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的打工族中，有一个职业很不容易，职业技能要求比较高，若能干得了这个活，那可谓是“全才”。这就是老北京饭馆中的服务员，那时被称为堂倌、走堂儿和跑堂儿的。您可别小看这跑堂儿的，俗话说“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一个好堂倌快顶饭馆的半个买卖。这个行当要的是心快、眼快、手脚快，嘴得会说话，能言善哄，动作要干净利索，不能让吃主空着肚子走，非得把兜儿里的钱掏出来，否则不算完，这可是硬功夫。
有经验的堂倌会来事，懂的礼节多，应酬周全，那时饭馆儿讲究响堂亮灶和口念唱帐，跑堂儿的在堂口一喊菜名，灶上的炒勺敲得哨哨地响，声传门外，显着铺子里火爆，饭座儿多，生意兴旺。清代《都门纪略》载：“走堂，市井茶馆酒肆，俗尚年轻，向客旁立，报菜名至数十种之多，字眼清楚，不乱话，不粘牙，堂内一喊，能令四座皆惊……”
顾客一进门儿，账桌上的人就高声喊：“里边请！”跑堂的马上跟上，他们要看人行事，人多或是有女眷的，就让到单间儿雅座儿；一个人的，就让到散座儿。“饭口”的时候，客人们多了，他还得总想法子给食客安排座位，绝不能让客人们站着。或是说：“您稍等一等，这就腾下来。”
顾客就座之后，要立刻擦桌子、铺桌布，摆好杯、筷、碟盏。问客人喝什么酒，要什么菜。早先饭馆儿没有菜谱，无论是什么菜，跑堂儿的都已记在心里。客人要问有什么菜，他就把一部分菜名顺口报出，真是滚瓜烂熟。
报菜名的时候，有的菜还得换个名儿，猪舌头说“口条”，耳朵说“双皮”，炸鸡块说“炸八块儿”，卤小鸡儿说“卤生口”，饺子说“扁食”，醋说“忌讳”，要碗饭说“添碗饭”，高汤甩鸡蛋说“高汤甩果儿”……
客人点了菜，跑堂儿的到灶口一喊，片刻的工夫，勺响菜到。端到桌面上，说：“您先用着。”过了一会儿，他又来问：“您还找补点什么？”或是说：“汤菜凉了，回回勺吧。”
如顾客吃完饭，他跑堂的先说一声：“您吃好啦”接着赶紧送漱口水，递手巾把儿，拿牙签儿，沏茶。
算账的时候，跑堂的当着客人的面儿，不用算盘不用笔，按着盘儿碗儿说菜名，报价钱，一个摞一个，加在一起，向顾客报个总数。不管多忙，多少样儿，一连串算下来，清楚利落，分毫不差。
顾客付了钱，要给点小费，临走的时候，跑堂儿的在堂口高声喊：“会过啦”，外给小费多少。账桌上的搭腔：“谢谢，走好您哪儿！”客人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下次还愿意到这儿来。
“响堂亮灶”是从推销揽客，售菜结账，服务收益总过程的一种形式的体现，这吆喝还显得生意红火，起到了招徕顾客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老北京做保姆的都是京东三河县的青年妇女，俗称“三河县小老妈”。
三河县的青年妇女来到北京找到雇主除了同乡帮忙引荐之外，唯一的桥梁就是老妈店。老妈店是俗称，正名叫做“荐店”，实际就是现在的“职业介绍所”。
老妈店一般是以店主人的姓氏为标志，姓张的开的就叫“张家店”，姓李的开的就叫“李家店”。在老妈店找工作的年轻妇女，都是穿着整洁，盘腿坐在炕上，各自做带在身边的针线活计，奶妈还带着自己没掐奶的孩子，来了雇主讲好了活，便拍信回家叫来人把孩子抱回去。老妈店有简单的伙食供应，饭钱都较经济，主要盈利在于住店的妇女一旦有了雇主必须按例交纳的谢金，另外还要向雇主讨喜钱。
老妈店找工作分为四种：奶妈、老妈、厨娘和陪嫁。奶妈的待遇最高，到了雇主家，是要受好吃好喝好待承的，三天两头鸡鸭汤、猪脚汤之外，四季衣服也必供给像样，而且被奶的小孩认乳娘的那天还得奉给奶妈白银首饰、手镯和簪环。
奶妈有不少奶大小孩以后继续留用下来当老妈的，自然地位与一般不同。有条件的人，则把奶妈当家人一样看待，养老为止。被奶大的小孩倒常常不忘有个老妈店，那是小时候奶妈常告诉他：“那门也是你姥姥家。”
一般住老妈店找工作的妇女与老妈店关系也都比较好，有的从那里得遇好雇主，工作好，待遇不错，对那老妈店就更多一层感情，有机会常把一些富家要雇什么样人的信息告知老妈店或直接推荐。也是老妈店里常说的话“鱼帮水，水帮鱼”。
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有不少搞房屋中介的，他们以拉房纤为生，专门吃买房、卖房的主儿。这等行业也不容易，干这一行的必须能说会道，生意的成败全凭三寸不烂之舌。遇见卖房的，只要找他们一瞧，马上褒贬起来，什么“这房盖的不合格局”啦，“院子是个大刀把儿，不吉祥”啦，“地点太背”啦等等，说得一个大子儿不值，以便叫卖主儿少要一些钱，便于他去找主顾。等到遇上买主儿，他们又换了一套词，说什么“这房可是正经八百的好房，别看老点儿，可真正是老黄松木架，保您买过来就住，不用大修。”“您别看这胡同背点，但安静啊，没有车马喧哗，再说，出了胡同就是大街，交通也挺方便嘛！”总之，千方百计让你买下这所房。
当你犹豫不决时，他就会说：“听说他这房子有人要买，您要有意，千万早下定钱，可别叫人给戗喽！”并且近一步说：“经我手介绍买卖房的多啦，像这样的好房，价钱又不太高的可不多见哪……”引请买主儿从速拍板成交。
那时干这行也不容易，这种生活在底层的拉房纤者，也是在竞争中求生存的，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之间既互相借助、利用，又互相排挤、拆台。因此，办事、说话都得留个心眼儿，还得有些招数，当有托他卖房，需要找买主儿时，绝对不你让那个轻易透露卖房的是谁，这房坐落何处。因为一旦说出去，别人就会直接找卖房的主儿，把你甩了。当然，好处费想独吞也很难。一般成交一号买卖，至少要有三五个人至七八个人，至于大房，像王府宅第出卖时，高达百八十人。这里边还包括王府的仆人，所谓“门里头”的一份。那时有一段顺口溜：“十个纤，九个空，拉上一号就不轻。”可见挣点辛苦费多不容易。
那时，买卖房产成交时，新旧业主给拉纤的好处费，谓之“佣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成三破二”，就是买房的新业主拿出房价的3%；卖房的旧业主拿出房价的2%。这样，拉纤的就可以拿到房价的5%，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另外，这5%佣金的分配还要分出大小份儿来，执笔写“卖字儿”“倒字儿”的和出力较大的拿大份，次者拿小份儿。
买卖成交后，他们就以中保人身份，与新、旧业主一同找个饭馆儿签署契约、过款。这时，往往从他们中间找一位“秀才”执笔，先替旧业主给新业主写一张“白字儿”即“卖字儿”，连同“红契”即“所有权状”和蓝图一并交给新业主验收。随后，再替新业主写一张所谓“倒字儿”给旧业主，承认交接手续已清，保证按期付足余款等项。
新业主向旧业主付款后，这些拉纤的便一一在‘白字儿”和“倒字儿”上盖章画押，至此才完成。新旧业主为了感谢他们的辛苦，便当场把房价5%的佣金给他们分了，最后，还要摆上“猪八样”或“花九件”的酒席，聚餐一顿。
老北京街头巷尾还有一种打工族，就是报贩子，他们还分两种：一种是长期正式以挨门挨户送报为职业的山东人，另一种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小孩和老人。卖报的小孩俗称“报童儿”，都是因家境贫寒，为衣食计，迫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小孩到了学龄，不能上学就读，却挟一卷报纸沿街叫卖，也很可怜。
有种报贩子是专门卖“快货”的，人称之为“打快勺子的”。过去，军阀混战，政局不定，风云变幻无常。民生凋敝，丑闻层出不穷。于是，有的报社遇有重大新闻，便不等次日见报，抢先来个“号外”，这就给报贩子提供了牟利的好机会。
报贩子的货源大部分是从“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手里趸来的。原来，那时有些报纸批发商大多与各大报馆发行部门关系密切。当时，在和平门南柳巷永兴寺庙里设立有本市报纸批发站，每天将各报社发行的报纸分发给东、西、南、北城的小批发商，然后，由他们再分给各报贩。还有的直接到批发站趸报纸。久之，自然形成一个报纸的批发网点。
那时报馆大多开设在南城宣武门一带，像《时言报》等就在宣外铁老鸹庙。远处的报贩子到这里趸了报，回去时，边走边吆喝，为引诱买主，故意渲染内容：“买报瞧来，买报瞧：瞧瞧闭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消息！瞧瞧飞机坠毁积水潭，砸死母子二人的奇闻……”这等吆喝还真管用，不等到家就卖光了。
那时，老北京的服务行业都是行行有道，掏粪的有粪道；倒水的有水道；卖报的也有自己的报“道”。所谓“道”就是自己经营的地方范围，像街巷、公园或娱乐场所门口……这种道本来是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但一经形成就变作私有的“势力范围”。当年，创出一条道很不容易，需要地熟人和才成，所以，“道”就是本钱，不会轻易转让，只有到了年老力衰，不能继续经营时，才将“道”卖掉，最后再赚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