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京发布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截至去年8月，中国内地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其中，城市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11.20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3.10万元，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清华大学教授李宏彬表示，根据这个收入分配算出GDP数下线是0.44%，资产85%，根据资产算出GDP数是0.75%，说明我国目前资产分布不均情况远远大于收入不均情况，这跟房地产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有关系。
据介绍，报告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调查显示，在1946年-2004年的将近60年间，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大的波动；日本则更加典型，从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还多，但其平均幸福水平却仍然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现象，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与幸福之间关系的思考。
刘涛
关之琳
婚后关之琳就脱离演艺圈，开始当个全职太太。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新鲜一会就过去了，王国旌开始显露本性了，终日流连花丛。以前有报道，说王国旌是这样评价关之琳的，像关之琳这种女人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都比她强，这种话说出来足见其人之无情无义。关之琳终于没过半年就与王国旌以离婚告终，20岁嫁人，20岁离婚，无论如何20岁这一年恐怕是关之琳终身难忘的一年吧。
十几年后与模特黄家诺发展姐弟恋。每次被问到何时结婚，她总会直截了地回答：“从来没有打算结婚。”看来，这婚姻恐惧症的毛病算是落下了。所谓开头风光，结局暗淡，现在再看来时路，已经晚了。嫁人，要看清楚啊。
贾静雯
当年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了豪门少奶奶的贾静雯，是众多希望嫁入豪门女星羡慕的对象。可是现在的贾静雯离婚了，离婚后的贾静雯也有很多烦恼，和普通百姓一样，为了离婚后能取得女儿的抚养权，她变得很犀利，甚至在法庭上和前夫孙志浩吵架，成了一个普普通通却又非常爱自己女儿的母亲。
豪门恩怨之一：夫人派系之争
台湾富豪王永庆先后娶有三位太太，分别是大太太郭月兰、二太太廖娇与三太太李宝珠。郭月兰、廖娇与其子女常住这里。而这里也见证了王永庆家族的种种恩怨。
郭月兰早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长年诵经拜佛，安度晚年。廖娇数年前已迁居美国，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王永庆与三太太李宝珠则住在台塑大楼的13楼。大房郭氏是一位童养媳，未能为王家生儿育女，王永庆便娶了廖娇作二太太。廖氏给王家生下二男三女，她成为王家的一位功臣。大儿子王文洋、次子王文祥；长女王贵云、次女王雪龄、三女王雪红。
长子王文洋学识丰富，精明能干。13岁时，王文洋就与王贵云、王雪龄两位姐姐一同远赴英国伦敦去求学。24岁的时候，王文洋已同时获得企管硕士与化工博士两个学位。王文洋在英国留学多年，在那里他结识了大他四岁、同是台湾老乡的陈静文。1975年，王文洋带着新婚的妻子陈静文同赴美国打天下。并在随后，为台塑公司在美投资大显身手。王文洋后于1980年回到台湾，从台塑最基层干起，一步一步走向公司管理高层，并深得王永庆的赏识。但是，1996年爆发的“吕安妮事件”(台湾现在又有了“吕安妮事件”的另一版本)最终使父子交恶。吕安妮本是一个女明星，后与王文洋相识相恋，随即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绯闻风暴”。在这起纷争中，王永庆站在儿媳妇这边，拒绝接受吕安妮。
然而，王文洋和吕安妮对这段恋情都相当坚持。为了让王永庆接受自己，吕不仅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而且还执意生下与王文洋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王永庆公开宣称“传贤不子”，将台塑少东扫地出门。不过，这一事件并没有如此简单。表面看来，王永庆把儿子赶出集团是为了维护儿媳，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其中牵扯着复杂的家族关系，很可能是三娘派系为争夺继承权而向二娘派系发起的一场斗争。
王永庆的第三位太太李宝珠曾是台北市博爱路黑美人大酒店红极一时的酒女，花名“樱花”。婚后，李宝珠便成为王永庆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不仅为王永庆处理私人账目，更是王永庆的贴身秘书，颇具公关才能。她以敏锐的洞察力与高超的交际手腕，将王永庆的社交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经营之神”居然不能很好地管理家庭，豪门之内的复杂争斗可见一斑——豪门似海，平静无波下却蕴藏汹涌风浪。
豪门恩怨之二：家族的政商纠葛
台湾金融寡头之称的蔡氏家族，由于台湾金融与政商的诸多牵连，成为一个时代家族政商纠葛的缩影。
1984年，台湾暴发“十信风暴”。事件的起因是蔡辰洲(蔡万春之子)政治投机，利用人头当贷款客户，拿低价值的土地高估当作抵押品，以大量套出信贷资金。蔡辰洲的行为引起十信内部一些员工的不满，不断有人向台湾财经部门告状揭露。由于政治上的争斗，有人暗中下手，后来蔡被台湾当局查处，企业集团出现挤兑和退票风潮，债权人和其他受害者游行示威。
蔡辰洲的债权人打着“蔡家债，蔡家还”的口号，到蔡家各集团门前示威讨债，要求蔡辰洲的叔叔们出面代还债务。然而由于债务太大，二位叔叔蔡万霖与蔡万才尽管财产庞大，但要还如此巨大的债务确有困难，搞不好，会将整个家族事业拖垮，因此蔡万霖与蔡万才不敢承担这个债务。蔡万才事后曾讲：“道义上帮忙可以，但是债务那么大，还没替他还以前，自己就先倒了，因此再是叔叔也没办法。”
1987年5月14日，蔡辰洲因肝癌保外就医，不幸摔死，结束了叱呼风云的短暂一生，也留下5000多名被害人和150亿的巨额债务。在十信风暴前，蔡家两代先后有多人进入政界，不是“议员”(蔡万春、蔡万霖与蔡万得)就是“立法委员”(蔡万才与蔡辰洲)。此后，蔡家不再有人进入政界，而是全力发展家族事业。但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在政界仍有强大的影响力。
蔡家的政商关系还可以从大企业的相互持股中得以反应。在国泰建设公司中，新光人寿公司是其大股东，新光集团则是台湾吴火狮家族的大企业，吴家第二代吴东进等人也是当今台湾政商界红人。另一大股东是养乐多公司，老板则是台湾政客。
蔡家还通过婚姻关系建立了更为广泛的政商关系。蔡家长女蔡玉串嫁给洪恭逢，洪是一位建筑商，从事建筑业。三女蔡玉梅嫁给周东宝，周曾是家族企业国泰建设公司的董事与国泰产物保险公司的监察人。二女蔡玉兰即蔡万霖姐姐嫁给曹永裕，曹永裕曾任十信监事主席与国泰建设公司的监察人，而曹的妹妹嫁给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陈守山，陈守山的弟弟陈守实是中信商业银行辜濂松的妹夫，陈守山的女儿嫁给了台塑集团总经理王永在的儿子王文潮，也就是说蔡家与陈守山家族、王永庆家族、辜濂松家族等都有着远亲关系。蔡万才妻子杨湘薰的兄长杨肇嘉曾是政界名人，是前“国策顾问”。
豪门恩怨之三：“豪门遗产争夺战”
在本次排行榜中排名港澳台女首富的龚如心，与家翁的遗产争夺战堪称豪门恩怨的另一个经典代表。贯穿其间的种种悬念与交织着家丑与金钱的争夺战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影视作品，在跨越了一个世纪之后远未结束。
事情的起因是龚如心的丈夫王德辉被绑架失踪。华懋集团前主席王德辉生前曾先后两次遭绑架，第一次发生于1983年4月13至19日，当时其家人支付了1100万美元赎款，王德辉最后获得释放，而警方其后拘捕了三男一女。1990年4月，王德辉不幸第二次遭绑架，妻子龚如心于同年4月14日交付了6000万美元赎款，但王德辉却自此失踪至今，其后香港及台湾两地执法人员逮捕了涉案歹徒归案，并予以判刑。
在王德辉失踪多年后，他的父亲王廷歆于1997年在报章上刊登寻找儿子王德辉的启事，稍后声请法院宣布儿子死亡。随后，他的声请获法院接纳，裁定王德辉已死亡。法院再颁令批准委派会计师行，暂管由龚如心管理的王德辉遗产。王廷韵的连串举动，为他与媳妇袭如心争夺王德辉的遗产拉开了序幕。法院曾断断续续对这宗遗产争夺战进行处理，期间曾有人激烈争议王德辉遗嘱的真伪，香港大律师巫思龙串同杨展达趁机勒索龚如心，结果被警方逮捕归案。
而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一次审判中，王廷歆在供词上曾表示，王德辉于1968年已立下遗嘱，指定王廷歆为遗产受益人。而龚如心的代表律师却透露，王德辉于1990年也留下一份遗嘱，袭如心自然是受益人。双方曾就两份遗嘱的笔迹问题进行讨论，法庭也下令由警方法证人员就遗嘱真伪问题进行鉴证。尔后，王廷歆的代表律师更声称，王德辉于1960年首次立下遗嘱，表明父亲与妻子平分遗产，后来由于得知袭如心“红杏出墙”，结果于1968年修改遗嘱，把遗产全数给予父亲。但袭如心指出，在该次事件后，她与丈夫已和好如初，王德辉遂于1990年(被绑架前)再次修改遗嘱，把遗产交给她。
在争产案中龚如心一审败诉，但小甜甜并未就此放弃。自签500万港元保释的龚如心，为了上诉，把其名下的英国切尔斯菲尔德公司价值1亿英镑(约12.5亿港元)的股份抵押，作为上诉官司的法庭保证金，担保她可以支付诉讼费。与此同时，王廷歆的律师也开始准备，乘胜追讨他们认为不该支付的二成诉讼费用。警方对龚如心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不过，此事后来又陡然直下，传出龚如心因祸得福，最终赢了公公。然而，反目成仇的公媳两人，究竟要如何收场，一切仍然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