2000，72.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5]洪帅.《孟子》并列式复音词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2009，31（6）.
【关键词】中国古代货币/货币体系/结构变化
【正文】
六、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
"钱荒"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了重视，唐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会昌灭佛"，以图解决，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不减，而铜钱的铸造不仅没有相应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延续到了宋代。
唐中叶行两税之后，尽管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和动乱成为了主调，但在富于弹性的土地私有制作用下，经济仍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势头，商品流通日益兴盛，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持续增加，相应的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必要和必然的，在唐末五代期间，货币发展演变的情况，表明了对货币体系的需求。
货币体系的结构是价值较高的金属成为货币，价值较低的金属成为辅币，彼此相权，共同起交换媒介的作用。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所指，判断和决定金属的价值需要一个标准一个基点。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铜钱长期在货币行列中充任主角，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金属货币。唐中叶后绢帛也逐渐退出了，铜钱更是唱了独角戏。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货币体系，其依据金属价值高低的结构变化的基点自然是铜钱。
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价值不等的两种以上货币相权，而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对于唐中叶后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基点铜钱来说，在金属行列中，有价值高于它的金和银，也有价值低于它的铁、锡、铅，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就以铜钱为基点，按金属价值高低，向两边展开。如果黄金和白银加入货币体系，就作为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货币"以和价值较低的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如果加入货币体系的是铁、锡、铜，那么这些金属就因价值较低而充任"辅币"以和价值较高的作为"货币"的铜钱相权。唐中叶以后货币体系重建尝试的演变发展，就是这样运动的。
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即以铜钱为基点向贵金属和低值贱金属两极的运动没有成功。在两税法颁行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建立稳定而完整的，能够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体系的目的因金属供应数量的不合适而未能达到。但货币体系的重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到北宋，纸币出现，缓解了这个问题。
七、纸币与货币体系
纸币肇始于唐之飞钱，形成于北宋时的交子，以后南宋、金、元、明均有所发展。一般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交换日趋发达是纸币产生的根本原因，此确为不替之论。但我们还可以以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角度观察，以期对宋、金、元、明时期以纸币为主要内容的货币运动有更明晰的了解。
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这一点，在纸币的最早雏形"飞钱"与铜钱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唐后期出现的用于汇兑的飞钱，是钱荒的产物。当时因流通中货币不足，政府颁行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效尤之，纷纷划地为牢，富商大贾采用汇兑方式以避之。"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43〕分析一下这段记载。能到较远的"京帅"、"四方"做生意的商贾，资金肯定不少，他们把大数量的钱（当然是指铜钱）委于诸道进奏院及富家后方"轻装趋四方"，如果钱少，用不着取"飞钱"便已经"轻装"。这说明自起始飞钱就和大数额货币有关。从宋代交子的面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
交子产生前最直接原因是体大值低的铁钱给交易带来不便。自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交子改由官办后，交子的面额有所规定。起初交子的面额还是临时填写，有一定等级，自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十贯的，两成是五贯的。到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六成为一贯的，四成为五百文的。〔44〕交子面额大的达十贯，小的也有五百文，没有数文、数十文面额的。这表明，蜀地交子是用来代替大数额铁钱的，作较大数额交易之用，并没有代替小数额铁钱。细碎的日常交易，仍然由铁钱充任。从货币体系的结构角度看，交子代替了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而铁钱则是作为价值较低的金属用作"辅币"。
不仅交子如此，南宋和金的纸币也是大面值的。如会子，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增发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45〕孝宗时会子价值较稳定，零星小额交易，用的是贱金属铸币。南宋的一些地方性纸币也属于这种情况，如始用于湖北路，后通行于湖广的湖会分一贯和五百文二等；流通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铁钱会子，分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三等；用于两淮的淮交面额分四等，和会子相同。金朝发行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类，和辽、宋旧钱及后来金自己发行的铜钱并行。金的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这些，都说明了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用于大数额交易，纸币在货币体系中起到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的作用。宋金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都有铜铁等价值较低的金属铸币与之并行，铜铁等铸币起"辅币"作用。纸币和贱金属铸币共同构成货币体系。
元代的纸币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额的，这和宋金纸巾面额大体一致。元代纸币面额和宋金不一致的是发行了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上文的小钞，甚至发行过五文、三文、二文的厘钞，这些小面额的纸币，自然是用于小额细碎文易。考虑到元代使用纸币的程度很高，其主要币制中统钞、至元钞都是纯纸币，这种安排是必然而合理的。元代的这种纯纸币结构，使人基本上无法看出货币体系，因为这样的货币结构，表明所有金属，不管价值高低，都从交换媒介行列中退出了。
最能说明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作用的是大明宝钞。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钞面以钱文计，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一百文六等。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曾加印过五十文至十文的小钞。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复设行钞时罢废的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并具体规定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46〕洪武十年所作的钱钞兼行规定是宋代以来最完善的钱钞结构。从大明宝钞制的具体规定来看，纸币在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充任的是"货币"，而铜钱则担任"铺币"的角色。这里需要说明，从洪武八年实行钞法，停止铸钱以后，直至孝宗弘治中的约一百二十年间，一直很少铸钱，〔47〕洪武二十二年加印的小钞，是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有回复到纯纸币的趋向。
根据上述，如果说萌芽于唐，形成于宋的古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一开始还不那么明朗，那么清晰的话，那么发展到明代的大明宝钞制度所作的钱钞兼行，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的具体规定就明确了纸币在新形成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纸币和贵金属的关联中进一步证实。
既然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进而和贵金屈货币相联系，那么很自然纸币就能够代替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辅币"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事实上纸币产生后的货币体系就是这种结构。从形式上看，由铜铁等贱金属铸币和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是完整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合乎规律S的。如果纸币和它所代表的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之间的比价能够按规定保持得住的话，那么纸币作为"货币"同用为"辅币"的铜铁等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也就能够稳定下来，从事实角度看这种新结构的货币体系也就证明能够成立。但是，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象征，"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发生作用。"〔50〕纸币作为宋、金、元、明的主要交换手段，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事实上自宋至明，历朝历代的各种纸币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膨胀中崩溃，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这种情况，给这一段时期的货币流通带来新的波动。
但在自宋代纸币产生至明中叶开银禁的四百多年中，纸币毕竟作为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的代表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当然，纸币带来了新的波动．形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的冲击。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用品，从纸币名称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其与金属的关系。纸币唐代称"飞钱"，北宋称"交子"、"川引"，南宋称"关子"、"会子"，金始用"交钞"之名，元代省"交"用"钞"，明因之，"钞"字最终成为纸币的定称，沿袭至今。"钞"字原只有掠夺和誊写的含义，用作货币名自纸币始，而且成为专门用字，原有的掠夺、誊写之义渐渐湮灭。从"钞"字的结构看，从"金"从"少"，形象地表明，因"金"过"少"，纸币才代表金属加入货币行列。
经过由宋至明的四百多年实践，稳定的货币体系没有形成，一旦纸币膨胀，由纸币和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便告瓦解，并给货币本身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波动。然而商品经济仍在发展，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日益增加，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有增无减，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客观要求依然存在。到了明代，一些情况起了变化。
八、货币体系重新建立
在自北宋至明中叶的约四百年中，纸币以金属货币代用品的身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压力，但是纸币相对没有价值的天然缺陷造成了货币新的波动。金、南宋、元的灭亡都伴随着纸币的最后崩溃，纸币恶性膨胀成为这些朝代的促进因素之一。事实证明，纸币并不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合适币材。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贵金属白银成为了主要货币，其在货币行列中的地位终于稳定住了。这样一来，黄金退出后造成的应由贵金属充任的货币体系缺环终于由贵金属白银填补上了。
由贵金属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符合货币规律，从而能够长期稳定。清朝的货币较之前几朝较少波动，稳定得多，这一情况，成为清代政局的稳定因素之一。
结语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货币体系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漫长时期的两头，都存在完整的货币体系，即由黄金和铜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两种货币体系的结构是正常的，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自魏晋至明中叶的十二个多世纪中，货币发生极大的动荡。从货币体系角度入手，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背景的变化，可以在二千余年货币的动荡、变化和恢复稳定中理出一条线索，有利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注释：
〔1〕〔2〕〔3〕〔4〕〔5〕〔6〕〔8〕〔10〕〔50〕〔5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第98页、第99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53页。
〔7〕〔9〕〔18〕〔29〕参见拙文《对马克思货币职能观的探讨》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11〕〔40〕《国语》：《周语》、《齐语》
〔12〕〔13〕〔14〕〔15〕《管子》：《山至数》、《轻重甲》、《国蓄》、《轻重乙》
〔16〕〔17〕《史记·平淮书》
〔19〕《宋书·周朗传》
〔20〕〔21〕〔28〕《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
〔22〕《困学纪闻》卷十六
〔23〕《通典》卷二《食货·田制下》
〔24〕〔25〕〔26〕〔27〕李埏：《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载《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0〕《隋书·食货志》
〔31〕《天工开物》
〔32〕《旧唐书，食货志上》
〔33〕〔39〕〔43〕《新唐书·食货志四》
〔34〕《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
〔35〕《十国春秋》·《闽太祖世家》、《景宗本纪》、《天德帝本纪》
〔36〕《十国春秋》·《南汉高祖本纪》
〔37〕《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38〕《十国春秋》·《后蜀后主本纪》
〔41〕《宋朝事实》卷十五张若谷、薛田语
〔42〕《宋史·食货志下二》
〔44〕明·曹学铨：《蜀中广论》卷六十七《六物记》第九《交子》
〔45〕《宋史·食货志下三》
〔46〕〔49〕《明史·食货志五》
〔47〕参见《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明·钱》
〔48〕《元史·食货志一》
〔52〕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官会折阅》
〔53〕《元史·刘宣传》
〔54〕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七《铜楮之币下》
〔55〕〔65〕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56〕《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57〕关于白银积累问题，参看拙文《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58〕〔5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页、第711页
〔6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银》
〔61〕《明史·食货志五坑冶》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转型
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在俄罗斯文化的研究中,有创见地提出了俄罗斯文化的五次“转型”问题。俄罗斯文化的五次“转型分别是:A.接受拜占庭文化;B.鞑靼文化的楔入;C.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D.传入或列宁主义兴起;E.当代俄罗斯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学者们认为,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是俄罗斯文化第一次面向西方的转型;蒙古统治及鞑靼文化的楔入是第一次面向东方的转型;彼得一世学习西方的改革,是俄罗斯文化第二次面向西方的转型;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第二次面向东方的转型[1]。中国学者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俄罗斯像一只巨大的钟摆,不停地在东西方两个强大的文化磁场间摆动。”[2]并进一步论证了俄罗斯文化的五次转向,正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有规律的摆动。
由于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剖析第一、二次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
一、接受基督教,就是面向西方的文化转型吗
基辅罗斯于公元988年接受基督教(即所谓“罗斯受洗”),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接受基督教之后(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开始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使野蛮原始的基辅罗斯文明产生了飞跃,直接接触到欧洲文明最发达的部分,使俄罗斯从此与欧洲文明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3]。因此,接受基督教是俄罗斯文化第一次转向西方,也是俄罗斯进入“文明”的开端[4]。其实,上述观点是值得质疑的。
1.罗斯接受的基督教,是拜占庭基督教。在基督教正式分裂之前,拜占庭基督教称为基督教东部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基督教东、西两部教会从一开始就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西部教会属拉丁文化传统,东部教会则属于希腊和希腊文化传统。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西部教会(中国称天主教),东部称正教。两者更加分道扬镳。东正教在宗教斗争中,坚持自己继承了基督教正统,因此称正教。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东正教的大旗被俄罗斯教会扛起,俄罗斯自称“第3罗马”,意即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基督教文化的正统接班人。今天的俄罗斯文化,是拜占庭文化的发展,而拜占庭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是欧洲的东方边缘文化与来自亚洲的东方文化混杂的结果,显示出很大的东方特征,它与西欧文化从本质上看并无共同之处。因此,说基辅罗斯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就是面向西方的文化转向,是不准确的。应该加以澄清。
二、蒙古文化强行楔入就是转向了东方文化吗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的历史中,约有两个半世纪(1240―1480年)是在蒙古人的强行占领和野蛮统治中度过的。因此不能不对俄罗斯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蒙古人强制式的统治,意味着蒙古――鞑靼文化的强行楔入。蒙古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种深刻影响是:
1.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俄罗斯国家是围绕莫斯科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公国的壮大,俄罗斯最后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统一,应该说是蒙古统治的“功劳”。俄罗斯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认为,“罗斯围绕着莫斯科的统一,至少有一半是鞑靼人的功劳。”[9]在俄罗斯学者中,对蒙古统治持“功劳说”,反对“破坏说”的当属流亡国外的“欧亚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蒙古统治和统治的后果大加赞赏。他们感叹:“俄罗斯万幸的是,当它由于内乱而理应衰亡之时,它落到了鞑靼人而不是其他民族手里。”他们的结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不是基辅大公,而是成为蒙古汗王继承人的莫斯科沙皇。因此,莫斯科王朝是以新的躯壳复活的金帐汗国。”“若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不会有俄罗斯。”[10]“欧亚主义者”在观点上虽然比较极端,但可以说没有鞑靼人的统治,便没有莫斯科的强大,没有莫斯科的强大,便没有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的统一。
2.强化了俄罗斯统一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民族意识或民族思想。俄罗斯民族的专制国家意识最初是从拜占庭获得的。俄罗斯人之所以接受拜占庭基督教,除了在文化上与拜占庭有共同的东西外,主要是看上了拜占庭皇帝对宗教和世俗国家的绝对权威和豪华的生活。在建立国家制度方面,俄罗斯统治者最初是吸收了拜占庭的专制集权型的政治制度,但在基辅罗斯时期这些制度还很不完善。莫斯科大公从金帐汗国的绝对权威中,进一步获得了绝对专制权力的概念,从而大大加强了军事统治和军事制度(八思哈制)的概念。此后,俄罗斯总是按蒙古方式来发展军事、土地和政治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以农奴制为基础、以军事化编制为体制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它还发展了拜占庭的宗教服从国家,而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的政治关系,把宗教完全置于国家管理监督之下。这样,从拜占庭到蒙古统治,实际上并不是俄罗斯文化从面向西方荡到面向东方的摆动,而是蒙古文化的楔入大大加强了从拜占庭文化中汲取的东方文化的特征。
三、结论
1.俄罗斯接受东正教,与其说是文化“转型”,不如说是文化“寻根”。因为在接受东正教之前,俄罗斯文化还没有成熟,即形成一种有自己民族特征的固定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
2.俄罗斯接受拜占庭基督教,虽然间接地与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罗马文化发生了关系,但俄罗斯并未与罗马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发生直接的关系。拜占庭基督教或东正教文化,就其基本特征来说,是以希腊东正教和希腊文化为特征的,此种文化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特点。俄罗斯接受的都是皇权神授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君主至上和臣民绝对服从君主的意识。这些都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当蒙古文化楔入大大加强了东方文化特征后,就不能说俄罗斯文化是由面向西方向面向东方的“转向”了。
3.蒙古――鞑靼文化,虽然从类型上说属于亚洲式的东方文化类型,但应该看到,鞑靼文化并不是东方文化的主型。东方文化的主型或核心类型是儒――佛教文化。而蒙古――鞑靼文化则是东方文化中比较原始落后的并不能真正代表东方的落后的草原边缘文化。
4.如果说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不停地”摆动的话,那么,俄罗斯文化头两次的摆动,向西只摆到了拜占庭(并未摆到真正的西方),向东只摆到了亚洲北部的蒙古,也未接触到东方文化的核心。俄罗斯从彼得一世以后开始真正接触了西方,但彼得一世所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西方本质的东西,俄罗斯并未学到,也不可能学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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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思想演变真理性探讨理论创新价值观
管理实践古已有之，但系统理论的形成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不长。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古典管理理论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此后，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已成为学派纷呈、主张林立的学科了。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本人认为，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管理时代。管理学科的发展，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在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道德理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最优解”。
一、西方管理理论百年发展轨迹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二）科学管理时代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成员分担，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分工、权限与责任、纪律、命令的统一性、指挥的统一性、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韦伯主张，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建立计划、分工、职权等级、权利、义务、指挥管理体系或阶层体系。组织中，任务分配、教育训练、薪金、升迁制度等要通过明文规定形成一种“职业的”管理，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财富是评分机制，而非目标；他认为有钱的个人、国家是新教特点的代表，懒惰是坏的；勤奋工作才是要旨；专业化劳动分工是神圣的；过度消费是一种罪；应重视储蓄。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三）社会人时代
（四）现代管理时代
二、管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问题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社会科学家大量涌入商学院，这对管理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理念，由此也引发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理论的激烈争议和评判。“已有的管理学理论并不是绝对的真理”的争论成为新的理论研究热点。本人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涉及到管理学的科学性，也关系到管理学的真理性或真理标准，对管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有关管理学理论研究忽略了管理学范式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是认为“弱科学性”是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由此回避了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讨论，回答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就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
第二，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其实意是“不可共量性”的意思，并不是说范式不可比较。因为过分地强调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人们在认识管理理论的思想方法上走极端的情况。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范式的绝对不同，可能导致一种范式把另一种范式视为假想之敌的情况。这就可能否认不同的范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特性，导致主观臆断和相对联想。应当承认不同的管理学范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因为管理学发展是常规性与革命性、连续性和间断性、继承性和批判性的统一；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各种范式虽有质的差别，但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也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既新范式是对旧范式的批判和继承，新范式中包含着旧范式的客观的、合理的、正确的内容。本人认为，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合理发展的链条，它既可以对前后发展的不同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也可以对同一时期在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管理科学不断演化的事实。
第三，应当从新视角认识管理学的真理性。作为历史科学的管理学范式中没有“不可违背的”东西，也没有“不可通约的”东西，一切都是可变的、可修正的、可抛弃的。鉴于管理学发展存在一时期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演化的客观事实，本人认为，不能用“弱科学性”来说明管理学真理的性质，而是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而不能用一套超历史的理性标准来规定管理学，用简单的理性图式和理性标准来描述管理学发展史，这就是的社会历史观。
第四，在科学理论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同一个事物会同时出现不止一个的学说，这些学说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事物进程，都是由多种因素所控制和制约的，而因素是在不停的变化和转移当中。我们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利用它。至于得到的规律是不是真理，就要看这个规律对事物整个过程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完整，在自然界中同类事务中是否有普遍的适用性。真理揭示的是对事物全面完整的、系统的、抽象的、符合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理论系统都像一座金字塔，真理就是金字塔的顶点。形成这座金字塔所有的基石都是真理的各种观点和看法。所以真理本身对人们的重要性，比不上人们追求真理过程的重要。管理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促进和发展，已诠释和验证了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探求真理的过程，使人类的历史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三、管理学理论的贡献与创新
四、管理思想的演变与文化价值观
然而，当代西方管理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现代管理思想中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出现路线分歧以及中国及东亚国家新经济所引起的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讨论都不意味着传统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与新的时展现实相结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科学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更合理。事实上，正是由于管理的成功，管理正迅速地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从作为人们的专门的研究对象，社会的经济机构，管理与管理者正成为发达社会中普遍的、独特的、本质的器官”。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并非绝对的，人类的进程与一切事物的进程一样，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从外部看，管理思想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环境挑战和国际挑战影响下，不断实践和发展。同时，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汇合和互补，也将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并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为管理学的不断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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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移民；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
1气候变化的表现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
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的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年，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的气候变化将使全球10%的人口，约5亿到6亿人，面临沦为“气候难民”的风险，其中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孟加拉国政府最新出炉的一份报告称，该国有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已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也已开始为40万国民另觅栖身之所[7]。
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使冰川和积雪的储水量减少。据一些科学家预测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m[8]。而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客观现实却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
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酸雨危害加剧等方面。
1.2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全球气候变暖致使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催生大批“气候移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
2气候风险与人口迁移的历史与现实机理
2.1气候风险与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2.2气候风险与现代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气候风险加剧与环境剧烈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
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年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年、投资约1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3气候移民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3.1气候移民的人口数量不断攀升
受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气温显著上升、降雨方式改变、季风变化加大、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干旱、洪涝灾害、更强烈的热带气旋、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200万以上。
3.2气候移民的波及区域持续扩大
3.3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
3.4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由于各国眼下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全球日益紧迫的气候移民问题之社会现实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快努力，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4.2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
4.3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
4.4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转移的社会风险
4.5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
5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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