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各位，欢迎各位。我很羡慕你们，你们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我是北大老师，但没当过北大学生。我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逃出来的难民。1985年，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调我，我才落脚于此。我们古文献的领导，已故的倪其心老师，他有很多经验之谈。有一回，他跟我说，在北大立足，得三条过硬：一是出身过硬，北大毕业;二是师门过硬，老师是北大名师;三是学术过硬，没真本事也不行。鲁菜有一道名菜，叫三不沾。第一条，我肯定不沾，不像你们，名正言顺，有“贵族出身”。第二条，我的老师张政烺，虽然是很多北大老师的老师，在学术界很有名，但不知为什么，1960年被北大解聘。看来我只能在第三条上下工夫，不然就是三不沾。
北大校庆，活动很隆重。咱们学校编过一部校史，很厚。我粗粗翻了一下，无意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邹鲁风。校史馆，我从来没去过，对校史一点也不熟。可是今天我忽发奇想，很想跟同学们聊聊我挣钱吃饭的这个单位，从一个外来户的角度讲讲北大校史，浮光掠影，粗枝大叶，讲到哪儿算哪儿。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教育史和学术史，不知怎么弄的，全都成了大师史。大师什么劲头，据说“特有风骨”，飘飘然，超乎社会、政治之外。现在有个说法，叫“民国范儿”。“范儿”是北京话。“民国范儿”是“民国粉儿”怀念的做派。陈丹青尊鲁，有人说他就是“当代鲁迅”。他把鲁迅也归入“民国范儿”。但鲁迅对民国可没什么好词。“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赠邬其山》)，他看见的“中华”是什么样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人说，1927―1937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鲁迅这诗写于1931年，正好赶上这一段。他眼拙，楞没瞧出它的灿烂辉煌。
大师是什么人我理解，那是大乱的产物。国家大乱，学术大乱，教育大乱，一切推倒重来，每次重建都有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这些人就是大师。大师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但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他们说了，大师都是1949年以前的主儿，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或去了美国，反正跟革命无关，跟老百姓无关，跟共产党无关，特别是跟新中国无关。比如讲学术史，当然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
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讲教育史，当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校长罗家伦、梅贻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这样腾云驾雾讲历史，老实讲，不仅难得其全，也难得其真。
清朝有一种《太狮少狮图》，不知大家看见过没有，大狮子旁边有小狮子。有一回在福建开会，某人说，现在为什么没有大师其实不是没有大师，比如我身边这位，他就是大师，关键是咱们不团结，不像人家影视圈，互相提携。我理解，他说的“提携”就是炒作和吹捧。所以晚上，他们开始选大师。大师和小师有不解之缘，关键全在一个吹字。有人喜欢吹，有人喜欢被吹。爱吹大师的人多半是摩拳擦掌准备当大师的人。小师吹大师，才能当大师。甚至有人说，看谁活得长，谁长谁是大师。
现在的“大师”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装神弄鬼的人(如气功大师、风水大师)，一个意思是尊孔复古的人。后者一定要在“大师”前面挂上“国学”二字，“西学”好像无“大师”。比如季羡林，明明研究南亚史，他们非得叫“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不承认，那也不行。他们说，那是大师太谦虚，不承认怎么啦，照样可以强制执行。
我是学考古的。考古，不是挖死人，就是挖死人的东西。搞考古的最清楚，历史就在你的脚下。《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活人变死鬼，那是早晚的事。历史都是鬼影幢幢。杜甫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大概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变成鬼影。我在这儿讲的话，自然也就成了鬼话。
下面分五个问题谈。
言归正传，现在讲北大。我先讲视觉中的北大，咱们拿眼睛可以看到的北大。看看它是坐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不是风水大师，但不妨给北大望望气。
北大校史，一百多年，在中国属一属二，但搁欧洲，嫩得很。前几天，我刚去过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有六百多年。
欧美大学什么样一种像庙，一种什么都不像。很多没校园。有，也没围墙。有些干脆就在市镇上，这条街上有个楼，那条街上有个屋，不加指点，根本看不出来。
北大，现在的校园是燕大校园。老北大在城里，现在是古迹。沙滩红楼，过去是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我经常去，现在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现在的北大包括燕大。比如侯仁之先生就是燕大的老师。我说的景观是新北大，不是老北大。
我是在北京长大。一进城，先住先农坛，后搬拈花寺、东四六条、铁一号，上学在白米斜街，挨着什刹海。反右运动之后，我家才搬到西郊。
海淀镇，原先是区政府所在，现在区政府搬地方了。这一带有什么文物古迹，大家可以看侯仁之先生的书，看《北京文物地图集》，看海淀博物馆。咱们这一带，有山有水，被皇上看中，是个盖花园的好地方。清代有所谓三山五园，三山是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这三山下面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还有它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每个园里又有很多园。燕园是北大校园，园中有园，园外有园。它东边是清华园，西边是畅春园(属于北大)，北边是圆明园，南边是海淀镇。燕京八景，有三个景(蓟门烟树、玉泉趵突和西山晴雪)在西郊。我记得，香山植物园(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朱德送的一屋子兰花，溥仪特赦后，就在那儿上班。
小时候，从城里去颐和园，去香山，要出西直门。一出西直门，满目苍凉，旷野中立着带龟趺的大碑。沿途，窝头状是老百姓的坟，苍松翠柏围着，是太监的坟。海淀博物馆里的金银珠宝，很多都是从太监墓里挖出来的。中关村，早先叫中官坟，中官就是太监。
西郊这一带，墓地文化特别发达。如梁启超墓在卧佛寺，齐白石墓在魏公村，李大钊墓在万安公墓。万安公墓，名人最多。王国维自沉，雇人力车，出清华西门，奔颐和园，淹死在鱼藻轩，纪念碑在清华，墓在福田公墓。李云鹤(江青)的墓也在福田。我老师的墓就在它前面。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墓在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墓在正福寺。
1949年后，这一带是大学区，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还有八大学院，全在这一带。科学院、军科院，也在这一带。1958―1963年，我住人大林园2号楼(后改6号楼)，1964―1980年，我住中关村北区10号楼，都在北大附近。中关村北区10号楼，楼上楼下都是著名科学家。这片灰楼，现在破破烂烂，不起眼，但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中研院的第一届院士，包括两弹一星的功臣，原来都住这个院。钱三强、何泽慧住14号楼，两口子一直住14号楼，到死都没离开。军科院也是名将所聚。粟裕，百战名将，遭贬黜，在军科院当副院长。彭德怀下台，住吴家花园，就在北大西边。
“文革”，外地造反派是学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是学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是圆明园。清华附中的一帮孩子在那儿聚会，才有了红卫兵运动。北大附中的老兵不叫“红卫兵”，叫“红旗”，资格同样老。假如毛泽东不是把信写给清华附中，而是写给北大附中，那“红卫兵运动”肯定就是“红旗运动”。
我第一次进北大是1966年。我去干什么看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看完，从三角地转到未名湖，眼前刷地一亮。哎呀，天下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校园。我记得，“中央文革”在大操场讲话，灯光惨白。江青哭诉他们家的矛盾。陈伯达说，我的中国话讲不好，请王力同志翻译。这以后，我经常来这儿看大字报。有一首诗，我还记得，题目是《过关》，“万年太久争朝夕，朝夕有时抵万年。子胥过关须发白，白了须发未过关”，不知何人所作，就是抄在大字报上。当时，高校武斗，全是原始武器，北航发过枪，刚发就收回去了。我记得，北大南墙那排楼，墙被打穿。清华、北大架高音喇叭，深更半夜，突然放哀乐，瘆得慌。
我来北大，突出印象是改革开放，一幕一幕，历历在目。我还记得，知识分子哭穷，推倒南墙办商店。哲学系有三个老师办了风入松。后来，中关村成了电子一条街，成了“知本家”的天下。现在，风入松关张，南墙被恢复，知识分子已脱贫致富，课题制的大潮席卷一切，“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潘阆《逍遥词》)。墙外是红尘滚滚，墙内也是红尘滚滚。原来的北大什么样，大家已经忘了。难怪有人说，魂兮归来。
北大最有名，莫过闹学潮。
北大建校百年，百年主要在20世纪的范围里。这100年里，地球上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引发两次革命。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北大发生过三大运动，全跟这个主题有关。离开这个主题讲历史，你什么史也讲不清。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1915―1917年)。
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但不是一般的文化运动，而是弃旧图新的运动。为什么要弃旧图新因为有世界性的大危机。它的大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1918年11月)。这场战争肮脏透顶。如果不是“民主国家”窝里斗，哪有俄国革命(1917年11月7日)没有俄国革命，哪有中国革命
20世纪的风云人物是应运而生，时机很重要。他们多是世纪之交的人，早一点儿是19世纪的“80后”“90后”，晚一点是20世纪的“00后”或“10后”。他们不早不晚，正好赶上这场大危机。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很多是“海龟”，出国取经，不忘父母之邦，不像现在的“海王八”，忘爹忘妈，一去不复返。他们，除蔡元培年纪大(比其他人大十来岁)，主要是19世纪的“80后”“90后”。张政烺先生说，北大教授都很年轻。当时的人，跟现在不一样，结婚早，出名早，死得早，很多人都活不过50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到50岁，就得考虑后事，人生有如压缩饼干。
1.蔡元培(1868―1940)，前清进士，48岁当北大校长，是北大最有名的老校长。他是老同盟会，属于革命党，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杀共产党，他跟老蒋站一边，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拥护国共合作，又跟宋庆龄、鲁迅是一伙，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至今为人称道，但蒋介石最恨这四个字，恨他坐大了共产党。他对这位老同志十分痛恨，骂他一生“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蒋氏日记，1940年3月7日)。其实，蒋氏所恨，正是其光荣伟大之处。
2.陈独秀(1879―1942)，38岁当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一任书记，但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中共领导人，全被国民党杀掉。
3.李大钊(1889―1927)，31岁当北大教授，从照片看，好像年纪很大，其实他只活了38岁。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由他发起。当年，张作霖杀李大钊，没钱下葬，很多北大教授捐了款，就连国民党的老左派汪精卫都捐了1000元。
4.鲁迅(1881―1936)，曾兼课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他呕尽平生血，大骂中国人。中国人骂中国人，日本人爱听，对他推崇备至，但他的话，不是骂给日本人听，而是骂给中国人听。他死后，沈钧儒写了个挽幛，反而称他为“民族魂”。鲁迅不是共产党，但对苏俄好奇，跟瞿秋白是莫逆之交，帮过很多共产党人。他翻过《毁灭》。曹靖华翻《铁流》《第四十一个》，他参与过编校。他对革命，不光同情，而且理解，对它的正反两面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很清楚，革命不是跟“君子”闹革命，而是跟“小人”闹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而是沾血带污。他只活了55岁，没能看到抗战和抗战以后的事。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答罗稷南问，罗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一种是“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后说可能是从前说演义，有人考证，已经走样。冯雪峰回忆，鲁迅对周扬整胡风、黄源很反感，当年就敢顶撞共产党的领导，他的骨头确实很硬。
5.周作人(1885―1967)，33岁当北大教授。抗战期间，出任伪职。战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他14年大狱，后来特赦，人是放出来了，但没去台湾。1949年后，共产党对他很宽大，毛泽东批准，让他在家写作，稿费很高，相当总理、部长级的收入。
6.钱玄同(1887―1939)，曾兼职北大，只活了52岁。
7.刘半农(1891―1934)，26岁当北大教授，只活了43岁。
8.胡适(1891―1962)，26岁当北大教授，54岁当北大校长，他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崇美，反共。反共与蒋介石有共同语言，崇美可不一定。他1949年离开大陆，先去美国，待了很久，后来才被请回台湾。1957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当场遭胡适反驳，原因就在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支持过雷震的《自由中国》。蒋敢抓雷，不敢抓胡，私下骂胡为“狐仙”“蟊贼”(蒋氏日记，1960年10月13日)。胡死，蒋称“暴卒”(蒋氏日记，1962年2月24日)，说是总算“除了障碍”(蒋氏日记，1962年3月3日)。
这八个人，全跟北大有关。他们的共同点只是“新”，后来分道扬镳。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爱国的意思并不复杂，当时叫救亡图存。爱国是救国，又不是打别人。自己的国家要亡了，怎么就不能救一下现在有人说，救亡图存挡了启蒙的道，这叫什么话还有人拿“爱国贼”骂人，简直丧心病狂。美国骂人话，“民族主义”很时髦，那是骂落后国家的落后人，骂他们不该爱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那是家家挂星条旗，爱国爱到发狂。比如美国人连导弹都以“爱国者”命名。他们的反导系统，也叫这个名。“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借口反恐，还立了个“爱国者法案”，明可监听，暗可虐囚。民主投票，到海外打仗，这在美国就叫爱国，谁敢说个不字。
五四健将多是北大在读的学生，比上面那批人，年龄小一轮。上面那批人是老师辈，这批人是学生辈。
1.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康(见北大档案馆的档案记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7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即后来的中文系)，是咱们中文系最著名的革命家。他是洪湖苏区和红二军团的领导人。王明上台后，对他无情打击，撤消一切党内职务。接替他的叫夏曦，几乎把洪湖苏区的高级将领全部杀光。1933年，邓中夏被捕，国民党说，你为共产党卖命，他们把你整得这么惨，你图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的事，患深度杨梅疮的人不配嘲笑伤风感冒的人。他死时仅39岁。
2.高君宇(1896―192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年入北大预科，后入地质系。他写过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只活了29岁，死葬陶然亭，确实如闪电、彗星。
3.罗章龙(1896―199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8年入北大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1930年以“另立中央罪”，被开除出党。“文革”后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顾问。
4.张国焘(1897―1979)，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年入北大预科，后入哲学门。他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长征途中搞分裂。1938年逃离延安，加入军统，最后死在加拿大。
5.傅斯年(1896―1950)，1913年入北大预科，1916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他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1928年创中研院史语所，“史”是以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他是国民党文史之学的组织者和灵魂，咱们中文系出的大学问家。他的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时，中国的考古资源全在国民党手里。1949年，傅氏随国民党迁台，除任台大校长，还兼史语所所长。杜正胜说的“新史学之路”就是“傅斯年之路”，既别于郭沫若，也别于顾颉刚，跟大陆史学唱对台戏。但1949年后，史语所的“史”是“无土栽培”，他们只能炒冷饭，整理大陆带去的老资料，考古资源全在大陆。
6.罗家伦(1897―1969)，1917年入北大外国文学门(即后来的外文系)。他是《五四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五四运动”这个词就是他的发明。清华大学从教会学校改国立大学，他是第一任校长，后被清华师生赶下台。1949年，他也去了台湾。
1945年，傅斯年去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毛泽东夸傅是五四名人，有大功。傅谦言，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指在北京闹学潮)，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因此，毛泽东写了章碣《焚书坑》相赠，曰“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五四”以来，学生分左右，就是一个家里，有时也分左右。左翼跟文学关系比较大，跟学术关系比较小，很多人都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可能像傅斯年、罗家伦他们，依附国民党，办教育、做学问，这是形势使然。左翼史学，郭沫若是代表，他是被通缉追杀，躲在日本，才有可能治甲骨金文。这样的机会太少。瞿秋白很羡慕他(见《多余的话》)。这就是“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注脚。
第三次是“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
日本侵华，东北被占，华北危急。这是又一次历史性大危机。“一二?九”运动，参加者有北大、清华的学生，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包括中学生。他们是20世纪的“10后”，“九一八”事变后入学，比五四时期的学生又晚了一轮。
1.郭明秋(1917―2001)，1935年入北平女一中，北平学联主席。1935年加入共产党。
2.姚依林(1917―1994)，1934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北平学联秘书。1935年加入共产党。
3.邹鲁风(1908―1959)，1933年入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北平学联总纠察。1936年加入共产党。
4.黄敬(1912―1958)，1935年入北大数学系，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1932年加入共产党。
5.孙敬文(1916―1998)，1934年入私立镜湖中学，北平学联总交通。1935年加入共产党。
6.韩天石(1914―2010)，1933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学生会主席。1936年加入共产党。
7.葛佩琦(1911―1993)，1933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共产党。
8.邓力群(1915―)，1936年入北大经济系。1936年加入共产党。
9.蒋南翔(1913―1988)，1932年入清华中文系。1933年加入共产党。
10.周小舟(1912―1966)，1931年入北师大国文系。1935年加入共产党。
这回，蒋介石说对了，上述学生领袖，运动前后，或早或晚，全都加入共产党。他们不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还参加了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蒋败走台湾，痛定思痛，只恨杀人太少，后悔药一直吃到“五四”。其实，这才是挟怨报复。
1949年后，海淀有三所大学最有名：人大、北大、清华。北大偏文理，清华偏工科，是老牌大学。人大偏社科，是革命大学。我是人大院里长大。人大地位很高，正校长是吴老吴玉章。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延安五老之一。它的副校长，胡锡奎6级，聂真(聂元梓的哥哥)6级，邹鲁风7级，资格都很老。但人大建在荒地上，荒草萋萋，坟头林立。胡锡奎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住林园1号楼。只有他在楼下安了个锅炉，有热水通家里。这是唯一的特殊化。郭影秋从南大调来，一定要住平房(当时和现在不一样，是以楼房为贵)。他们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文革”前，人大一直不盖楼，跟北大校园没法比。
1957年，许孟雄骂人大，说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人大整过很多人，问题确实严重，陶铸说是“老大难”，一点儿没错。现在有个说法，人大是“第二党校”“马列主义神学院”，语含讥讽，意思是这个学校很僵化。但人大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整人的人，就有挨整的人，也有为这些人打抱不平，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人。比如胡锡奎，就是整人的人;人大出过三大“右派”：葛佩琦、许孟雄、林希翎，还有邹鲁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是挨整的人;我父亲就是为蒙冤者打抱不平的人。人大、北大、清华都是共产党领导，说好说坏，问题连一块儿。更何况有些人大人本来就是北大人。
其实，人大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里不是讲人大校史的地方。人大的已故前辈，我只举三位，他们都和北大有关。
1.尚钺(1902―1982)，北大学生。1921年进北大，先入预科，后入英语系。他在北大期间，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1925―1927年，他与鲁迅频繁通信，成为鲁迅的追随者。他先入莽原社，后入狂飙社，写过《斧背》《病》《预谋》等小说，是狂飙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年9月，全国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他反而加入共产党，回家乡组织秋收暴动，两度被捕，受尽酷刑。1929年，他在吉林毓文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地下工作，很多后来的抗日志士都出自他的门下。金日成是他的学生。1932年，因路线斗争，他被开除出党，妻子陈幼清在鄂豫皖苏区被杀害。但他不改初衷，仍然从事革命工作，直到1945年，才重新入党(历史问题并未解决，仍然留下尾巴)。1949年后，他在人大讲中国通史，在古史分期的问题上，持魏晋封建论，和我老师一样，属于被中央禁止的一派，历次运动都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妻子阮季在“文革”中自杀。他女儿尚晓援跟我说，他对鲁迅感情很深，当年与鲁迅有冲突，晚年很后悔。1930年，有一天，他在上海大街上偶然看见鲁迅，这是最后一面。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命运对他很不公。
2.邹鲁风，上面提到，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曾名邹素寒，东北辽阳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迁北平，他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他曾通过鲁迅，找党组织，跟鲁迅借过钱。鲁迅日记提到他，是叫陈蜕(地下工作的化名)。他是仰慕鲁迅，才改名邹鲁风。1959年，有个著名的“两校调查团事件”。两校是人大、北大。调查团是奉北京市委之命，调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邹鲁风是团长，张腾霄是副团长。出发前，两校领导(胡锡奎和陆平)曾亲自送行，但庐山会议，毛泽东和彭德怀吵起来，反左改反右，邹被北京市委和人大、北大抛出，当替罪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处分是调到北大当副校长。他是在北大任上自杀。他的死，说法很乱，有人说他是在未名湖自沉，不对。谢冕、孙玉石、洪子诚有个对谈，孙老师说他是在燕南园66号上吊，也不对。其实，他是在我家前面那个楼服安眠药自杀。小时候，死人的事很少听到，熟人死，更是几乎没有。他儿子是我的同学。邹的死对我震动很大。
上面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革命者是殉道者，下场往往很惨。你要投身革命，就要准备杀头，不光被敌人杀，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杀，升官发财，想都不要想，好处一点没有。毛泽东说“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主要就是讲被自己人杀，自己人整。
读《动物农场》，有一点很清楚，革命和围剿有不解之缘。穷人，本来就穷，围剿就更穷。自己人整自己人，也和被围有关。革命是群众运动，得于群众运动，失于群众运动。和平环境下，一个单位里都妇姑勃谿，更何况战争环境乎!
整人的原因是什么，要从历史环境探讨。内因和外因都值得探讨。
楚围宋，华元有言：“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左传》宣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何其残忍，然而其过在楚不在宋。我们要知道，即使冷战也是战。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思想渗透，弱势被强势包围，没有安全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句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对这段历史有他自己的描述，大家可以找来看。他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暴民造反”等于共产党斗地主资本家，迫害知识分子。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陈诗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那阵儿，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他说的机会是什么，你们猜猜看。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出长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张先生，说说他和前两位有什么不同。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在北平长大。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同，不是全面向右转，而是全面向左转。世界上的大学者、大文豪和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他生活在北平，受时代风潮影响，思想左倾，同情革命，再正常不过。他大哥张光正(何标)和同学温景昆(南开教授温公颐之子)对他影响最大。1945年，张光正去晋察冀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员。
张光直是1946年12月31日随父母去台湾，当时才15岁。他到台湾不久，1947年2月28日，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让他碰上了。台湾人反对国民党，殃及外省人。他在《番薯人的故事》中回忆过那一天，远处传来枪声，他的外省籍同学在街上被暴打，血流如注……接着，有一天，“有一个国文老师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扮演了没想到的角色”，这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生从事革命的白族诗人罗刚(罗铁鹰)罗老师(1917―1985)。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北平。当时，台湾的民主运动与大陆的民主运动是此呼彼应，国民党风声鹤唳。蒋介石第一次尝到他的对手曾经尝到的滋味，被人围剿的滋味。4月6日，国民党到台大抓左翼学生，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为著名的“四六”事件。被抓学生相信，名单是由他们的校长傅斯年提供。他是中学生，也在被抓之列。获罪原因恰好是“北国来信”，他与温景昆的通信。他被国民党抓起来，蹲了一年大狱。50年后，他把他埋藏心底的故事总算写出来。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番薯人的故事》。此书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不仅记载了同狱的21个“匪嫌”，还见到过金门海战(台湾叫“古宁头大捷”)的“共军俘虏”。他提到的“刘团长”(刘天祥)，大陆一直不知下落。这个“死亦为鬼雄”的铮铮铁汉，就是靠了他的笔，才留下最后的身影。狱中的“好人”让他刻骨铭心。
出狱后，1950年，他考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他说他之所以考这个系，目的就是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1955年，带着人生困惑，他去了美国。李济盼他学成回台湾，他却选择留美国。罗泰说，这一选择不知是不是与他的牢狱之灾有关。李光谟则推测，也许是为了日后与大陆合作。
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是1975年5月，离开北京已经29年。他是随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访华，既是为了学术交流，也是为了看望故人，更大愿望是看望故人。这以后，他多次回北京。1980年，他终于见到他大哥。1982和1983年，他在《秋水》杂志(波士顿地区的华文杂志)上写过三个短篇小说，都是写他回大陆看故人。
《杨老师》是写他在台北建国中学上高中时的老师，原型是上面提到的罗老师。罗老师回大陆，曾在上海军管会工作，后回云南。肃反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打成右派，他在台湾的革命经历换来的是“敌特嫌疑”，“文革”遭罪，老婆离婚，跳楼自杀，摔成残废。
《孙在芳》是写他的小学同学。这所小学是日本人办的。“孙在芳”的原型是《番薯人的故事》提到的管彤芬，文化汉奸管翼贤的女儿。她爸爸任伪职，被同学耻笑，她说，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和我弟弟是不是跟小日本好。后来她参加了共产党，专门负责送情报，大冬天里，天天在冰水中渡河，落下一身病。1949年后，她爸爸被枪毙，弟弟自杀。“孙在芳”临死前，“我”去看她。病榻上的她，骨瘦如柴，面带微笑，一点不怕死。
《王恢与李继禹》是写他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初中时的同学。书中的“我”和“老张”是台湾人，后来去了台湾。“王恢”和“李继禹”是北京人，后来投身革命。“李继禹”，“文革”被打断双腿，想不到献身革命，反而成了革命对象。有一天，“我”在台湾撞见“王恢”。原来他早就潜入台湾，不幸于“四六”事件被捕，受尽酷刑，出狱后，靠摆摊算命过日子，下场很惨。“老张”“王恢”和“李继禹”的原型是谁，我不清楚，反正是代表了两种选择，选择革命都倒了霉。
他的3篇小说，主要人物都是台湾说的“共匪”。他本以为，这些人都是革命功臣，现在至少也是“中级以上的干部”，万万想不到，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惨，而且让他更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无怨无悔。张先生笔下的“小人物”说明了什么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故人，凡是参加革命，凡是留在大陆，凡是跟了共产党，活该倒霉。相反，张先生在美国，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肯定最幸福。但张先生怎么看呢，你猜猜看。
在小说《杨老师》中，“杨老师”的儿子“杨强”写信给“我”，痛说他爸爸遭受的种种苦难，说他执迷不悟，这一辈子全白活了。“杨强”的原型是罗刚之子罗鸣(已去世)。他说他是学物理的，最近有惊人发现，要“我”帮他在美国发表，没准能得诺贝尔奖，“那时我要向美国的朋友，向全世界的朋友，控诉中国×××的×××暴行”。“我”很悲愤，不知如何作答。最后，他这样说：
照来信说，杨老师自1957年来遭受了不少磨难，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并不觉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费了。也许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没有目击他的磨难，却在30多年以前与他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我说快乐并不是因为天下太平，生活如意，而是因为我们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斗争着，并且还相信在这个斗争上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而一旦胜利，黑暗便消灭，太阳便上升，天便亮了。杨老师比我还幸福，因为他更进一步地经历了天亮的过程，而我却一直停留在旧社会里面。你的父亲为了理想而奋斗，而且进一步目击了那理想的实现。你可曾想过：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几个人有过这种幸福的经验呢他这一生显然是没有浪费了的，我们应当替他高兴才是。
在这封信中，他把革命者比作虔诚的基督徒。他说：
基督徒如果生时虔诚，死后一定能进天堂吗，这个问题自我们无神论者看是不能回答的。其实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问题恐怕便多了。谁能保证死后的审判一定是公正无私的呢万一我们竟发现人间的黑暗也被带入天堂，而死后面临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竟然有托人情、走后门、拉关系这种情形发生，那么虔诚的教徒会作何感想呢
1948年的革命者和教徒之不同，是他们有目击天亮以后的福气——也可以说是有目击天亮以后的不幸。
最后，他把这样的话留给杨强：
在《王恢与李继禹》中，他并不认为，在北京同学的四人中，去了美国的“我”才最幸福。相反，他以自嘲的方式，借别人的口，向自己发问，在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无论为台湾，还是为大陆，你都做了什么？“我”很惭愧，无言以对。
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张先生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学作品，让我非常感动。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不是当文学读，而是当历史读。它让我想起我的北京，想起我执教28年的北京大学，想起我生活其中的上一个世纪。
这100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宛如昨日。它不仅对我们的父辈是轰轰烈烈，对张先生是魂牵梦绕，对我也是挥之不去。
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有如大树飘零。
历史就在你的脚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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