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争鸣与商榷】
经济全球化前夜：白银自市场崛起
明代白银形成主币，国外银两大量流入中国，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探讨，长期以来却属阙如，更罕有追问白银货币化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必须看到白银化与货币化不可相提并论。货币化，也即货币经济化，而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对于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探讨，正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开始的。
明初建立宝钞货币制度，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根据《明会典》记载，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由此可见白银作为货币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银使用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从民间土地买卖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明朝宝钞货币制度没有确立，白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对第一手民间资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阶段梳理，可以发现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是市场萌发调节作用的真实轨迹：一是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已经显示了迅速衰落态势，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出现。二是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再发展又转向衰落的过程，宣德年间契约文书中出现许多实物交易，说明过渡出现了。三是正统至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土地大宗交易，发展至成化年间，白银成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货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至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般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所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并没有反映出问题的真相。一方面根据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英宗时并无“朝野率皆用银”的社会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依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初年不仅没有“弛用银之禁”的专门法令颁行，而且在正统初年有关法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想方设法地挽救宝钞，固执地采用宝钞的举措。白银崛起于市场，而不是从国家货币制度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毫无争议。
大量明代官私文献显示，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是历史分水岭，一方面，白银崛起于市场，在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中胜出，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会流通领域的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建议以“白银为上币”，是白银作为主币已经上奏到朝堂之上的证明。于是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的历程。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说明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形成了新的动态平衡点。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通行于全社会，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在国内资源不足情况下，市场突破国界走向海外市场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经济全球化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在中国社会强烈的白银需求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滥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二是美洲银矿。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寻求，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换，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东方，几乎立刻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因此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与全球。
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人东来，中葡两国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闭关。中国白银供求关系不仅促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国际上海盗兼海商纵横的无政府状况合流并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财政危机不断升级，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使国内市场扩大与全球市场连接，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落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这标志着民间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贸易模式从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间海商迅速崛起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贸易网，并在与西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在市场作用下，财政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于1553—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交纳商税进行正常贸易；接着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的是繁盛的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到中国，还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起环球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通用于全球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大量美洲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供求关系是经济学基本原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演进过程。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东方与西方普遍存在货币是财富形态的观念，获得金银的途径是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当时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及地区之间贸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国商品存在着比较优势，白银需求过度，供给不足，存在着巨大缺口，而海上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利润空间。明朝通过内部市场驱动力与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动与世界市场接轨。16—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输入到中国。美国学者丹尼斯·弗林与阿图罗·吉拉尔德斯提出了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的观点。笔者则认为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中国白银需求直接引发日本银矿大开发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不是被纳入一个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是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结语
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发展带入经济全球化构建和思考之中，综合考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以及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明代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夜，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启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嵌入并推动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和国家财政体系乃至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明代白银不可逆转地成为流通领域主币、国家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和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中国出现了一个白银时代。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中，国家在制度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上商帮兴起，历史发展进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博弈与合作交错的复杂过程，而整体社会变迁不能简化为国家法令推行的单向过程。
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产生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需求决定供给，推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扩大发展，主动走向海外市场的寻求，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引发了美洲银矿大开发，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潮流。
白银货币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多面性，主要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建设性，一是破坏性。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财政窘况频现；整体社会变迁，国家面临错综复杂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全面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全球货币危机，欧洲的西班牙和亚洲的明朝相继走向衰落均与此有关。这是16世纪全球白银贸易发展最繁盛国家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主要依靠外来资源，无法抵御外部变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