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雕塑性嬉戏，参与帝国劫掠，收藏家历来被视为狂热分子，如果不算变态的话。如今全球艺术市场成了超级富豪的游乐场。
JamesDelbourgo·2016/06/1616:39
那是在1625年，托马斯·若（ThomasRoe）爵士遇到了点难题。
这位英格兰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趟了古董收藏界的浑水。他谴责为建新清真寺而毁坏古代文物的行为，称其为“肮脏的野蛮行径”。可是事实上，他对土耳其境内保存的传统历史古迹所知甚少。
尽管学识浅薄，他正为获得一套共十二件的浮雕费尽心机。这套浮雕就在公元四世纪拜占庭皇帝西奥多修斯大帝建成的凯旋拱门，人称“君士坦丁堡金色大门”。他承认，吸引他的是拥有这些古董的“荣耀”，而不是它们的美。他认为这些浮雕的美已然褪色。
这些浮雕恰好位于一处要塞深处，如何取得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他请求正规的官方许可，允许他拆下那些浮雕运走，然而两年过去了，毫无成果。
他贿赂了一名当地的伊玛目阿訇，授意他谴责那些浮雕与伊斯兰法相违背
这位爵士设了一个灵巧的局。如今，谴责ISIS以宗教教义为借口毁坏古董的行为是野蛮人行径，这是符合流行观念的。但在1625年，英国人若爵士却鼓动当地人站在宗教立场上拒绝自己的文物，将其斥为偶像崇拜的形式。他贿赂了一名当地的阿訇，授意他谴责那些浮雕与伊斯兰法相违背，从而更容易将它们运往英国。
若爵士的诡计将收藏者的奸诈嘴脸暴露无疑。行贿的确是古董贩子的常用手段。就拿著名的埃尔金勋爵（LordElgin）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为例。当时雅典还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埃尔金在可疑的情况下将大量雕塑拆除，后又卖给大英博物馆，这些大理石雕成为该馆最具争议的珍宝。埃尔金指使手下运用引诱手段进入军械库，从当地武器装备中打探搜寻文物。他的目标包罗万象，从望远镜到威基伍德瓷器，从枪支到水烟筒、水烟袋。
收藏家历来被视为狂热分子，如果他们不算变态的话
收藏家历来被视为狂热分子，如果他们不算变态的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尖锐评价，“他们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制造贫困和缺乏人性的形象”。他们似乎与物质更相似，与人却相去较远。他们的异常行为与其说需要加以分析，不如说需要医学诊断。
现在一切比以往更加明确了：2013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已将“收藏障碍”（或“极端收藏癖”）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同时，全球艺术市场正在成为来自纽约、伦敦、北京和阿布达比的超级富豪们的游乐场，尽管这些招摇的空中飞人往往被归为行为古怪，而不是精神失常一类。当今时代充斥着精神疾患、亿万巨富和猖狂掠夺，是时候该重新评价收藏家这类人群了。
作者汤普森讲了关于文物收藏家的一些轶闻。她从古代亚塔利人和罗马人对希腊艺术的热爱，写到十八世纪英国的旅行潮引发的复古热，最后到二十世纪，作为英国传统继承者的美国人，代表人物是保罗·盖蒂。
这其中，许多都是关于爱的故事。当男孩看见大理石会发生什么故事？神话里说，皮格马利翁爱上了他自己的雕塑作品。在古代，爱上雕塑的事确有发生。一个希腊人爱上了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雕塑的裸体阿佛洛狄忒，他在神庙中过夜，并在雕塑上留下了爱欲的痕迹。
同样地，罗马皇帝提庇留（Tiberius）为“擦光者”雕塑所打动，于是命人将其从公共浴场搬进自己的卧室。十八世纪英格兰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对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信以为真。他刻意将妻子艾玛装扮成他的一座雕塑那样（费雯丽的电影《汉密尔顿夫人》中艾玛后来爱上了纳尔逊勋爵，也是奇迹），然后欣快于能够从肉体上占有一件收藏品。他还垂涎于从庞贝城和海克拉侬城发掘出来的古董，包括“大理石维纳斯像的丰满胸部”。他训练了一只猴子，让它玩弄古董珍宝，爱抚与他一起游泳的年轻男仆们的睾丸，以供人娱乐。实在有失检点。
有人用精液在雕像上留痕，也有人用凿子损坏雕像。在十九世纪以前，收藏者们常会一时兴起对自己的藏品进行改造，很少因此感到不安。他们有时对塑像的私处稍加掩饰以迎合保守观念，有时谨慎地做做翻新，随心所欲。就像汤普森书中几段老练的描述，复原一件古董经常意味着重塑，雌雄同体的雕像变成了维纳斯，老渔翁的雕塑最后成了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由于赝品和伪品的大量存在，收藏者经常投入到这场游戏中，通过讲述古董的来历而发掘社会资源。
私人收藏者对古董的爱好不断鼓励着掠夺。但是“谁是文物的主人”这一政治问题却无人回答
有时候，藏品也会改变它的收藏者，至少后者希望如此。为了反抗王国强加于自己的安排，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逃到罗马，租住在里阿里奥广场。在住处，她狂热地囤积大理石像。她甚至还在一排女神谬斯塑像之间为自己安排了个宝座，好让自己成为悲剧女神墨尔波墨，以手执剑或棒的形象象征她从年轻时起就渴望的阳刚之气。
尽管如此，盖蒂也表示过悔意，如汤普森所指出的，他觉得自己私人的快乐也许对大众没什么意义。然而《占有》一书中关于私人收藏者的故事往往对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关联一带而过。除了盖蒂的例子外，众多文物鉴赏家，如埃尔金和汤利，后来都将收藏品遗赠给了大英博物馆等著名的公共机构。私人财产最终产生了公众效益。
在当前，艺术市场因收入不均衡的加剧而越来越扭曲，而我们的社会主流文化对于收藏和腐败之间关系的争论却很少，这令人震惊。罗马人曾经争论，而我们却没有。古罗马关于公共和私人收藏的争论，今天应当格外引起我们的共鸣。在古罗马帝国早期，凯旋游行展示的大多数缴获物都归公用或用于宗教。但公元三世纪以后，加图派与鉴赏派展开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私人收藏的增多，令罗马出现风俗败坏，奢侈和腐化，极易导致国家的衰败和堕落。这就是所谓物大于人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会吞噬收藏者和整个社会。
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正是由于美英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才会发生2003年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劫的悲剧（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粗鲁地表示，“坏事经常有”）。伊拉克战争还为ISIS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也间接导致了ISIS摧毁文物的惨剧。关于“谁是文物的主人”的问题，涉及许多政治历史因素，这些都必须在当今的讨论中加以考虑。
到底什么是“珍贵文物”，其价值由谁确定？
但是，正如WendyShaw在自己著作《拥有者与被拥有物（2003）》中描述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事例，和ElliotColla在《冲突中的古董（2007）》中描述的埃及的事例所展示那样，西方以保护“文明遗产”之名占有文物的行为在十九世纪就引发过激烈的反抗。奥斯曼和埃及都曾努力寻求确认自身与其古代文明的关联，并没有臣服于声称自己是历史先进文明代表的西方。
上面两部著作都提出了一些极富新意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质疑着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界定原则。到底什么可以归为“珍贵文物”，其价值由谁来决定？为什么希腊罗马的古代艺术品被欧洲及其美国继承者认定为古典文明的起源，并被颂为奠定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基础的所谓“古希腊风格”，而东方文明（及其古代艺术品）却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和落后的？要理解文物研究者的收藏，需要特别了解一些文物评估中所包涵的政治含义，以及有关文明的叙述。同时，还要研判这些既成观点如何影响着社会阶层和民族、种族身份的确定。
作者汤普森通过妙趣横生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熠熠闪光的平台，哪怕是最自我的收藏家，也被邀请去对政治层面的问题做出深入回应。除了个人野心以外，还有着其他的动力促使英国绅士们在英帝国崛起时将自己塑造成古罗马的继承人，盖蒂及其追随者也不仅仅是出于孤独的自恋情结才将自己看成凯撒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