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龙之贵贱，结作大小，不以形式论之，而应审其内容和本质。蒋氏故居前朝虽然没有明显的案山，只有朝山，但不影响其成为大富贵地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风水理论，盛于唐宋。明清时代，秉承古代风水学精髓的风水学派繁花似锦，但伪学也多，著述屡有谬误，明代王君荣的《阳宅十书》就是其中之一。书中有云：“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也。”这种被现代学者广泛引用的“最贵之宅”究竟在何处呢？蒋氏故居砂水虽美，但条件显然不符；不仅如此，本书所涉伟人之阳宅，也无一相符；余览遍天下名宅，尚未发现有合此规理之例。是《阳宅十书》的观点有问题，还是人们在实践中出了差错？显然是前者。
“最贵之宅”
“最贵之宅”说的出现，使广大风水爱好者感到疑惑不解，也很快招致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清初钮琇《觚剩·相墓四大惑》，就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文中指出：“‘前有污池，后有丘陵，东有流水，西有长道，谓之正穴。’然岩居者绝少围潴，泽居者难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间，又安能恰兼四者之有？而必曰‘此为正穴’，一大惑也。”
阳宅是否“最贵”，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形状所定，而取决于龙的出身，此为风水中千古不易之理。有最贵之龙，左右无长道、流水，前后无污池、丘陵，亦可成最贵之宅；反之，无最贵之龙，纵有千万美景，亦无最贵之宅。当然，单就“四象”而言，“前有污池”，为聚气；“后有丘陵”，为有靠，若龙本贵，二者作为“最贵之宅”的条件是说得过去的，或许能成为“最贵之宅”的有力佐证。但将“左有流水”，“右有长道”作为最贵之宅的要件则显然欠妥，这种论断不但过于绝对，实践中也极少相符。
有宋以来，风水界尚无人对堪舆大家郭璞的经典著作《葬书》中关于“四象”的精辟论述提出挑战。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葬书》实际上也是几千年风水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代表了风水理论的最高境界，其原则原理至今仍对风水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葬书》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定义的正确理解是：左方青龙为贵神，应当高大蜿蜒，屏蔽有力；右方白虎为凶神，须适当降伏低头，温驯拱卫，不可欺主；前方朱雀为明堂朝应宜翔舞团聚，向自身有情朝揖；后方玄武为本身靠山要垂头受尸，忌空旷缺陷。
《葬书》虽然明确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定义和衡量的标准，但在平原和城市中区分界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时，显然遇到了问题，或者说在理解运用中出现了分歧。那么，是否可以延伸《葬书》的定义，另立一说呢？这，就是《阳宅十书》“最贵之宅”论的主要目的。
其实，阳宅与阴宅的选址原则，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在阳宅实践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或采取与阴宅迥然相异的做法。《阳宅十书》“最贵之宅”说反映了作者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一种理解，其描述的现象可以认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别于郭璞《葬书》的某种例证和客观存在，是《葬书》“四象”涵义在阳宅实践中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但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普遍规律，更不是风水实践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标准。
任何一种风水术，既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从来不包医百病。风水学必须与时俱进。企求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成功做法可以一成不变，既无此可能，也不切实际。一厢情愿地照搬照套前人经验，其结果只会给风水理论研究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将风水实践引入死胡同。
很明显，对后人影响颇大的《阳宅十书》，其中所谓的“最贵之宅”是不能成立的。其谬误就在于舍本求末，混淆了风水的现象与本质。
“富不过三代”荣智健？
荣德生——荣毅仁——荣智健，荣家三代人的历史，虽不能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结论，颠覆了中国富豪家庭的宿命，但荣氏家族富甲三代，既富且贵，已经在事实上挑战了这个规律。荣氏家族的命运究竟与祖上风水有什么必然联系？
荣巷风水缔造荣氏三代富贵
围绕荣氏家族的风水，一直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缔造荣氏家族三代富贵的风水，是荣氏故居——荣巷。
荣巷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山梁溪，坐北朝南，子午向。
明正德初年，被荣氏家族尊称为“始迁祖”的荣清带领全族人从金陵迁来无锡，向政府领取无锡西部惠山南麓的一块荒地，种稻植桑。清末至民国，荣氏崛起，荣巷空前繁荣，分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落，拥有古建筑约157幢，街区面积达43公顷。
如今，荣德生出生的荣巷街道狭窄，难过一车，前门不开，后有五门，形成独特奇观。
并排五门的房子，平时独立成房，当婚嫁喜庆大事时，又可互相连通。房屋的这种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强调家族中和融洽的精神，既分且合，成为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避免偏于一方，客观上使风水的受益变得相对均衡。
表面上，无锡北界长江，南临太湖，东、西两面均为湖汊纵横的水网平原地带，不符合大结作百里来龙的常规，可以不按风水的一般标准来衡量，但实际上，无锡荣氏故居，太祖山、少祖山一应俱备，适用于风水的一般性原则。
风水理论中关于龙的分类，有四势、五势、九势之说，不一而足。形势特达，发迹蜿蜒，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者，为出洋龙。荣氏故居的龙脉，论其形态，可归入前人所述的出洋龙类别。
荣氏故居太祖山来自于天目山。
无锡山丘系浙江天目山余脉的东延部分，组成湖滨低山丘陵等。山体受到强烈的侵蚀切割，侵蚀沟谷（山坞）发育，坞底平坦开阔，坞坡较陡直。
荣氏故居少祖山、父母山，合而为西北面呈游龙状的惠山。
惠山位于无锡的西部，有“江南第一山”之称。据《无锡市志》，惠锡山区的惠山山体走向北西，地质构造上属马山——惠山背斜之东南翼。地层走向南南东，倾向北北东，岩性为泥盆系砂岩和石英砂砾岩等，质坚硬，抗风化能力强，故山体逶迤磅礴，九曲惠峰，内藏九坞（即侵蚀谷）。主峰有三，头茅峰高172米，二茅峰高302米，三茅峰高328.98米。从风水价值上看，惠山也可称为无锡的第一山龙。
识鉴惠山的风水，悟透其龙脉体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东部以三峰为主的惠山，宛若北南走向的游龙，龙尾高翘，龙头低俯，东西、南北均衡展布，约3.6公里。东部山势略高，青龙砂高耸，砂开二指，带印带笏。头茅峰为外青龙砂，外连小山如笏；嶂山为内青龙砂，带产山如印。西部唐山为其白虎，白虎砂略低，本身砂开二指，外连横山又为白虎。龙脉从莲花山曲折南下，其形有如游龙吐珠。
荣巷周围地理态势图
在这里，龙脉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枪。人们看到的异常完美的圆形山丘产山，有如珠形小山，并不是龙脉结作之所，而是风水术常提到的青龙带印。此地的奥妙，就在于两重青龙砂之间，穿插安排，带印带笏，一点也不浪费，非大贵之龙不如此。而对应的外青龙包裹之中，龙脉又另有玄机。
龙要弯曲，无弯不成龙。龙不能太直，过直则僵。识破此地的玄机，关键是要悟透龙脉的“S”形扭曲的真性情。在3.6公里的距离上，龙脉在其尾部高翘，作了一次极为漂亮的亮相之后，尾巴甩向了东北。而惠山最高峰三茅峰之南，龙脉先向西南，再转东南，最后指向西南，荣氏故居距山峰所指千米以外而建。
荣氏故居靠山面水，得天独厚。
先说靠山，三茅峰雄踞锡惠山区北部，为无锡市区最高峰，亦是荣宅的祖山。一、二、三座茅峰自东始，成“品”字形往北逐次升高。三茅峰自北而南，经莲花山、唐山，脉结荣氏故居。
再看水。无锡“三水合一”，既有长江的磅礴，又有运河（京杭大运河）的灵动与开放，还有太湖的湿润。面向太湖，尤为荣氏故居的风水优势。
太湖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由长江、钱塘江下游泥沙封淤古海湾而成。正常水位3公尺时湖面积2250平方公里，主要水源一是来自浙江省天目山的苕溪，在湖州市以下分为70多条溇港注入，二是来自江苏宜溧山地北麓的荆溪，分由太浦、百渎等60多条港渎入湖。围绕荣氏故居的四条河流，亦聚而归湖。惠山以北，先有伴溪河东西横列水缠玄武，京杭运河、锡澄运河在惠山东北再合之磅礴南下，在惠山荣氏故居之南，梁溪河自东而西注入太湖。
风水就是这么令人惊叹，过于直观的建构，缺乏内涵，而好风水偏偏又十分讲究内涵。一览无余，太容易看懂看破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真龙大穴。
荣家坐拥惠山龙穴而富贵兼收
追溯无锡的人文历史，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战国时的范蠡。
这是一个极富智慧和传奇色彩的人。范蠡在协助越王勾践成就了霸业后，清醒地看到君主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同享乐，于是急流勇退，隐身太湖之滨。
才智非凡的俊杰，无论到了哪里都会显示出不凡。在齐国，范蠡经商轻易成巨富，逐渐声名鹊起。齐王闻知后，拜他为相。三年后，范蠡再一次发挥了他的应急智慧，向齐王归还了相印，一夜之间将全部财富散尽，而到了相对安全的鲁国，成了全国首富“陶朱公”。
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民间广为传诵。两千多年前，一对恋人时常荡桨于太湖，更给太湖增添了美丽的传说。
两千多年后，太湖之滨出现了一个与范蠡经历类似，具有同等智慧，同等财富和地位的人物，他就是荣毅仁。
与范蠡不同的是，荣毅仁与他的父辈、子辈一起，创造了荣氏家族在现代中国的百年辉煌。比起范蠡的一代荣光，荣氏家族在多个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拥有惠山龙穴的荣家，富与贵两方面的表现都更为出色。
荣毅仁父亲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清朝末年已是商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兄弟俩合办面粉厂，不断扩张荣家企业，厂房从华东铺向全国。荣毅仁更是让荣氏家族走向巅峰。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办“中信”，到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1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任国家副主席。
山美水灵孕育了荣毅仁这位传奇人物。依依不舍故乡的山水，他的骨灰也安葬在太湖之畔，与他的祖先一起长眠在这块土地上。
水主财。得水在荣氏故居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水中至关重要的梁溪河，离荣氏故居仅百米之遥。东西流向的梁溪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对荣氏故居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梁溪河，位于无锡市区西南境，是锡澄运河、京杭运河与伴溪河汇流后在惠山东面的分支，北自西水墩（太保墩）衔接环城河，与京杭运河相通，南至蠡桥，经小渲、大渲流入太湖，全长7.5公里，是沟通太湖和京杭运河的重要水系。
梁溪河迂回曲折，水来东南，为巽水朝，曰御街水。杨公云：“巽水一勺能救贫”，说明东南方向的来水对发富具有特别的意义。经10多里奔流，浩荡东来的梁溪河，至荣氏故居前，变得静谧无声，呈腰带水潺潺流逝。
为避三水合成的梁溪水煞锋芒，荣氏故居靠近白虎砂横山而建，定位准确，不仅秉承惠山龙脉“S”形结作的神韵，还切合穴法中关于水口砂以及左水倒右，饶龙减虎的有关要求，一举三得。梁溪河在锡惠山脉诸峰、特别是荣氏故居左右砂首的作用下，蜿蜒弯曲，状极可喜。先是自东南向西北入口，又在故居白虎砂横山的阻击下，向西南而去，初看似有反跳之嫌，实际上，这是入口吉水的典型特征。
入口者，乃水上堂，而有逆砂拦收也。盖水势纵美，不到堂或到堂而无拦收，皆未尽善，故必以入口为贵。若遇此水，主发福最快。下手砂既长出收水，水势至此必小反而去，又不可作反背反挑论。
梁溪既已入口，水去更为缠绵。
天门欲其开阔，地户欲其闭密。风水形家十分看重去水中下手砂的作用。诀云：“有地无地，先看下臂。”
水口砂，其吉类，有华表、捍门、北辰、罗星。石者为上，土者次之。水口砂最好有禽星，禽星者，水口中之石也，亦谓之落河火星。杨公云：“问君如何谓之禽，龟鱼生在水中心”。或如笋如笏、如游鱼、龟蛇、飞鸟、金箱玉印、莲花、笔架，森森迭迭，磊磊落落，或高或下或长或尖或圆或方或聚或散，如此禽曜，极为秀贵，若见高昂二丈三丈，主为官入朝，极品之禄。至于罗星，更有讲究。大抵见有罗星，又合法度，其内必有大富贵地。罗星是龙穴的反证，决不虚生。诀云：“一个罗星抵万山。”
荣氏故居下手砂，恰如上述情况一样。白虎砂横山余脉有力兜收后，再经青龙山余脉之管社山、大小箕山与鹿顶山、鼋头渚南北相夹，中有牛形之中犊山，梁溪河三折一回，缓缓流注太湖，典型的天门开、地户闭，滴水不漏的得水形局。
不但如此，同为锡惠山区的舜柯山、鸡笼山、白药山等西南山脉，若断若连，绵延起伏，长达11.3公里，更是反复回勾。南北走向、连绵70余个山头的辉嶂山区，鹿顶山至笔架山之间长10里连绵起伏的山丘，成为其难得的朝山，笔架正朝，为荣氏故居豪富的铜锈之味加入了几分文气，又成为其有力前伸勾环的下手砂。水口砂10里、20里下关的距离，国中罕见。富甲天下由此出。前朝有此贵应之砂，后峙真龙大脉，焉能不富贵乎？
下手砂的连连兜收与交固紧密，使携笏带印、已属不凡的青龙砂显得相形见拙，大自然把更多的表现机会馈赠给了白虎砂所主之人。
《青乌先生葬经》曰：“水过西东，财宝无穷”，“重重交锁，极品官资。”水过西东的荣氏故居，不但应验了财宝无穷，水口的重重交锁，还显现出了极品官资，荣家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贵至国家副主席。
荣氏故居前流动的河水吉祥无比，相对静止的湖水又如何呢？
梁溪河东南来朝后，再西入太湖，使太湖之水亦成荣氏故居仓库之水。锡澄运河、京杭运河、梁溪河等生生不息的河流，成为太湖水源源不竭的源泉，太湖则是众水融聚、集八方财气、收尽天下之财的储藏室、金箱玉柜。
不过，太湖的位置却又有点偏，侧列荣氏故居右边。梁溪河往南，首先是蠡湖。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蠡湖，呈斗勺形，成为荣氏故居的第一处天然仓库。天下大地，多为山峰朝应，在这里有的只是水脉融聚，先小后大，百里横朝。
这也成为荣氏故居风水上的妙胜之处。荣氏先人深得风水之奥妙。先得小湖之源，再图大湖之水。并没有如常人被太湖的广袤气势所迷惑，在太湖边上建宅居住。而是紧靠惠山，稍离太湖，隔去一重后，在与太湖欲离不离之处择地定居。如此一来，惠山龙脉之厚重、梁溪河、蠡湖、太湖之吉水，荣氏故居兼而得之。
梁溪河玉带缠腰的荣氏故居，占尽河、湖之利，财气如虹，建造后一发不可收拾，扩之而成连片建筑群。现存的以五门主宅为中心的荣巷，仍可见昔日规模，诚所谓“阳宅一片”。
荣巷风水缺陷致荣氏命运反复
世间万物，有利有弊，大自然中没有完美无缺的风水，荣氏故居也是这样。
最明显的缺点在于前朝。十里下关使这里成为最佳的风水因素之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条山脉上。兜收集于一面固然可喜，但其力却比不上两面交牙。辉嶂山脉也并不仅仅是十里长短，而是还有更长的一段在故居跟前视而不见。从石塘山至雪浪山、辉嶂山，其南偏西的去向表明了山脉后段的无情它顾，预示其亦有无力回天的突然变故。一定条件下，朝山将背主而去，大自然给所主之人的馈赠将收回，因十里下关、水口交固而形成的包袱，还得甩给受惠之人去消化和承担，其烂摊子必须由自己去面对和收拾。
荣氏故居建后越数百年，期间曾经历重大变故，其风水价值难道就没有人怀疑过吗？有。
无锡荣氏，曾有人做过大官，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做师爷，勉强养家糊口。“天有不测风云”，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时候，荣家和江南的许多家庭一样，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劫难。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才3岁的小弟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一个荣熙泰。
荣家遭遇这样的变故，可说是丁财败绝！有人认为，一定是荣氏风水出了极大的问题，而后荣宗敬、荣德生的发迹，则完全是父亲荣熙泰坟的力量。
荣熙泰于1906年扦葬于横山北赐福堂坟西。在此前后，荣家所有去世长者相继扦葬此地一带，成为家族墓园。为保护坟墓，荣氏昆仲更将此地的数个山头买下，建梅园。
以上研究，注意到了荣家发展史上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一篇独树一帜的分析。不过，在求证当中的原因时，却没有结合时代背景等综合因素，过于轻率地否定其祖上风水，在形成结论时犯了另外一个错误。事实上，荣家出现的这一重大变故，不是偶然的，其与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逃脱不了国家动乱、生灵涂炭的命运。并不是祖上风水特别是故居的风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除了国运上的问题外，究竟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呢？即使从故居的风水上看，也还是可以找到缺陷的。首先是惠山短促，长江于后切割，再加运河纵横开凿。这两条河流，与前水的富贵隽永完全不同，既缠玄武，又极大地耗损龙气。故居前砂的暗反，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祸福倚伏的两面因素得以强化，更为这种可能加盖了铁定的印记。龙身隐藏的吉凶转换与大富大贵的美好前程，这两个完全矛盾的风水基因在荣氏故居里存在并交替出现。奠定荣氏数百年基业的，惟此大宅。但乐极生悲，而又否极泰来。这种天道轮回，人事反复，在荣氏一族中，又非一言可以道尽。
至于说荣宗敬、荣德生的发迹，完全是靠父亲荣熙泰坟的力量所致，此结论实在谬矣。首先，作为荣氏故居兜收梁溪河水的白虎砂横山，根本无龙穴之象，无论时师吹嘘得如何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其作为砂首的事实。其次，荣熙泰下葬时，荣宗敬、荣德生分别为34、32岁，其时，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兄弟两人早已奠定的先天风水根基。
倒是横山西北的荣德生墓，脚踏横山，以横山为朝应，还有一点龙穴的意味。墓地位于梅园茶果场西、孔山南麓，于1953年建，“文革”初期被毁，荣氏族人重新收敛后回葬。墓地背靠孔山，壬山来龙，坐亥向巳。该墓青龙蜿蜒，白虎抬头，虎高龙低。有霸气，儒然有威。穴山无靠，明堂前倾，然有如象形横山在前，不妨。可惜横山居右，象头似有奔走之意。穴偏青龙，中为唇毡明显吐出而不用，下有水流渐大为塘。作为舜柯山西南的一处佳地，其小结作的风水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但穴不正，得而复失。时师所误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虎高昂生威避其煞；二是左蝉翼水被误作元辰水直去而不敢扦。
作为荣家三代富贵的第一人，荣德生生前死后为荣氏一族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巨大的。在上海，他曾被绑架32天才获救；在无锡，他的尸首被红卫兵用铁钩从棺材里拖出，“大资本家”死后补上了被批斗火烧的这一课。
南京，中国风水之痛！
观看电影《南京！南京！》，夜不能寐。感于南京的悲壮与风水的不凡，遂成此文。
一部战争大片，勾起多少人回忆。南京，再一次跨越国界，重捶在所有关心这座城市的人的心房，成为铭刻在人们心中永远的创痛。
创痛之余，人们在沉思，在探求。1937年，南京遽遭屠城惨祸，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和灭绝人性。然而，从更广阔的时空看，南京经历的这次大屠杀，又仅仅是这座都城苦难命运中的一个历史片段。
千年古都多灾多难
公元211年，孙权迁都南京，建立东吴政权，历69年，为晋所灭。
公元318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王朝。102年后，为刘宋所灭。
公元549年，侯景之乱发生，兵围台城，梁武帝萧衍活活饿死于皇宫，南京城内军民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劫难。
公元589年，隋平江南，陈亡。史载，南京“城闉宫阙，平荡耕垦”。
公元937年，李昇建立南唐，定都南京。975年，被宋攻灭。
公元1275年，元军占领南京（史称建康府），四年后南宋灭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久祸起萧墙，明朝国都从南京迁往北京。
公元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南明政权灭亡。
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大军占领南京，建都天京，后为清军所破。城建城破，南京二历屠戮。
南京如此多灾多难，与风水有关吗？
龙蟠虎踞形局不凡
论及南京风水，不能不提到钟山。历史上，钟山总是与南京连在一起。钟山因南京而响亮，南京为钟山而骄傲。
钟山又名蒋山，古称“龙山”，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3公里，呈东西走向横卧于南京城东北，是西行的宁镇山脉的最高峰。站在钟山之巅俯瞰南京城，风水景象确实令人振奋。钟山西北，幕府山于乾卦绵延横亘，屏障长江；钟山之东，铜家山、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于震、巽两卦层层护卫，呈东北—西南走向向前包抄；钟山西面，五台山、清凉山等山峦起伏，低俯守护，为白虎砂；钟山西南，雨花台、岩山、罐子山、牛首山、韩府山、将军山、翠屏山等山丘连绵，于坤卦镇守拱卫；钟山之南有横山，状如天印的方山在远方正朝，江宁平原作为明堂平坦无垠。
南京北临长江，城北有玄武湖、莫愁湖，四周群山环绕首尾相连。城西的石头城像一只蹲着的老虎，东北的钟山则像盘曲的卧龙。巍峨的钟山，嶙峋的石头山，与青龙山、方山等，构成风水学上的“四象”，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若南京牛首之龙，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漂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左分一支，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支，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冈，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而长江则是中国最大的浩荡水脉，南京的地理位置刚好处在下游长江和中国三大干龙之一南方干龙尽头的交汇之处，所谓“襟带长江而为天下都会”。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秦淮河穿城而过也是南京“得水”的一大佐证。
早在东汉末年，南京就被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视为“龙蟠虎踞”之地。朱熹认为，南京山水形局严密，土地辽广，是东南地区帝都的首选之地。元人胡炳文在《游钟山记》说：“江以南形胜无如升，钟山又升最胜处”。（南京古称升州）明代著名文人杨荣写《皇都大一统赋》称赞南京风水曰：“既渡江左，乃都金陵。金陵之都，王气所钟。石城虎踞之险，钟山龙蟠之雄。伟长江之天堑，势百折而与流。炯后湖之环绕，湛宝镜之涵空。状江南之佳丽，汇万国之朝宗。此其大略也”。
南京周边地理态势图
这确实是一处难得的好风水。水绕山环的南京，若没有其它不利因素影响，风水格局实在十分理想。但是，历史却跟名人先哲的由衷赞美开起了玩笑，形局不凡的南京自古以来就难逃灾祸，这是为什么呢？
风水根基先天不足
“四象”俱备的南京，被朱熹说成是“形局严密”，其实朱熹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长江万里奔流至安徽芜湖后，往东北而上围绕着南京绕了一个半圆弧后再东流入海。受这条中国第一长河的阻隔影响，长江南部绵延约七、八十公里，龙气旺盛的宁镇山脉的走势显得与众不同，自东而西逆向而行，龙脉行止呈现出受长江环绕主导，傍水而结的特点。
按中国风水术，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脉逆水而行，非力量深厚者不为。南京东面的宁镇山脉走势，一方面印证出钟山之尽结确有王气。但是，祖山亏欠，龙脉跌宕起伏，灵秀有余而雄浑不足，又从根本上揭示了其后继乏力的先天不足。
既王气钟毓，又根基不牢，南京的来龙与结作，鲜明地表现出其作为王城时不相匹配的、矛盾的风水特征。
一生致力于三分天下的诸葛亮，其见识是何等的卓越不凡，在论及南京时，一句“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可谓精妙绝伦。但必须指出，这里的“宅”，指的是风水术上的阴阳两宅，与帝王之都不可等同。也就是说，南京有的是阴阳两宅贵不可言的风水宝地，但若作为帝王之都，则又另当别论。
帝王之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风水宝地有何不同？区别主要在于明堂的要求上。
《管子·乘马篇》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伍子胥在堪定苏州城时首次提出了都城选址的基本原则，被后世视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相土尝水，法天象地。
一般的风水宝地，明堂要的是富贵穴证愈多愈好，宜相互作用，紧凑有力；都城明堂则宜宽大平正，四面拱卫。上佳之龙结作的帝王之都，北辰捍门、旗鼓排衙、龙蟠虎踞不在明堂当中，视线之内，而往往隐在城垣周边屏蔽之山数里以后。放眼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中国古都，优劣自明。
南京位于中国东部中心方位，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地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优势。举目华夏大地，这种优势是香港、广州、哈尔滨等众多城市无法比拟的。政治家出于战略的考虑选择它，军事家把它列入兵家必争之地。但是，风水家不会把它作为帝都的首选，精明的政治家选它也总是权宜之计。
朱元璋建都南京，虽有精通堪舆的刘基勘址纠弊，但难改都城的缺陷。都城偏在全国的东南，皇宫偏在都城的东北，而且皇宫地址原为湖塘，填平后仍前高后低，这与《管子·度地篇》“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的说法严重冲突，这怎能让朱元璋不疑神疑鬼？
如果说朱元璋仅仅是怀疑南京的风水有问题，那么，他的儿子朱棣就不仅仅停留在怀疑上了。不知是朱棣懂得风水的利害，还是朱棣的“国师”们关于需要有新风水延续国运的鼓噪起了作用，后面有了迁都北京、建造十三陵等一系列国人始料未及、惊诧不已，风水师却击腕叫好的及时而明智之举。
钟山作为南京的父母山，其西面象、狮、虎山低伏，地势呈东高西低的倾斜之状。王城选址必须考虑祖山、明堂等多种因素，遵循十道天心对齐等规则，钟山、石头城、幕府山、秦淮河等分布特点，决定了名臣刘基选择的大明皇宫只能在钟山的西南方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靠山有偏、后乐低矮的问题。虽有幕府山横亘护城，杜绝了河风北扫之虞，但东北走向的幕府山只是借乐，不为特恃。富贵山、小九华山作为一穴之玄武尚可，一国都城倚为后枕则过于单薄低矮。秦淮河南，南京的朝应也未如理想。600多年前，连朱元璋也看出牛首山和花山是背主的，因此派人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在牛鼻处凿洞用铁索穿过，使牛首山势转向内，同时在花山上大肆伐木使山秃黄。应山顾它而去，恐怕也只有洪秀全这样的南京主人睡得安稳。
分析南京的风水时，笔者的心情是矛盾的。事实上，南京的风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之处。表面上，南京山水兼备，贵器应有尽有，诸山摆列有序，明堂宽大周密，加上地连三楚，势控三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特别是钟阜有龙蟠之象，石城有虎踞之形，给柔媚的南京增添了几分雄阔之气，应为至尊至贵之地。但是，风水学中这种样样齐备，中规中矩，看似一应俱全，没有什么缺点的风水，往往是风水理论精髓在实际运用中极力避免的不良风水。从这个意义上说，贪大图全，是风水实践的大忌。南京在得长江天然之水的同时，连绵西行的宁镇山脉、南京城的主要龙脉厚重不足，缺少狰狞可怖、高大参天的日月、华表、捍门以及天关地轴、旗鼓排衙等帝王之都百里行度的重要元素。城内龙蟠虎踞，是为得山，但却散漫卧伏，具其形而欠其力，更无余气可寻。来龙既缺少贵气重重的龙楼凤阁，王城又无高大而坚强的随侍护卫。这样一座城市，即使龙虎狮象齐备，千百祥瑞纷呈，作为号令天下的国之中枢则底气不足，面对强悍的北方铁骑只能屈膝臣服。
南京风水除了先天不足外，人为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500年前，徐善继、徐善述兄弟对南京的风水作了深入的分析后，在《地理人子须知》一书中对南京风水之弊作了四个字的高度概括：垣气多泄。徐氏对南京城的风水缺点洞若观火，可谓一针见血！
战国时期，楚威王认为南京有帝王之气，就在紫金山上埋金，以压住帝王之气。后来，秦始皇也认为南京有帝王之气，于是挖秦淮河，令淮水与长江沟通，从此转向南流；凿方山，使这座地处南京东南，犹如官印的吉祥之山的地脉从此绷断。民间还传说，今南京城北的狮子山和马鞍山，本来是相连接的一座山，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秦始皇下令凿开。
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讥笑前人的这些做法。姑不论埋金镇王气的效果如何，穿城而过的秦淮河，确实泄漏了南京的王气，破坏了南京的风水。“水破天心”，是这座名城的永远之痛。都城前面两条人工开凿横穿而过向西注入长江的运河，由牵鼻南流而去的一截河段连接而南流，南京藏风聚气积聚的能量遭到无情的削弱。
被楚威王、秦始皇泄了王气的南京城，素来被誉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十里秦淮有说不尽的盛世繁华和春媚，充分体现了南京温婉娇柔和雅致的一面。每个进入南京城的统治者一开始都气势如虹，然而不久便开始衰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为这座江南帝王之都的一大憾事。农民出身的洪秀全便醉死在了这温柔之乡。从某种程度上说，脂粉气十足的秦淮河迷离了统治者的眼睛，温软了虎狼之师的斗志，给南京带来了无数次的劫难。
楚威王、秦始皇，是破坏南京风水的始作俑者。不过，请原谅我们的祖先，如若能预见到2000多年后发生在南京的日寇屠城的这一幕，楚威王、秦始皇断然不会为了王位的永固而做下对不起南京子民的事情。
南京不是理想的帝都，这是风水结论并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事实。对于生长于斯的南京人来说，这个结论也许太残酷了，但感情不能代替理性的判断。我们不能因为热爱南京，就睁着眼睛说瞎话，在风水上极尽美化，把缺点也说成是优势。
辉煌与落寞，煊赫与毁灭，风水的辩证法在南京体现得尤为充分。南京作为王城风水的先后天不足，决定了南京历史上的反复。而伴随着这座城市上王者的每一次辉煌，是民众不可避免的阵痛。王者的快意与人民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如影随形，难以分割。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南京这种祸福的两重性及周期性反复？
山水相依生生不息
从深层次分析，南京风水祸福倚伏及周期性反复，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因素：钟山和长江。而这两个风水因素，又有力地推动着南京在创痛中不断前行。
略欠端圆方正的钟山，是风水贵砂中的华盖峰，中高旁低，山体呈半圆弧形，三峰并峙，东西排列。主峰居中，名北高峰，海拔448.9米；东峰称小茅山，海拔365.8米；西峰称天堡山，海拔244.5米。由于华盖峰的形状宛如封建时代的官帽，古往今来，风水师均对其赞不绝口。普遍认为，华盖主贵，偏文。有华盖峰出现，贵显有望，并且发越长久。钟山下的南京，风水预示着这里人才辈出，富贵隽永。
有人认为，南京风水的最大缺憾是长江在北，钟山在南，地势东高西低，是块阴地，这导致了南京“王气不足”，其实不然。相反，这正是南京风水的一大优势，是南京独有的城市特质。
长江从芜湖以下流经东梁山和西梁山峡谷，绕南京半周后折东入海，像是打了一个巨大的情结那样依依不舍。李白在《望天门山》中称：“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还”，指的就是这段水势。
山与水的作用，铸就了南京顽强与再生的风水基因。面对一次次的挫折打击，南京坚强地度过，昭示出这座城市坚韧不屈、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从来不缺少希望！
易学泰斗心目中的中国风水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雅文化，也有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风水学，上合公侯之意，下应布衣之需，雅俗共赏，经过几千年充实、提高，历久弥新。它由古代神秘文化演变而来，目的在于趋利避害、趋吉避凶。时至今日，仍在各种建筑领域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风水文化，无论其理论基础、思维模式，还是价值取向、终极目标，都深受《周易》思想影响，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人统一学说奠定了风水学的理论基础。风水学以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的身心影响为核心，成为生态环境地理学科。风水名家指出，风水学以“气”为主。人之于气，如鱼之于水，不可须臾离。风水学古称堪舆。堪是天道，舆是地道，实质在探察天象的变化和地气的变化。风水术就是天人统一术，离开天人统一学说，风水学就失去灵魂。
燮理阴阳主导风水学的价值取向。《周易》哲学的核心是阴阳学说。风水学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骨架。常言“地理之道，山水而已”。风水者，阴阳之道也。“相其阴阳”，旨在燮理阴阳。观山察水，目的在判明二者是否阴阳调和。或重形势，或重理气，总在谋求营造一个山水融结、阴阳合和的最佳穴位。观山察水，还须结合天象变化。天象变化，制约地理生态，直接影响人的身心。风水学从整体形势、长远趋势着眼，进行整体综合评判，而以燮理阴阳、藏风聚气为其价值取向。
风水学的终极目标是“顺天休命”。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希望有良好居室以保障身心康泰，风水学力图满足人们的这一欲求，上律天时，下察地理，以自然生成的青山绿水为依托，天时地理良性结合，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妥善选择，精心调整，以创造天人统一的最佳效应。“顺天休命”，即顺应天地自然形势，以完美人生性命。既考虑天时变化的恒定趋势，又考虑山川道路的不断变化。总的意向是使居室背山、面水，向阳，营造一种阴阳调合，“藏风聚气”，使人身心康泰的最佳生态地理环境。
百年堪舆系列丛书《王者山河》、《将帅家国》、《龙主沉浮》是别开生面的风水学著作。作者通过广泛田野考察获得翔实资料，并对之作出深入浅出的理论分析。资料生动，理论分析透彻，读之引人入胜。
桐源居士，少时得家传风水术，通晓不同流派的风水学说，理论自成体系；遍游名山大川，作实际田野考察，理论与实际结合，从而具有极其敏锐的通变能力，寻龙点穴方面有过人天赋。通过对古今堪舆实例进行深入研究，撰成百年堪舆系列丛书。其书特点有二：一是由事入理，针对风水现象阐述风水理论。用可读性较强的事例和语言，扣紧风水主题进行总体判断、具体分析，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风水学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全面详尽，案例多。对不同案例的龙穴砂水作全面论述，借鉴前人成果，将自己的心得、经验和盘托出，分析大量实例，利于学习参考。全书写作章法，以田野考察资料为主，辅之以结合实际的理论分析；对显示山川形势的图像，作画龙点睛的评判，图文并茂，文字畅通，浓厚的历史感同强烈的现实感交相辉映，读之令人兴味盎然。年轻后学，出手不凡。不确之处，在所难免。愿为制序，以示推荐。望再接再厉，不断推出新著，以飨读者。
唐明邦
2008年5月8日于云鹤书房
唐明邦，1925年1月生，重庆忠县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易学学会首任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首席顾问，“中国和世界最著名易学家”。
风水
---中国人心中不解的情结
一
风水出人才，地灵铸人杰。风水的重要性，古代尽人皆知。古人认为，风水与人祸福相依，医生治死一人，而风水师却灭一族。俗语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其实，就因果关系看，三者的顺序应该掉转过来：一风水二命三运。从“铜山西崩，灵钟东应”始，人们已经认识到如同什么种子结什么果的道理一样，有什么样的风水就会出什么样的人才，今人的显著行为和突出成就，往往可以从生存的空间和祖上的阴宅中找到风水的根据。风水不仅对人的成长有暗示引导作用，还影响着人的身体、心情、性格等多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风水是没有根据的，纯属子虚乌有，这未免主观武断。如果世间确实无风水可言，我们的祖先何至于愚蠢到那种地步，几千年来围绕着风水孜孜以求，锲而不舍？无数的事实证明，人的贵贱寿夭、成就大小、起落成败，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还受到先天风水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祖宗风水留下的印记。正视风水的作用，在实践中趋吉避凶，不仅不会阻碍个人的进步，反而可以更加有力地推动事物的发展。
风水出人才绝非风水决定论，风水不是一剂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肯定风水对于人才的作用的同时，应当看到风水的局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风水万能的理据与可能，任何夸大风水作用的行为，既对个人的成长不利，也不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更不利风水理论自身的传承与完善。人的前进方向与最终成就不同程度上受到风水的暗示、诱导和制约，但人的具体行为必须靠自己去判断和把握，风水不可能给人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直接的帮助；国家建设在计划、实施阶段可以参考风水的因素，贯彻时空平衡、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但不可以由风水来最终决定其发展方向。先天风水的预示只有与个人后天的努力结合，顺应时势，把握机遇，个人的价值才能充分实现，风水的作用才能凸显。从这个角度上说，夸大和否定风水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风水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正确定位。
二
风水是什么？书载，“堪舆”初为神名。东汉许慎注《淮南子》作了引申：“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因而代称天地。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进一步发挥：“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表达了天、地、人相协调的堪舆理念。
在中国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堪舆作为相宅、相墓之法，实际上又是“地理”、“风水”的代名词。《易系辞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堪舆兼有宇宙星辰、日月天地、山川形势的交汇变化之意。东晋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的含义作了阐释：“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是自然界中的现象，空气的流动形成风，“水”是指大自然中的山谷溪涧、河流、湖泊、海洋。“风水”要求生活环境藏风聚气，利于人们居住。这种结论，实际上也解释了堪舆的应用意义。
风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洪荒时代。先民们面对洪水的泛滥，开始运用智慧择地而居。殷商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发展，易经的占卜功能运用于人文地理，“卜”而后“居”的经验，与八卦、九星、阴阳五行等术数结合，成为风水学原始的雏形。
此后，风水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先秦孕育时期、秦汉萌芽时期、魏晋发扬时期、唐宋成熟盛行时期、元代低落时期、明清流传繁荣时期。
魏晋之前，相地、相宅、相墓主要在士大夫、达官贵族等上层阶级流行传开，广大百姓无缘问及，风水作为皇家术只为官僚阶层服务。随着郭璞《葬书》以及陶侃《捉脉赋》的问世，风水阴阳术开始大行其道，蔚然成风；风水已不再是上层官宦阶层的专利，穷苦百姓也笃信风水。住宅基地或坟墓周围山川龙脉、河流形势、风向、阳光等环境因素，能对住者或葬者家人吉凶祸福产生影响，能够庇护后代，带来福荫，使人荣华富贵，出人头地，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识和求索的目标。“葬乘生气”这一堪舆术精髓，也成为几千年来各派风水学保持不变的运用原理和宗旨。
值得重视的是，因为唐末黄巢起义，“掌灵台地理事”的光禄大夫杨筠松流落民间。扎根于广袤大地上的丰富的堪舆实践，使杨筠松成为一代宗师。他主张因地制宜、因形择穴、观察龙脉、分析地势、方位，从而择定阴宅、阳宅的最佳位置。由此发展成为风水地理的“形法理论”，世称“形势派”、“峦头派”或“江西派”，亦称赣派。他的活动，也使风水术最广泛地应用于民间。
三
不可否认，风水确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玄机奥妙，具有某种跨时代、超想象的力量，产生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至今仍难以解释的风水现象。对于风水，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青囊奥语》中坦露的一句心得：“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倒倒颠，二十四山有火坑。金龙一经一纬义不同，动不动，只待高人施妙用”，竟引来近现代许多自以为懂风水的专家、学者的嘲笑和辛辣批评。殊不知，嘲笑者日后又将如何地被人嘲笑。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今人无法认识和理解的事情，并非就毫无道理，这与100年前，人们无法预知现代人会普遍使用手机的道理一样。在古代，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子孙今天可以看电视、玩电脑、买股票。同样，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见过熊猫，就说世界上没有熊猫；因为不懂风水就去彻底否定风水。
诚然，真正的风水术绝不是单靠书本就能学到的。风水有术，秘而难传。风水术是一门实用性极强，适用于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普及方术，各人的理解能力和应用水平有所不同，实践中产生的结果也不同，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给人高深莫测的印象并非全是风水师的缘故。对此，风水哲学家刘若谷在著名的《千金赋》中开篇就说道：“夫地之妙，乃天地之所留以有待，亦先师之所秘而难传。”不懂风水的人，以为这是风水师故弄玄虚，实际上，这是一种连风水师自己也难以全面认识更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这是风水学说发展的不二法门。要掌握风水术的诀窍，必然要力戒浮躁与虚荣，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积累、探索实践的过程。当今中国，“学院派”风水研究者苦于无实际应用能力，于民间遍寻风水师学艺而不得，哀叹风水术的零散脱节和失传；民间风水师或传得一二秘技，或总结创造出一些有用的经验，但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局限于私下传播，不登大雅之堂。这就是当今中国风水研究领域令人尴尬的、裹足不前的、无法突破的现状。
祖宗的东西要批判性地继承，要扬弃而非抛弃，全盘否定与完全肯定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值得庆幸的是，一百多年来，风水作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祸首”，遭到国家机器和思想理论界的全面批判、“围剿”，甚至于“挖祖坟”之风盛行，风水遗迹与华夏文明一起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摧残，在公共领域，风水几近灭绝，但在民间，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风水学千百年的精髓和机秘，依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在藏龙卧虎、地大物博的中国得到了传承。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彻底否定风水，大张旗鼓地与风水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历史，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其实，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并不重要，也许两者都不是。风水是一种我们至今仍无法全面认识的客观存在。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风水这一“封建糟粕”已成过街老鼠，古代的风水术，早已失传，所谓的风水师实际上都是谋财的骗子，研究风水是“沉渣泛起”，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风水如同种子一样在中国民间广阔而肥沃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既是历史，也是现状，要彻底铲除谈何容易？集中体现前人智慧的理论典籍犹在，风水名师的后代繁衍，徒子徒孙不绝，怎会失传？！富于代表性的风水作品大至帝都、城垣，小至平民百姓的阴阳二宅，比比皆是，举目可见，毁之不尽，如何灭绝？！！
在西方，根据太空12个星座运行规律想象出来的星占学，风靡一时。对于星占学这种绝非科学的东西，西方科学家并没有一概嗤之以鼻。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星占学是启迪自我的学问。由于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之深深表示感激。地球物理学讨论了恒星和行星对地球的作用力。反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星占学着重表述了恒星和行星自身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对于人类生活，星占学是生命的一种有益配剂。”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姑不论亚洲其它国家、西方各国对中国风水的态度如何，对我们的祖宗几千年来视为至宝，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的风水文化予以全盘否定，把精华与糟粕一并扫除，在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企求高度统一，实行文化革命、一元化领导，这有悖于繁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利于文化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有志于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继承和发扬祖先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传统的堪舆理论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应用于人类认识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动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四
风水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物，现代工具书关于风水的解释中即可略见一斑。《辞海》：“‘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辞源》：“‘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现代汉语词典》：“‘风水’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
几千年来，风水一直被国人视为国粹瑰宝加以继承和发展。对风水的不同看法，产生在近代百年。之所以对风水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与中国风水术的外部环境有关。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中国，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评价风水，破除迷信，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否则，科学不能传入中国，铁路、水利建设不能开展，开荒造田、造福桑梓的举措只能落空。当风水变成迷信时，迷信应当予以破除。将风水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被动地依靠风水去改变命运，阻挠城乡建设，妨碍科学的发展，这样的风水观就是一种迷信，必须破除。
饮水思源。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韶山，在父母坟前祭奠双亲时感慨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这位具有强烈反叛性格，号召全国人民破除迷信，大兴“破四旧、立四新”之风，最终变奏出“文革”和挖祖坟盛行的伟人，对自己赖以发迹的故乡山水充满了依恋，对荫护自己的祖先充满了感激。有趣的是，书中的主人公虽然不乏破除迷信的倡导者，但无一是先从根绝自己祖上风水做起的，反而对风水的迷恋历久弥深。风水是他们心中的秘密，是每个中国人永远割舍不了的情结。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对传统的风水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研究和继承风水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非认为风水可以大张旗鼓，把对前人的纪念不正当地表现出来，甚至违背堪舆传统，占山霸田，大肆营造坟茔。尊重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研究和重视风水，不是风水至上。相反，风水应当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所谓城乡发展、路网建设会破坏风水的说法从根本上看是迂腐的。祖国大好河山，处处人杰地灵，风水宝地比比皆是。况且，时空变了，环境变了，风水也会跟着起变化。风水一时一地被“破坏”了，很快又会达成新的平衡，这种新的格局演变产生的新风水，又构成新的和谐。“风水轮流转”，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的科学道理。
社会在进步，人们对风水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人定胜天”到今天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追求正义、中庸、和谐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占主导地位，超越客观规律、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得到不断的修正。科学的迅猛发展，与历史文化的久远深刻，可能是相互促进的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的责任，就是共同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百年堪舆系列丛书《王者山河》、《将帅家国》、《龙主沉浮》通过回顾一百年来活跃于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舞台上杰出人物的主要经历，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成长环境、风水渊源与得失，旨在探讨并说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界的这些代表性人物，既有风云际会的机遇，又有个人秉赋和不懈努力的奋斗，还有祖上风水的庇佑以及自然环境、山川形胜的综合影响。先天因素与后天努力、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个人机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造就了这一批人中之杰、天之骄子、乱世枭雄。除了个别极具争议的人物外，他们的人生或灿若晨星，或富于特色，文明史因之而丰富多彩，社稷江山为之而增色添辉。风水铸人杰，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他们身上紧密结合，体现得尤为完美。丛书并不宣扬被动的、安于天命的自然山水崇拜，也不主张超越自然规律，违背客观条件的战天斗地，若能顺应历史潮流，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生存环境，个人的奋斗就会如虎添翼，成功就能事半功倍，指日可待。
五
在系列丛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我们的祖先在认识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如今，在风水理论的探索和实际的运用上，我们已经与前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蔑视传统，使我们丢掉了祖宗许多宝贵的遗产。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废弃祖先几千年来视之为至宝的成果，都是令人扼腕痛心的。在风水前途未卜的今天，尊重前人的劳动，珍视祖宗的智慧，可能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否则，我们无以谈继承，难以谋发展。
六
由事入理，针对堪舆事实阐发风水理论，是系列丛书区别于前人许多风水著作的地方。其实，风水理论是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与自然相处中探索出来的，是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本来就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绝不是神神秘秘、脱离普通老百姓的空中楼阁。前辈风水大师在进行理论著述时，往往言犹未尽，在堪舆实例中的风水与人的关系方面点到即止，不作深入分析，使读者感到隐晦难明，这并不说明他们不会分析，也不代表其水平的高下，只是着重点的不同。丛书阐述的一些观点，分析解决具体问题时采用的某些方法、步骤，并非笔者首创，而是古已有之。前人在风水的某些领域、个别地方或许论述得不够详尽，有些方法可能已不适应发展变化的实际，笔者只不过借鉴前人的理论精华和杰出智慧应用于风水实例中的分析罢了。考虑到当今中国不少人对风水已渐渐陌生的现状，为避免空泛枯燥的议论，系列丛书尽量注意了通俗性、可读性，紧扣风水主题进行总体判断、具体分析，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帮助人们深化对风水的认识和理解。
为了阅读方便，书中人物阴阳宅的风水态势图，全部根据实地考察由笔者手绘而成，与实拍照片、卫星摄像图以及各种示意图等相互补充，力求与实际相符，在准确的基础上求得生动形象。这有别于以往那些为了叙述需要而脱离现实的夸张手法，与前人著作中后人靠主观想象而草绘加工的配图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效果，某些方面也得益于现代科技的进步。
限于篇幅，很多杰出人物在系列丛书中没有涉及。对书中人物的史实和定位，采用公允之说，笔者主观上绝没有褒贬之意。为了说明风水问题，个别地方难免有个人的分析推断，若因此对其有过褒、贬损或不当不实之处，恳请所涉人物亲属和有关人士原谅并指出，以便本人改正。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风水理论体系面前，笔者还是一名学生，对一些风水问题的看法，可能会见仁见智，笔者的分析结论并不具有唯一性，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讨论的行列中来。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加上考察的局限性，某些地方虽然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研究论证，付出了应有的努力，但不可能做到事实和观点均准确无误。书中的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