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电影的诞生，除了需要一位好导演之外，还需要一位好编剧。后者为前者设计出一幅完整的施工蓝图，再由前者进行兼备理智和豪爽的割爱与裁剪。后者的工作譬如制造一个胚胎，使之具备长成生命的要素和动力；前者的工作则致力于催生，使之最终成长为健康而美丽的生命——台湾电影人侯孝贤和编剧朱天文之间，就堪称是一对珠联璧合的成功搭档。
读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我首先惊异于她文字的旖旎，惊异于她对世态人情贴己的体察，以及她对于世间平凡人事的平凡悲喜，所流露出的一种彻骨的悲悯与同情。那是一种人间烟火味极浓的文字，也是一种镜头感极强的文字，蕴藉处固然像淡墨山水一般的氤氲与写意，轻灵处却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着铿锵的音调、华美的气象、无尽的意味。她在《恋恋风尘》中塑造了几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行文间“有他们在大环境里的挫折沮丧，有他们在压抑着青春恣情里的迷失混乱”；她在《最好的时光》中讲述了三段未果的恋情，三段怀旧的心事，那些最好的时光，就“像初秋的阳光和溪水潺潺流过白烁烁的的野芒花，是如此叫我们珍重爱惜。”但是，人生匆匆，待回首时，已是关山万重。朱天文与侯孝贤之间的合作，同样贯穿了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同时，也写就了一段文坛与影坛之间的佳话。朱天文以文字而驰骋，侯孝贤借画面而挥洒，他们的表现手法虽然迥然有异，但其间的精神理念却又不谋而合，所以，他们的合作虽然的确出于机缘的巧合，但其中，却又隐隐然有着某种宿命的无可预知的必然性。
朱天文懂得侯孝贤，这种懂，不是浮光掠影，而是亲稔相知。她称侯孝贤是“会看书的”电影人、“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说侯孝贤“置身于电影‘工业’之中，而跳脱其外，成为创作者，通于文学兴诗。”言外之意，实是把侯孝贤当作了电影圈里的文人或诗人。她评价侯孝贤本人“始终是贯彻用自己眼睛去看，用自己语言去说的一位电影作者”，评价侯孝贤的电影“因为排斥刻意与说明，节约含蓄的结果，是处处留白，有赖欣赏者的参与和完成。欣赏者自己的内容越多，参与越多，完成的也越多。”这些知己之言，既说出了侯孝贤电影美学的基本特征，亦未尝不是为观众，提供了一把开启侯孝贤电影的钥匙。朱天文形容侯孝贤的为人，还曾经用过“妩媚”一词，她说：“从前每读到古人用‘妩媚’形容男人，总不懂得，后来看到侯孝贤在拍片现场工作的情形，以及平常待人接物，才恍然明白了妩媚二字。”这样的评价读起来既别致，又不隔，仔细想想，你除了佩服古人遣词造句的功夫外，其实，也再找不到更加熨贴的词，来取代她对侯孝贤的形容了。
朱天文是一位个人风格极其鲜明的编剧，侯孝贤则是一位创造力极强的导演，他们之间合作的一般流程是，先由前者按照自己最顺手的小说方式写出故事大纲，再由后者进行二次创作，他们之间既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又给予双方充分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侯孝贤的电影创作，抱持的是一种“倾听的、注视的态度”，他不受市场影响，不注重故事情节，他的电影甚至没有明显的开始、中间和结局，它们犹如一件件质朴的手工艺品，追求的只是一种电影内在的韵律和诗意，表达的也只是他个人对于社会的理解、对于人生的诠释。侯孝贤的电影创作充满了变数和可能性，他的电影虽然脱胎于朱天文的剧本，却常常“将这个胚胎交给环境去孵育，让环境决定它会长出什么样子来。”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实是同中取异、异中有同，只是理念的相通，而并非勉强的相互适应。这样各自发挥的结果，就使得剧本和电影之间，如“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又何其不像”——电影有独立的生命，剧本同样有独立的生命。
我们一般人看电影，往往只是贪图一时的娱乐，而很少关心电影的思想与内涵，有时虽然思考，也未必能够真正抓住要害、探得真髓，见仁见智处，不经意间，已然远离了创作者的个人旨意。读朱天文的文字，最大的好处是，她不仅记录了侯孝贤电影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同时，她也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见证了侯孝贤在电影艺术探讨中所迈出的每一步。事实上，朱天文之所以写下那些剧本之外的记录性文字，亦显然带有她个人明确的目的，她说：“从直觉式到自觉式的创作，或者创作的那一刻也能相忘于自觉，这段变化的历程，若是把它记录下来，知其然，并且有办法知其所以然，一方面为随后的行路者累砌一块基石，一方面为侯孝贤更能明白他自己，这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对于侯孝贤本人，这些文字无疑既有自省的意义，又具备个人编年史的价值；作为侯孝贤电影的观众，我们有福了，因为这些文字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走近侯孝贤电影艺术的核心，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改变看电影的习惯，从而具备一种“发现、参与和创造”的观影情操。
作家阿城曾经说过：“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读过《最好的时光》，我的回答是，如果说侯孝贤的电影创造了一个时代瑰丽的文化景观，那么，朱天文无疑就是为这道景观，添加上色彩的那个人。慧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