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在2020年底亮出两张王牌：一个是球队的顶薪制；一个是球队名称的中性化。
实行顶薪制的初衷，是为了让中国的球市走入一个合理的发展轨道，同时给各俱乐部减负。
因为中国没有一家足球俱乐部是盈利的。
顶薪制获得公众的拍手叫好，但在球员圈却怨声载道，据说政策实施后一些球员的豪宅房贷接近断供了。
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说这些老牌俱乐部这个名字用了几十年了，有文化沉淀，球迷们对此有多年的感情，一刀切了有些割舍不掉。
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的前身是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2015年1月27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3000多万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了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并更名为“华夏幸福”。
素面朝天
如果说3000多万的收购价格尚属合理，5年以来数以十亿的球员成本理应让自己的投入见到水花，带上企业名片的球队名直接而高效。
但显然，掌舵者王文学还有其他的烦恼。
2月1日，华夏幸福发布公告称，自2020年第四季度至今，公司到期需偿还融资本息金额559亿元，剔除主要股东支持后的融资净现金流-371亿元，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导致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
截至目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债务逾期涉及的本息金额为52.55亿元，涉及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债务形式，未涉及债券、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
截至2021年1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236亿元，各类受限资金为228亿元，主要为住宅预售监管资金等各类受限资金，受限资金无法用于偿付金融机构负债。可动用资金仅剩8亿元。
华夏幸福素面朝天，将自己的家底曝光在阳光之下。
有印象的人应该会记得，这并非华夏幸福首次公开承认财务风险。早在2年前的4月20日，华夏幸福曾在回复上交所问询时就承认：异地复制不确定性风险、资金和现金流存在风险，并提出了多项管控措施。
不过很快，2018年7月华夏幸福控股股东华夏控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平安资管转让5.82亿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70%。
平安入局，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华夏幸福球队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勒紧裤带过“苦日子”。2019赛季，华夏幸福进入中超的第四个年头，已经不再见了2016年的挥金如土，不论是引援动作还是形象公关。
特别是，俱乐部开始专注于深耕于青训和梯队建设的转变。
2019赛季最后一轮比赛中，河北华夏幸福客场对阵武汉卓尔，最终2-1客场战胜卓尔，其中20岁的小将龚秋乐打进反超进球，帮助华夏锁定胜局。
在这一场比赛中，华夏幸福还创造了一个纪录：单场首发与替补U23球员人数最多。
同时，那场比赛，华夏还正式告别了拉维奇和马斯切拉诺，这也是这家土豪俱乐部与昔日的自己相作别。此后“物美价廉”的本土将帅谢峰成了集团的选择。
球队的青黄相接相对顺利，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上环京冰冻却始终没有迎来春天。
2019年，环京市场继续冰冻，华夏幸福的环京销售占比下滑到42%。2020年，市场继续着寒冬。曾经的环京“王者”燕郊法拍房数量达到前一年的2.3倍，数量达到210套。在这些法拍房中，绝大部分的债权人都为银行，显然是断供者被迫交出的房子。
河北联合
回顾华夏幸福曾经的成功，除了企业曾一度踩准京津冀一体化的节奏点外，也源于三个字母。
“PPP”
百度词条的解释中，这三个“P”分别代表着：Public（政府）、Private（私企）、Partnership（合作关系）。华夏幸福内部对此解读是：“PPP模式”的落地推进与价值再造，不仅将自己定位区域“开发者”，更成为政府“合伙人”。
企业出钱招商、政府拿地拿政策，共同推进，按协定分钱，这种模式成就了固安这座河北小城的快速崛起。也让华夏幸福成为了各地政府座上宾。
伴随着企业规模倍数增长，另一项数据水涨船高：应收账款。
2011年至2018年，华夏幸福应收账款分别为3.06亿元、14.11亿元、17.44亿元、51.37亿元、71.77亿元、95.01亿元、189.1亿元和344.38亿元；对应收账款增速分别为993%、361%、24%、195%、40%、32%、99%和82%。
对此上交所曾一度要求华夏幸福解释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
华夏幸福给出的答复试图阐述自己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合理性，不过也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企业业务模式：由于公司的产业新城业务属于PPP业务，而非传统BT类业务，公司提供从产业新城设计规划到建设开发的一体化服务，与当地政府签订产业新城整体合作协议，而不会就其中某一项建设工程与政府签订具有建设施工要求和验收标准的基建或公建的建设开发协议，且根据政府的规划政策要求实时调整设计规划方案，最终经当地政府验收认可并出具确认结算文件后，才能确认收入，且政府认可的成本标准与实际发生成本会有所不同，因此，出于谨慎性和一贯性原则，公司采用根据政府出具的结算文件确认收入的方式来确认包括基建在内的产业园区收入。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上述解释，就是：和政府做生意，账期长。
2019年报告期末，华夏幸福应收账款为468.71亿元，同比增长36.10%，增速继续快于营业收入增速。
到2020年中，华夏幸福应收账款增长到547.74亿，前5个欠款方中有3个是当地政府，分别为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财政分局、河北沙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厂回族自治县财政局，分别拖欠公司70.53亿、61.09亿、34.31亿，合计165.93亿。
不过会上王文学没有对这些数字有任何提及，他将第一错误放在自己错误研判了环京的房地产形势上，投资过于集中。第二在于新拓区域尚在培育中，效果不及预期。第三是前期扩张激进，管理不够精细。除此之外，受到外部因素疫情反复的影响流动性危机集中爆发。
积极主动的自我批评，加之曾经的“战友”也不愿看见华夏幸福的轰然倒下，政府给予积极反应，成立华夏幸福金融债委会，旨在有序化解债务风险。
随后，国外咨询机构Redd爆料称，河北省政府为华夏幸福提供95亿元的有条件财政支持，先向公司转账30亿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偿付其雇佣的农民工工资以及覆盖其他经营费用，剩余约10亿元资金用于“16华夏债”回售。
靠河北省托底，华夏幸福现已完成“16华夏债”回售工作。
王文学的无悔
“选择产业新城，今生无悔！”王学文在2017年业绩会上表示。正是在这一年环京限购，华夏幸福开始拓展新区域，向长三角、粤港澳等外部区域投资，也是在这一年华夏幸福遭遇了危机王文学出售19.7%股权引入平安。
三年后危机再次爆发，王文学表明态度，表示坚决不逃债。这不是王文学第一次遭遇危机，此前两次危机王文学都熬了出来。
2000年以前，河北廊坊市市党校旁有家川崎火锅店，这是王文学辞掉铁饭碗后的第一次尝试，也正是在此期间，王文学开始涉足装修业，承包廊坊市内的政府装修工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国财政收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文严禁信贷资金用于修建楼堂馆所。财政部明确地方债资金将严禁用于楼堂馆所建设。
面对政府追款无望和手下供应商施工队的欠款无法结算的两难困境，王文学来到廊坊市政府领导的办公室烧毁了政府的装修合同，表示与政府的欠款两清。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取消福利分房，中国房地产市场从此起步。王文学敏锐地抓住了机遇，放弃火锅店，通过政府关系获得廊坊市区一处地皮，正式进入房地产领域，王文学开发了第一个楼盘华夏花园。开发楼盘让王文学尝到了甜头，次年，王文学在廊坊和燕郊拿地专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
直到2002年王文学遇到属于他的“幸福”产业地产，市政府向河北当地几大开发商表达想要开发固安县，对标苏州工业园，主动提供政策支持。当时位于南三县的固安，是整个廊坊嘴贫瘠的地方，王文学看准时机签下固安项目，这也是华夏幸福的第一个产业地产项目固安工业园。
2003年再遇危机，国务院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行动，重点清理开发区，叫停开发区建设。该禁令一出，对王文学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转机再现，华夏幸福国家文件在文件中找出了一条例外条款，该条款写道除去此前当地省政府认定的特定开发区可保留之外，其他开发区一律关停。几番周折，终于保住了固安工业园。固安工业园的成功，为华夏幸福产业地产打下了基础。
王文学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但此刻他坦然“今天我干到这，愿赌服输。过去的时候喝酒多好。但享受的了那时候的好，我也能忍受现在的煎熬。”
2015年是王文学的高光时刻，在福布斯“2015全球亿万富豪榜”榜单上王文学以32亿美元净资产位列房企富豪第9位及内地百强富豪第42位。
随着华夏幸福规模化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王文学高薪挖人业内周知，一直以来华夏幸福的组织架构调整和职业经理人流动频率都很高。华夏幸福内部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意识高，也奉行高淘汰机制，强调合伙人制内部PK，导致职业经理人与公司共同发展的理念并不强。
王文学在内部会上以哥们儿义气结尾，点名表扬撇家舍业，没日没夜加班连续通宵的同事，也表达了人走茶凉的无奈。“华夏幸福还是存续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仅要讲职业，还要讲点义气。要求大家留下，能和公司一起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