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李磊能留一个是一个，方法是约酒，把对方喝吐，把自己喝吐，一醉方休。某夜，他在酒桌上醉醺醺地告诉计划离职的下属，“兄弟，未来能怎么样，你自己选”。小伙喝完酒跟李磊说，“没问题，我接着跟你干”，第二天醒来还是坚持离职了。
最后李磊连自己也没能留住。2023年5月，他向公司提出了离职。
房产中介离职潮最近一次被媒体大规模报道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深圳。据深圳市房产中介协会披露，仅那一年上半年，将近2400名星级从业人员离开房产中介行业，500间左右的中介门店关停，甚至不乏门店“卷款跑路”。
下行期漫长，深圳房产中介离职潮只是下探中的缩影。2023年8月，58同城和安居客发布的“全国地产经纪行业月报”中显示，“经纪公司、经纪门店、经纪人数量三大行业指标继续下跌”。
在那时的成都，24岁的中介阮林已经挣不够生活费了，他并不甘心，开始计划和前同事自驾到海南三亚发展；在上海，一度管理过30多家门店的陶晓婷生病了19次以后，终于在2024年2月选择了裸辞；而北京的李磊，已正式转型为房地产自媒体人，他把个人签名改成“卖过1000套房子的硬核男人”，努力探寻事业第二春。
2024年，尽管楼市松绑政策频频，房产中介离职潮仍在继续。就安居客4月7日发布的全国房地产经纪行业报告显示，2024年一季度，一到四线城市房产经纪门店规模环比都在降低，其中一线城市房产经纪人减少情况最为明显，门店规模环比减少了6.4%。
这个与中国楼市绑定最深的群体之一，正在2024年寒冬般的“小阳春”里选择各自道路。他们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今后要往哪里去？离开显然还不是最后的答案。
陶晓婷的门店已经低迷好一阵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离成交最近的一刻——尽管这套房子在上海几乎算得上“击穿底价”，总价只有200万出头，能到手的佣金只有2000元不到——她仍然希望争取在她的手上成交。为此，她给业主阿姨买水果、开车接送，甚至还应阿姨的需求，去对方家里帮忙打扫卫生。
但一次会议上她忽然得到消息：业主阿姨“飞单”了。对方跳过陶晓婷，选择了另一家中介把房子卖了出去。原因是这样能省5000元左右的中介费。
那时是2023年6月，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仅1.2万套，比起疫情前月均近2万套的成交量，近乎腰斩。而这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还在往上囤积，其82%的增幅，堪称全中国之最。
“买房吗，看看这套房子？”阮林见人就递上，有人接了，有人摇摇头，有人拿着传单，到了前面的垃圾桶就扔了——垃圾桶堆满了房地产的传单，“大家都没有兴趣”。
即使是屡次创造销售神话的北京楼市，房产交易也淤滞了。找不到客户的中介们开始努力精进自身服务，比如提供上门喂猫服务，或是在冬天贴心为每一位客户备好热到40摄氏度的冰糖雪梨汁，仍旧颓势难改。
2023年国庆假期的一个中午，北京东四环外一个栽着假花的精装修楼盘里，一个西装笔挺的中介正语速飞快给另外两个新人做话术培训，“你们要跟客户强调，这小区能保值，12号线马上要开通了，您也知道现在这行情，最重要的就是保值……”
但在那个理当“金九银十”的长假，该楼盘客户寥寥，成交量为0——而首都北京五环内的次新盘，曾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全中国价格最坚挺的楼盘类型之一。
这个行业从没如此心灰意冷过。前北京房产中介李磊记得自己入行时被领导反复灌输，“这是个朝阳行业，对于个体来说收入也高，是高端白领”。那时候，李磊感觉自己是在“参与北京的城市化进程”。
那些年里，住宅、写字楼和基础设施像是积木一样被层层叠叠搭建、翻新，人们涌向大城市，买房成了当代国人生活最重要的载体——结婚要买房，孩子上学要买房，告老还乡要买房，投资理财，还是买房。
不少一线城市房产中介的客户列表里还不乏明星和达官显贵的名字。十年前左右，李磊曾经为了帮客户买房在某小区挨家挨户敲门问“房子卖吗”，大多数业主都对他态度鄙弃，但有一家女住户打开门，告诉他，“我房子卖”。背后走出的男人李磊一眼就认了出来，“奥运会的世界冠军”。
但伴随着行业走进冷淡，职业中介们的成就感、认同感，甚至是尊严，正在步步消退。
阮林经历过2021开年成都的楼市大热，那时人们排着队抢房子，甚至有客户想私自塞给他2万块，以便获得把和房东谈判的机会移到更前面，出于门店的规章制度约束，阮林最后没有答应；阮林记得那时候，在“富人区”桐梓林看房的都是30-40岁区间的年轻人，他们许多是在成都落户的外地人，大方、好谈，几乎不用怎么说服，轻松把房子买下；
但到了2022年，阮林逐渐把业务拓展到“刚需板块”的金牛区，即使是刚需客户，下手也十分谨慎了，甚至还有买家把阮林当“骗子”。
阮林想起这位阿姨曾告诉他，她不想出中介费，说害怕“被中介坑”；还让他和同事把身份证拿出来，举在脸旁边拍照。阮林心里一阵憋屈，回到门店，他把工牌摔在桌子上，“真抠门！”
陶晓婷也记得，在被上海阿姨“跳单”的那个月，有一套手下总价700多万的房子，前后有100多组客户带看，但最终依然没有成交。“明明感觉到会卖出去”，当时斗志昂扬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劝不动买家，只好劝卖家。桐梓林一套160多平的房子，装修了十年的古早欧式风，2021年的时候挂牌530万，一个客户砍价到521万元，房东一口咬死挂牌价，怎么也不肯卖。
阮林苦笑说：“快卖吧，晚了还得跌。”
陶晓婷空降到这家经纪公司当店长已经两年多，落差几乎是天上到地下：
之前她是上海一大区负责400多人的管理层，接触的房子都是上千万元，甚至还有明星客户。同事都叫她“陶总”，充满敬畏。她从不用熬夜加班，轻松年薪百万。
如今，她负责的门店坐落在一个“刚需房板块”，大多是总价不超过500万元的房子。20人的规模，还有同事时不时开一些油腻的笑话：“你能做我女朋友吗？”陶晓婷很不舒服，也只能憋着。当然，最大的落差是收入，她的基本工资降到了一万元出头。
那是2022年的11月。上班的第一天，整个板块的中介都听说，“这来了个管过30多家门店的的女的”。他们却很难洞悉“陶总”跳槽的真正原因——前公司资金链断裂，她被欠薪了快半年。
“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陶晓婷和所有同事聊了个遍：有几个经纪人已经一年没开单了。
中午，她看到店里一个30多岁的男同事为了省钱，午餐吃的是馒头，她赶紧下单了10箱泡面，搬回来放在店里。
“好东西呢我买不起，但是泡面，大家随便吃”，她在店里宣布。中介们看着陶晓婷鼓掌。
在成都，房产经纪人阮林也实实在在地面临着生活的断崖式下跌。2021年5月，凭借楼市带给普通人的机会，这个初中学历的年轻男孩在成都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子，总价120万，月供4083元；但到了2022年夏天，形势急转直下，阮林有连续三个月都没卖出房子，他还不起房贷了，只好向父母借。
卖不出去二手房，他只好把开单的希望转移到租赁上。对许多房产中介来说，租赁是行业鄙视链的最底端，只有新人才会去干租赁。但下行时分，甚至租赁也不好干了，房子比上一年更老，价格就比上一年更低，阮林靠租赁一个月只能拿2000-3000元。
李磊是北京麦田职级很高的经理，他的职级和业务能力让他不用为收入发愁，最困难的那些年，他也能有个六七十万的年薪保底，但他生病了。呼吸困难，心跳加速，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正在把他拉进去。李磊觉得自己就要死了。
“老婆，抓住我的手”，他躺在床上语气微弱地说。妻子拉住了李磊的手。坠落感没那么强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那个深渊里逃出来。
他不知道生了什么病，只觉得自己经常浑身不舒服，有濒死感。2019年，李磊开始跑各个医院，检查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但都没有检查出来器质性病变。最后在安贞医院，医生告诉李磊，“你这是焦虑症”。
北京是核心城市，尽管楼市不如从前，回暖的时候依然算是春天。虽然经历了2017年“317限购令”的骤冷——这一政策导致那年夏天60个人的团队有个月只卖掉一套房子，老板不得不宣布“取消底薪”，每个同事的脸上都“和霜打的茄子一样”——房市还是慢慢回温，再次印证那个“京沪永远涨”的神话。2020年年初，李磊的团队一个月卖了60套房子，在群里频频发送“战报”，引得放假在家的同事专程从新疆飞回北京开始卖房。
但春天经常无规律地开始，也无规律地结束。2023年春天过后，房市说冷就冷，房地产经纪人们失去了一些预判的能力，连老板也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去年在门店大搞管理激励的头三个月，陶晓婷也很快通过一个“小阳春”带领了门店到了片区前三的位置。她自掏腰包请手下的经纪人吃饭、团建，买了茶叶给业主挨家挨户送。她鼓励大家“好好赚钱”。但好时光转瞬即逝，“小阳春”过后，门店的大家很快又闲了下来。陶晓婷才意识到，“原来努力很难对抗行情”。
过去的一年里，各个城市的楼市政策密集松动，组合拳一套接着一套，先是部分城市住房限售期放开，随后一线城市纷纷落地“认房不认贷”，到了2024年，各地限购政策放开，房贷利率进一步下降。这些政策中介们很熟悉，但也很难像过往那样打起精神了。
去年9月1号，上海“认房不认贷”出台的那日，陶晓婷看着新闻说，“没用”。她心想这只会让大家更着急，更猛烈地抛售二手房。阮林和陶晓婷的反应也差不多，“市场不好救啊”。
许多个上午开会，李磊仍然会带着团队在门店内排成一列，集体喊着加油的口号：“超越巅峰！挑战极限！坚持不懈！直到成功！”但门店越来越冷清。李磊记得一个夏天，有个遛鸟的北京大爷穿着拖鞋经过门店，进去探着头说：“房子还有人要吗？赶紧别干了，回家干点啥都好。”
房产经纪人大多数记性都很好。他们尤其对数字敏感，记得小区的价格、户型、配套、物业、甚至是每一条小道。他们很难忘记自己是哪一天，怎么来到这个行业的，更难忘记见证过怎样的中国楼市奇迹。
房地产的高光时刻可以回推10年。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急转直上”的转折点，年初，政府提供优惠利率、二套房优惠政策等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显著的刺激，年中又加大了土地供给。李磊刚入行，根本不懂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局势，但他知道，“房价每天都在往上涨，卖房跟卖菜一样。”
他聪明，有野心，足够努力，还赶上了楼市的好时候。他第一套卖出的房子位于建筑物的夹角里，一天的采光只有29分钟。李磊提前踩点，坐在房子里感受光是怎么照进来的，发现只有中午12点左右才有光。他特地把客人约在那个时刻看房，客人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然后那套“硬伤房”光速成交了，时价238万元。
2011到2018年，北京二手房均价年均涨幅达到12.5%，堪称世界级的投资奇迹。李磊刚入行时，北京二手房的成交均价为13763元，此后逐年上涨，直到2017年时已经到了60401元。
中介门店几乎都在亢奋的状态里。入职的头5年，李磊每天早上7点出头就起床，干到凌晨2、3点。白天，中介们随时随地喊着口号给自己加油鼓劲，晚上领导还要开会，给他们讲人生故事。
“317”新政之前，整个北京楼市进入了堪称“疯狂”的状态。李磊记得，当时有人路过进门店借个厕所，看到了挂的二手房宣传照，就“顺便”买了套房子走。很多中介甚至开始睡在门店里，因为突然起了心思买房的客人很多，要随时随地准备接待。还有房价的“跳涨”——“看房的时候是1000万，下楼走到半路就涨了30万，走到店里涨到1050万，最后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已经是1060万了。”
李磊在这样的风里赚了钱。2014年，他在北京花170万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两年后，他把房子卖了，换了套540万的房子。入职第二年，他就开始带团队，开始学习领导在凌晨开会，“讲一些废话”。那时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陶晓婷入行要晚一些。2020年，她辞去了浙江的互联网工作，把家搬去了上海入职。在外滩，她看见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和东方明珠塔，她知道她来对了，“我觉得这里能够让人这么多人向往，在这里努力是有道理的”。
一个同事家离得和她近，来接送她一起上班。经过同事家小区，陶晓婷查了下房价，“2000万的房子，开的是宝马X5”。坐在副驾上，陶晓婷心想，“我以后也能做到这样”。
在成都，阮林也见证过楼市带给普通人的机会。
之前，他在酒吧里做酒水销售，一个月能挣1、2万元，父母觉得这份工作不正经，强烈要求阮林辞职。空闲在家，阮林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安家》，讲的是房产中介的故事，阮林看了很感动也很受启发，“小楼（电视剧角色）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然后有好几个月一直没开单，突然卖了个商铺，提成就有10几万元”。开年以后，2020年3月19日，阮林去成都找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从租赁干起。
阮林很快赚了钱。21岁那年，这个初中学历的男孩在成都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子，当时他的同龄人还在上大学。2021年的5月份，老板找到阮林，问他要不要入股，“门店20%的股份，6万元就可以”。阮林很兴奋，老板过去一直器重他，把很多自己谈下来的单子给阮林签，也教他很多沟通技巧。他二话不说就拿出了6万元的积蓄，成了这家中介门店的小股东。
这或本是个励志的故事，但楼市的突然下坠改变了阮林人生叙事的走向。
在楼市里，人们都相信一个叫“周期”的铁律。在中国房地产的过去十年，涨后会跌，跌了会大涨，几乎从未被打破过。但凡是个过来人，房产经纪人都觉得，“只是市场的短期波动”，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看到涨势重现。
但这一等，又是好几年，阮林辗转了2家门店，直到月薪降到连生活费都不够。陶晓婷的努力没有扛住行情，精心打理的门店还是无人问询。经验主义未能如期上演，铁律暂时被打破了。
“不信，我自己都不信”，他刷新了一下朋友圈，给手机锁了屏。
阮林第一次想到“离职”这个字眼，是在公园发完无人问津的传单，坐在电动车的座椅上，他拿出手机，点了根烟开始玩游戏。“要不要离职呢”，这个念头忽然冒上来。
之后的三年里，它时而蛰伏时而发作，直到2024年2月春节后，终于成为现实。
房产中介离职后，下一站去哪？在房产经纪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中介离职后可以去送快递，因为小区路线比谁都熟悉。但这慢慢变成了现实。在楼市的红利期，房产中介门店放低门槛大量招人，离职后，房产中介因为学历和行业限制，可能很难完成跨行业的转型。
在凤凰网接触的房产中介里，房产中介离职后转型涵盖了送外卖、快递、网约车、电销、保险、金融贷销售、新媒体编辑等职业，或者自开门店创业，但大多数人收入都大不如前。有房产中介离职后因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不得已再回到门店里，“有几千块底薪也好”。
但李磊似乎敏锐地嗅到了下一个风口。在2021年去新加坡途径广州时——自从焦虑症确诊，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年都要出国玩一次，放松心情——他见了一个客户大姐，对方说，“我老板身价几十个亿，也在做抖音和快手”，“李磊，你一定要做”。
“哇”，李磊大为震惊。
回了北京，他在会上发言，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个月怎么挣50万、100万元”，会议桌同一级别的其他同事听了这话开始骚动，显露出不满的表情，他目前月薪2万元——过去的“打牌钱”。
“时代变了，不是指离开房地产行业，而是自媒体的时代来了。”李磊认为。
不变的是，离职后的他还是时不时在心里默念那句口号：“超越巅峰！……直到成功！”最近有两个月，他靠抖音卖掉了好几套千万级以上的豪宅，提成超过100万元，他感觉自己的焦虑症痊愈了。
陶晓婷也在今年2月选择了裸辞。她还很年轻，但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这样熬下去了，最关键的是，“毫无收获地熬下去”。过去一年里，系统里告诉她生了19次病。她提交了离职申请。
和李磊一样，她也看中了自媒体创业。在家休息时，她开始摸索着开直播，聊星座、职场和情感，但和李磊不一样，她偏偏不聊房子。她想起自己刚到上海时，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筒子楼心潮澎湃，觉得那些房子是梦想的归宿。她没想明白，后来房子为什么让她变得那么疲惫？
就在3月，阮林的工作终于有了下落。他投了一家暖通公司的简历，这家公司负责为大公司或商场提供空调暖风系统的服务。在和公司负责人聊天的时候，他聊起了过往做酒吧营销的经历，但没有提及自己做过房产中介。负责人喜欢喝酒，也喜欢去酒吧，俩人聊得很开心，“你确实适合做销售，也不怯场”，负责人说，“就是学历有点恼火”，让他回去等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