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学习、探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本期报告的题目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一、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挑战
（一）基本概念
加快构建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部署。
本质上讲，全球经济治理是跨国界公共物品。其功能是降低由外部性、监管缺失等问题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和国际秩序混乱，维护国际社会和谐稳定。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基于各自利益诉求各自为政，产生以邻为壑的问题。通过构建国际社会沟通合作的桥梁，可以缓解由外部性和公共品供给缺失带来的国际社会效率低下问题。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中国坚持弘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等理念相契合，对于缓解国际各方发展矛盾，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以推动提供高质量的全球经济公共基础为核心，以“公正高效”为目标，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规则制定和协商谈判的方式，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变。
具体来说，积极参与新格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在理念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思想指导下，应坚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以平等为基础”，即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权利、机会、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即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即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即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积极参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要坚持两个基本原则：第一，高举“多边主义大旗”，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团结国际社会各方力量，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进而形成一致行动。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世界各国应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基本前提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在努力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首先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面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应实事求是，充分考虑自身利益和实际能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经济议题是核心命题，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形成了以IMF、GATT、WB三大国际组织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议题的变化，国际经济秩序逐步演变和发展，在不同时期，通过建立国际组织、跨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并订立相应的“硬道理”与“软规则”，指引、引导和约束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实现对全球经济的治理。
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上看，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讨论的话题涵盖国际贸易、金融、直接投资、经济增长、能源粮食安全、绿色环保等关键领域，包括：如何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如何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如何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合作；如何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等。
（二）新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正面临重要挑战，根本问题在于新兴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经济治理实力格局的不匹配。传统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简而言之，全球经济实力“东升西降”的快速转变与传统治理格局的不匹配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要矛盾。
图1：不同国家和区域GDP在全球占比
中国在参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特别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仍然面临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对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需要高质量满足。对外，随着中美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必须更谨慎地处理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总体来看，当前现实国际经济治理格局与中国要实现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需要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仍有很大差距。
为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经济实力与国际治理能力的相互转化。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资源调度能力；二是争取获得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能力；三是加强自身经济力量与国际治理能力转换，以外部治理能力支撑内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历史发展
（一）历史沿革
“全球经济治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开始兴起，最初强调“全球经济合作”和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渐进演化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多边贸易的自由化。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体系，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张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旗手，并由此产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银行（WB）。三大国际组织负责统管全球金融、贸易、发展领域的问题。
第二，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期。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发达国家成立七国集团（G7），且该阶段的全球经济治理内容主要是常规性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调。由于主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决策程序都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接受者和追随者。因此，这一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处于劣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全球代表性。
第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存在不合理之处。全球经济治理如果没有新兴国家参与，很难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实质性作用不能再被忽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2008年11月，首届G20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通过多项改革行动着手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了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进行监管和宏观经济的协调调控。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反思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意识到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主要模式
第一，两极格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
1.两极格局下的治理特征。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呈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分庭抗礼的格局。
2.两极格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冷战导致了二战后全球治理出现断层，使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困难加剧。
在全球层面上，美苏冷战所导致的两极格局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对峙，加大了世界的分裂，使得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经济全球化滞后于政治全球化、全球治理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
此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为支柱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存在弊端。比如，IMF作为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它的成员众多，但发展水平不一，难以找到有效机制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世界银行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主要体现发达国家发展偏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关贸总协定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其程序和贸易规则不严密、存在大量的“灰色区域”。
第二，美国单极化的主导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削弱，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进入“滞涨”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8年，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形成，该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黄金非货币化、储备货币多样化、汇率制度多样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美国经济再次迅速增长，美国重新巩固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关系重新调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权力进行再分配。这一阶段，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呈现美国单极化的主导模式。
1.美国单极化主导模式的特征。在美国单极的主导模式下，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呈现如下特征：第一个特征，美国的综合国力使得美国保持“一超”的国际地位。其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实力是单极格局的核心。此时，美国具有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冲突的能力。美国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大型国际经济组织的领袖国，通过对外经济援助和组织大型经济论坛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同时美国通过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政治组织（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对地区冲突和地区问题进行干涉。
第二个特征，美国在能源领域占据主导权，美国具有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并且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影响石油供给、需求、贸易等各个环节。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能源署，增强了石油消费国的集体谈判地位。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更是推动美国迅速向能源供应国回归。总体上，美国对国际能源体系的主导反映在其对国际能源供需和价格的控制上。美国不仅可以用市场手段来引导干预，还有大量的非市场手段甚至战争手段来左右国际能源市场。
第四个特征，在贸易领域，美国倡导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随着“苏东剧变”和“经互会”的解体，世贸组织成员开始大扩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达到顶峰，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其次，与周边国家签署单边、多边贸易协定，扩大市场，如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区域制度层面，美国借助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抗衡来自欧盟、日本与中国的挑战。
第五个特征，在投资领域，美国以《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取代WTO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1982年，美国启动BIT谈判来调整国际投资关系，控制投资的跨国流动。作为全球吸引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支持全球投资机制的“自由取向”，设置“重开放、少管制”的激进性规则，一方面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获取在他国的完全市场准入，另一方面以不明确的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为由列出“负面清单”。由此，东道国（资本输入国）的外资审批权演变为投资自由化义务。
2.美国单极化的主导模式的挑战。美国主导的单极治理格局中主要以本国利益为主导，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格局，不仅与其他国家参与体系的目标存在现实冲突，而且根本上与构成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首先，美国在国内面临众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其次，在国际上，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对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成了很大的制约；此外，世界上存在许多的尖锐民族、宗教矛盾和复杂的国家矛盾，无论美国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包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一阶段，治理议题范围日益模糊，制度竞争愈演愈烈，全球治理朝着“集体行动分化、规则碎片化”的态势演化。
3.美欧日三强竞争模式。随着诸如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日本发展势头强劲对美国产生挑战，欧盟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美国构成挑战，同时在2004年前后，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更是增强了对美国的冲击。这一阶段，美国的主导地位被削弱，随着美国、西欧和日本三方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调整，逐渐形成美、欧、日三强竞争的局面，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的多极化体系。
三强竞争模式下，世界经济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东西方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使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出现新的组合。从世界经济政治结构变动的情况看，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形成一种以美、日、欧为中心的多极协调体制。美、日、欧在80年代形成的三足鼎立之势，随着90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将进入新的权力再分配的过渡时期。它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协调其世界经济战略，但由于其内在的经济摩擦和贸易冲突，它们彼此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地区势力范围的斗争将更加激化。
经济国际化与区域经济集团的趋势加速发展。经济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国际贸易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虽然发达国家也意识到本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将会增加本国经济的脆弱性，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全球竞争的规律将继续迫使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国外扩散。在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的同时，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日见明显。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不平衡发展趋势。首先，美国的经济实力继续下降，而西欧、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上升；其次，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最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将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分化的加深，使它们之间经济利益的差异性扩大，联合与发达国家抗衡的凝聚力不断减弱。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难有较大改观。
（1）多边制衡下的全球经济治理现状。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决策程序都是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接受者和追随者，其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IMF和世界银行增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总体还是较低，而且美国仍拥有单一否决权。
新兴经济体对规则制定和主导作用明显提升，改变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虽然依然发挥主导作用，但功能逐渐淡化。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使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大。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度、经济波动性和国际储备状况也持续改善。在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单靠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无法解决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图2
全球经济议题呈现专门化、多元化、区域化的特点，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产生在区域合作与多边经济协作的冲突。在贸易治理领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加速推进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进程，意图绕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其所谓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重塑全球经贸规则，从而形成了以TP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之间的冲突。在金融治理领域，近年来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相继成立，尤其是AIIB吸引了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除美日之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参与。新兴经济体迈出了打破全球金融体制改革僵局。
（2）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当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旧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亟待调整。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上升导致了原有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不平衡”，有必要对以战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为主导的治理结构进行调整，提升新兴国家制度性的话语权，包括贸易规则、金融秩序、能源安全、气候问题等。新兴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对于构建强劲有力、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负面效应凸显，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也日益加剧，世界经济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首先，世界经济发展鸿沟扩大、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突出、技术发展带来了社会异化和人的异化、政府权力日益弱化等负面效应。其次，各国内部产业结构失衡，对国际经济的依附程度加深，导致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反弹，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造成显著冲击，增加了全球供应链运行的成本、降低了全球经济效益。
（三）全球治理体系历史发展和主要模式变化的三个规律
一是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是决定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不断崛起和分散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要充分考虑新的经济力量崛起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需要朝着更为开放的框架进行调整。
二是金融治理和冲突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分量愈加重要。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局部金融波动加剧和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震荡。
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无法回避区域化合作经济治理上升的势头。如何协调好区域化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所在。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区域化经济治理是更为高效的选择，但同时也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难度。
三、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参与
（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与融入（2001年以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我国准确把握自身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把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国际规则，努力发挥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开始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80年，中国恢复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学习熟悉并主动引入国际规则的重要时期。1986年的“复关谈判”，我国全程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这使得中国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关贸总协定及其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动向，并根据有关国际规则及时调整国内规则，为对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伴随着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应运而生。中国在1991年正式加入APEC，此举为我国全面和深入地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开创了新局面，有效地加强了我国与APEC各成员的经贸关系。同时，中国也为推动APEC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随后，中国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进一步探索区域性经济合作与治理。
这一阶段，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方面主要是探索和融入。
图3：1978-2001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
第二阶段：转型与建设（2001年-2008年）。2001年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分水岭和转折点。中国政府以“开放”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战略，努力恢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地位。随着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正在全方位、多层级地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事业中去，开始从参与者向建设者转变。
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予了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治理的机会,为我国后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累了经验。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除积极参与IMF对泰国、印尼等政府的资金援助外，中国领导人还多次公开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为维护亚太地区经济形势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期间，WTO成员以全体一致方式通过了中国加入WTO决定。以此为标志，中国迈出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中国自从加入WTO以来，依据入世承诺施行了大幅度削减关税、取消一些领域的关税、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同时对国内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规范，认真履行入世承诺，以“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国际形象和实际行动，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国际贸易体制中承担完全责任的重要成员国。入世以后，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积极参与了各个领域的多边贸易谈判，促进了WTO成员间的相互了解和减少分歧。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中国首次加入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自此，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国着眼于推动经济联动、开放经济、创新增长点与技术合作四方面。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G20应运而生；2008年美国证券业爆发的危机迅速演变成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分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暴露出更深层次的矛盾，G20峰会顺势而创。G20取代G7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中国积极宣传自己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一道积极在G20论坛上发出共同声音，提高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走向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和包容。
第三阶段：深度参与（2008年之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深刻改革。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也逐渐深入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渠道。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起始于2006年9月的首次外长会晤。十多年来金砖国家的合作，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不断发展，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合作成果。金砖国家签署的《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福塔莱萨宣言》和《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标志着金砖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制度性的突破。金砖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机制化、实心化，推动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中国在落实这些合作规划方面，尤其在落实贸易投资、制造业和矿业加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等优先领域方面，担当了表率。
进入新时期，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重大倡议，旨在通过加强沿线各国的全方位合作，对接彼此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塑造着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健康局面，是中国向世界发出扩大开放、联通世界的强劲信号，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安排形成互补，旨在带动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力，以基础设施为基础，搭建跨地区经济合作的国际大平台，实现互利共赢，寻求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公共产品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成立于2016年1月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一带一路”倡议所构成的跨区域合作框架和制度，将是中国和参与国家共同构建的制度国际公共产品。2016年，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国际金融治理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客观上倒逼了IMF的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重构的局面。在这一变局之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既符合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大趋势，也为处于重构之中的国际经贸治理体系提供了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新路径。RCEP更多体现了包容性，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平台。中国正努力谋求扩大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以继续推动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目标就是为了能够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更是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途径。中国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也是中国政府推动全球发展共识进一步在国内主流化，从而倒逼国内改革的战略性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运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全球抗疫复产复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疫情使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危害，同时也给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带来严重冲击，而目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盛行，我们更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扩大对外开放。
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时代命题
（一）国际组织问题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调整
现有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仍然反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与需求。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升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这个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其原因有五点：
1.协调国家间利益冲突的能力不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分散了由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掌握的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冲击，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分歧导致许多在WTO、APEC或者G20框架下谈判的议题停滞不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2.谈判规则和决策机制存在严重缺陷。WTO的“协商一致”基本决策原则意味着任何一个成员均有“一票否决权”。当谈判议题较少且参与的国家较少时，这种机制可以确保公平。但是，目前WTO共有164个成员和24个观察员，且谈判的议题涉及多个方面，当与会国家存在重大分歧时，这种机制将导致决策过程效率极为低下。
3.无法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扩张虽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却也伴随着南北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同时，随着全球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价值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使得国际经贸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此外，由于全球价值链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增大，贸易自由化程度应该也随之提高，但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还无法协调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的新内容。
4.不断衍生的自由贸易区（FTA）给APEC框架下的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冲击。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滞，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目光转向FTA。截止到2018年底，亚太地区的FTA达到180余个。大量FTA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在部分APEC成员之间削减贸易投资壁垒，提升亚太经济的活跃度，但由于不同的FTA在规则和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异，成员组成上也存在交叉或重合，可能导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格局出现“碎片化”的风险。
（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各国提出了迫切的调整需求
上述问题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各个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开始深入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表达了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的迫切需求。比如，WTO成员国试图通过改革来恢复自由有序的多边贸易体制。其中，改革主要围绕发展中成员地位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电子商务多边规则、透明度与通报义务履行、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等议题。总体来看，WTO成员对关键议题均提出了改革方案，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和规则制定等议题上的意见不一成为WTO改革的最大阻碍。
（三）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1.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爆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导火索，放大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原本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疫情的诱使下提前爆发，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影响。当前，战胜疫情、快速恢复经济正常运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疫情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金融、发展等方面。
贸易方面。自2020年1月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贸易量急剧收缩，从1月份起增长率降为负值，并持续下降。随着夏季的到来，疫情形势逐渐好转，这一数值有所回升，但仍未回复到正增长水平。
图4
图5:2000-2021年世界商品贸易量
投资方面。疫情暴发后，投资受到了严重抑制。以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在2020年3月底增长率达到最低值，随着我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基础设施投资呈现明显反弹。在此期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来刺激投资，其中贷款利率略有下调。
图6：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及贷款利率
金融方面。沪深300指数、标普500指数和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在疫情暴发时经历了明显下降，之后缓慢恢复。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疫情较为严重的2020年2月份和3月份出现了大幅下降，之后一直维持着接近0利率的水平。
图7：疫情期间中美股市和债市情况
与此相对应的是黄金价格在疫情期间快速上涨。这一部分是由于疫情导致市场的恐慌情绪加剧，另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对全球通胀的预期。此时，黄金作为一种避险手段被投资者增持。
图8：疫情期间黄金价格走势
2.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发展。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萎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90%以上会出现人均收入下降，全球约7000万至1亿人可能陷入贫困。全球陷入衰退的经济体比例大幅上升至超80%，人均GDP增长率收缩水平也大幅上升，仅次于一战、二战期间水平。
图9：衰退经济体比率及人均GDP增长率
（四）中国有意愿积极参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一，中国有意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挥大国担当与责任，愿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第二，中国有意愿推动各国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加入SDR，加快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立了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等，提供国际公共品，完善了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等方面。
第三，中国有意愿推动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主要体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更广泛国际合作框架；推动自贸区建设、自贸协定签署、FTAPP以及RCEP等建成；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
第四，中国有意愿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非传统议题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国积极倡导，将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使G20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
（五）中国有能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坚力量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已具规模，并且中国还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自2010年起，我国GDP就已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并且逐渐保持着较高的增长趋势。
第二，中国一直致力于深化多双边与区域合作，拥有参与经济治理的良好基础。我国一直坚定不移地与多方开展多双边和区域合作，当前我国已经累计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2020年11月15日，在历时了长达8年的谈判后，中国同东盟十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共15个国家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第三，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获得了更多国际伙伴的认同。中国通过积极提供促进全球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国际公共品，弘扬中国主张和中国理念。
第四，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建设，与沿线国家保持密切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
五、中国积极参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路径和原则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要坚守共赢共利、以我为本的基本原则。此外，在寻求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最优路径时，我们要注意四个问题：
第一，要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有机融合起来。当前阶段，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短期不可调和的困难，以及中长期治理改革挑战频增的不确定性。全球非主要经济体往往受到这种治理体系震荡的冲击更为严重，表现为更加脆弱。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国家非常希望美国的替代国家出现，可以缓解这一体系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二，要坚持有破有立、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导原则，发挥建设者和改革者的定位，注重实际改革效果。第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拥抱传统机制安排，化对抗为合作，共同寻求更公允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充分重视既有国际组织的作用，坚持以其为核心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抓手。第二方面，我们要积极寻求建立新型外交关系。除了积极融入传统的国际合作机制，还要适应形势变化，积极参与构建新型多元化国际合作平台，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致力于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引导有关各方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维护合作大局。以两种维度作为抓手，进一步夯实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建设者和改革者的关键作用。
第三，要清醒认识全球经济治理乱局的重要原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公共品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即使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壮大了，这种非平衡格局依然无法转变。如果想要改变这个格局，并且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中长期均衡实现，就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壮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的结构性改革上更强调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第四，要平衡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坚持发展的眼光，不可追求短期利益。应注意到在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公共品供给是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协同应对突发危机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