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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9福建
1都城名士，山林玄僧——支道林
【人物简介】
【生平事迹】
出家初入名士圈
支道林本姓关，河南人，幼年随南渡的家人离开祸乱横生的北方来到江南。因家中世代信佛，他又聪明灵透，所以很早就悟到非常之理。他曾隐居在余杭山中，钻研经书，数年之后，便卓然独拨，见解出众。二十五岁时，他剃发出家。
融合神理名流叹服，开创玄佛结合
支道林为人大方，升座讲经，只标举大义，辞章文句就不免有所遗落，拘守经文者便讥讽他鄙陋无知，谢安却极力称赞：“林公说法，正如九方皋相马一样，只看其骏逸与否，而忽略其毛色是黑是黄。”支道林与诸人谈学问，妙语如珠。
支道林虽是僧人，对《庄子》却精熟无比，《庄子·逍遥游》一向被认为难解，名士们钻研体味，总不能超出向秀、郭象的水平。这两人以为，万物各任其性，各当其分，无论是芸芸俗物还是圣贤，是有待于外物还是相反，都是逍遥。支道林以佛理来解释，便卓然独立。他的解释基于英其《即色论》，认为外物没有自性，虽然存在仍然是空，只是人生执着，外物才“有”。那么，只有对外物不起执着之心，顺应外物而又超然物外，“物物而不物于物”，悠然无待，畅游于无穷放浪之境，才能求得至上的满足，才能叫做逍遥。此说标新立异，被称为“支理”。
投身剡山注经
后来，支道林曾来到山阴，讲解《维摩诘经》。许恂为都讲，负责提问，支进行解释。支每讲解一义，众人心满意足，以为许无可再问，等许一发问，众人又鼓掌欢呼，以为支无法讲通。如些往复，最后众人无不嗟叹二人言辞之美，但却对其佛理不大了然，大家都以为心领神会，结果自己一说，反复三两次便乱了。
进驻东安寺讲经
晋哀帝(362—366)即位后，两次派使者请他到京，他便走出山林，重入繁华的都市，在纷乱的红尘中迎来送往。他住进东安寺，讲解《道行波若》，朝野士庶无不叹服，以为法师在山中修炼多年，果然面目一新。
再回剡山，寿尽归林
许多年以后，高士戴逵经过他的坟墓时，不由感叹道：“善言尚未传远，坟间树木已合抱粗。但愿林公绵绵神理，不与寿数同时消尽!”他抬头，见树间一只鸟飞向林中。
【作品及成就】
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不错。《广弘明集》收录他的古诗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带著浓厚的老庄气味。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过《般若》。後来又经常辩论、讲诵《般若》。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论》。此论已经亡佚。
他又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并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原书已经亡佚，但由书名推测，一定也是解释《般若》的作品。此处还有《圣不辩知论》、《辩三乘论》、《释蒙论》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但原书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记集》卷八还保存著这部书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过禅学，撰写过《安般经注》及《本起四禅序》。又曾致力於《本业经》，《出三藏记集》收录他的《本业略例》、《本业经注序》。又曾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他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八卷，加注说∶《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就都作两卷了，可见此书缺佚已久。
《支遁集》收录支遁各种形式的诗作(诗、铭、赞并序)共38首(上卷18首，下卷14首，补遗6首)，为现存支遁作品中数量最多者。如果说《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最能完整地反映支遁的佛学思想，那么其诗作便最能表现支遁的思想风格，这与魏晋玄风和支遁名僧名士的身份是相应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支道林以“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立论，创立了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尽管他对般若学说的“性空”内涵理解得不够透彻，所创“即色”理论受到了后人的批评，作为即色宗的首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支道林就是这么一位出入于佛、玄之间，左右逢源的文化名人，说他是精通玄理的出家人，或者身披袈裟的玄谈家，都不过分。
【后世评价】
支道林死后，无论是佛学界，还是玄学界，都对他极尽颂扬之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支道林谈玄”，反映了一种时尚，一种历史现象。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亦玄亦佛、玄佛合流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我国以儒学为主体，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玄学)，逐渐掺入了佛学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表明来自印度的佛教，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熏陶和改造下，渐渐擅变为中国佛教。所以，支道林谈玄，在中国文化史上所体现出来的深层涵义，是切不可轻视的。以中国思想来理解佛教或赋予佛教某种中国化的形式，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必要手段。佛道渗透、佛玄交融本为魏晋时期思想环境的一大特点，就禅学而言，支遁以中国化的形式对佛教禅学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并通过其实践提高了禅学的地位，扩大了禅学的影响，这就是支遁禅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2取经第一，佛教革新——法显
自小出家志坚贞
法显本姓龚，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不畏艰险西取经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新疆若羌)到了茑夷国(新疆焉耆)。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茑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茑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新疆和田)。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达、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逝。
晋义熙元年(405年)，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教经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佛)像，住了两年。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到达了狮子国(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译经著述传后世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译《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
3译经大师，三论之祖——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4-413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新疆库车县)。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另说还有义净(635—713)并称为四大译经师。
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西安西北)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时称“四圣”。
家世勋烈化行西域
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本是天竺婆罗门，出身望族，为了躲避相位而出家，并远投龟兹，被龟兹王奉为国师。龟兹王之妹有必生贵子的体相，西域各国争聘，均不应允，却倾心于国师。龟兹王于是强迫鸠摩罗炎还俗，与王妹成亲。
传说罗什七岁时，其母出游，见乱坟场中枯骨散落，于是要求出家，探寻生死之真相。她七日滴水不进，命悬一线。家人违拗不过，只好同意。
罗什也在此时同母亲一起出家，并游学西域诸国，学习佛教义理和修行方法。年纪还小的罗什此时已经名震西域了。他12岁时在沙勒国参学，沙勒王即专为他举行大法会，请他登高座讲经。随后在游学途中，罗什又论败了一位著名的外道，更加声名远播。20岁时罗什在龟兹王宫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龟兹王特为罗什建造一个金狮子座，并铺以大秦锦褥，请他登座说法。当时的西域各王不仅尊崇佛法，而且仰慕罗什的神采，每年前来听罗什讲法时，都伏身在法座前，甘为罗什当阶梯，请他踩肩上座说法。
灭国而迎颠沛平生
龟兹被攻陷后，吕光虽然寻得罗什，但他并不信奉佛教，屡屡戏弄罗什取乐。一次行军途中，吕光在山下驻军，罗什劝说那是凶险之地，应当移到高地，吕光不听，结果半夜暴雨骤下，洪水泛滥，死伤数千。此后几次罗什的预言一一应验，吕光才有所收敛。他们回国，刚走到凉州，就传来了苻坚被姚苌所害的消息。于是吕光就留在凉州，自己称霸。吕光父子虽然并不学习佛法，但是畏惧罗什的才能为他人所用，所以也绝不放他回到龟兹或送去关内。从此罗什被羁困在凉州长达17年，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时光缓缓地流逝。
焚身存舌义契佛心
羁留凉州的光阴，虽然阻碍了鸠摩罗什的修行及弘法，但是也成为他充分学习汉语的好时机。到达长安后，从弘始四年(402年)开始，通晓佛学、西域诸语、梵语和汉语的鸠摩罗什在姚兴、公卿和僧徒的拥助之下开始翻译佛经，讲解经典，培养弟子，开一代之风气。
罗什译经不辍，直到后来死于长安。圆寂之前，他发出誓言：“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姚兴在逍遥园为他举行了毗荼仪式，以火焚尸，烟销骨碎，但是柔软的舌头却没有被烧毁。
罗什一生命运坎坷，而且当时汉地的佛教水平和接受能力还相对不足，也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充分发挥。曾有熟悉罗什的外国沙门说，罗什译出的经典，还不到他所精通的十分之一。鸠摩罗什赠友人的一首诗或许是他一生的最佳写照：“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鸠摩罗什译有《中论》、《大智度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华手经》、《成实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经》、《坐禅三昧经》、《弥勒成佛经》、法华经《弥勒下生经》、《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佛藏、菩萨藏等等。有关翻译的总数，依《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有三十五部，二九七卷;据《开元录》卷四载，共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
后来，鸠摩罗什只著有《实相论》二卷，以及注解《维摩经》，他的文辞婉约清丽，不待删改而文采斐然。曾与庐山慧远书信答问，后人特将他回答慧远问大乘义十八科三卷，辑为《大乘大义章》。
从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而言，可知他致力弘扬的，主要是根据般若经类而建立的龙树一系的大乘中观思想。他所译出的经论，在我国佛教史上，带来巨大的影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后来道生弘扬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代吉藏而集三论宗之大成。因此，鸠摩罗什被尊为三论宗之祖。三论再加上《大智度论》，而成为四论学派。此外，《法华经》，是天台宗的绪端;《成实论》，为成实宗的根本要典;《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的依据;《弥勒成佛经》，促成弥勒信仰的发展;《坐禅三昧经》，促进菩萨禅的盛行;《梵网经》，使我国能广传大乘戒法;《十诵律》，是研究律学的重要典籍。……鸠摩罗什在佛教史上，承先启后，功不可没。
4一世祖师，传奇人物——菩提达摩
身世师承
达摩的身世，后世传说甚多。他的弟子昙林说，他原是南天竺香至王的第三个儿子，后出家为僧。但《洛阳伽蓝记》则记载他是西域波斯国人。
达摩在南北朝刘宋(470-478年)间，乘船来到中国南越地方(今广州)。其登岸处立有“西来初地”一碑。并建有千年古刹“华林寺”(初名“西来庵”。寺内的石塔中藏有21颗释迦佛的真身舍利子)，相传为达摩所建。
根据《楞伽师资记》，达摩至中国后，成为求那跋陀罗的弟子，属于南天竺一乘宗(又称楞伽宗)。求那跋陀罗，义译为功德贤，中天竺人，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后菩提达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徒众。达摩在《楞伽经》之外，又相当重视《般若经》、《维摩诘经》，这可能是他在江南这一带生活，受到江南佛教的影响所致。
渡江面壁
传统上的说法，达摩自海路来到震旦后，闻说梁武帝信奉佛法，于是至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其谈法。由于达摩与梁武帝的佛教理念不合，遂“一苇渡江”止于嵩山少林寺，于寺中面壁九年，称“壁观婆罗门”。在石洞留下《易筋经》和《洗髓经》。他所传授的禅法，在当时受到很大的争议，主要的门徒只有道育、慧可、昙林等人。
传播禅宗
东魏天平三年(536年)卒死于洛滨，葬熊耳山。
据敦煌出土资料，古来作为达摩学说而传的许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说’似乎是达摩真正思想所在。唐·净觉《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达摩弟子昙林记录而传出。据昙林的序文说，他把达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为《达摩论》;而达摩为坐禅众撰《释楞伽要义》一卷，亦名为《达摩论》。这两论文理圆净，当时流行很广。
达摩的禅法，简明深入，展现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真面目，开展了中国禅宗的先声。四行着重在于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按佛教教义苦下功夫。理入属于理论，行入属于实践，即禅法结合教义，也就是菩提达摩的简易禅法。
5智者大师，天台创始——智顗
智顗大师，在中国素有“小释迦”的尊号。智顗一生力弘法华精神及龙树教学，并以中国独特的形式加以体系化。他所提出的“五时八教”，综合佛陀的教法思想和经典内容，在判释经教上被视为最具代表性，而奠定天台宗教观基础。此外，智顗修正南方“轻禅重讲”与北方“轻讲重禅”的弊病，倡遵“教观双运”、“解行并进”的教学，独创依禅观而修行的止观法门，消溶中国几百年来南北方佛教的偏颇。由於他博识善辩，深达禅观，陈、隋两朝都对他相当尊重，陈宣帝甚且敬称他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
祥瑞降诞宿植德本
智顗字德安，俗姓陈，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祖籍颍川(许昌)，后迁移到荆州(湖南)华容县。父亲陈起祖，为益阳县的散骑将军，骁勇善战，博通经传;母亲徐氏，勤修齐戒。
智顗善根启发甚早，自幼即合掌而眠，并且面西端坐。长大后，每见佛像则顶礼膜拜，遇出家人则恭敬仪止。七岁时，智顗常常前往寺院道场，师父见他才情殊特，便口授《普门品》，才教一遍，智顗已能背诵。
十五岁那年，因逢梁末兵乱，亲属分散流离，智顗深感荣华富贵难以长久，亲人受别离苦却转身感受，便在长沙的佛前发大愿心：“志愿出家修道，以荷担如来正法为已任。”次日，智顗雕刻檀木佛像一尊，早晚课诵礼拜，精进不断。后遭双亲往生的智顗，服丧之后，便向兄长告别，寻师访道而去。
因缘所成同听法华
智顗离家后，北度到硖州投靠舅父。十八岁那年，礼湘洲果愿寺沙门法绪出家，学习十戒道品律仪，后又到北方慧旷律师处学律。二十岁受具足大戒。
其间，智顗曾到大贤山诵读《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才二十余日便能究竟其义。同时，又进修方等，忏心净行，常感得胜相现前，此后，身心便觉融畅清净，日中舒爽轻利;受具足戒后，精研律藏，常在禅悦法喜之中。
智顗求法心切，却苦於江东之地无良师可请益，而听说南岳慧思禅师南下光州大苏山，於是甘冒陈齐边境刀兵之险，在陈天嘉元年(560年)来到慧思禅师座下。甫顶礼毕，慧思便说：“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接着为他开示普贤道场，讲四安乐行。智顗遂在此修法华三昧，晨昏精进。如此经过三日夜，在诵到《药王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时，智顗顿感身心寂静，豁然入定，亲见灵山一会，证入法华三昧。得慧思禅师印可后，慧思更为他开演教法。开悟后的智顗，身心焕然，有如华开，慧思因而叹言：“非尔弗感，非我莫识。此法华三昧前方便也。”从此，慧思便常命智顗开设讲筵，智顗亦不负所望，辩若悬河，舒卷之际，条理自存，听讲者无不信服。
判释经教安居天台
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智顗三十岁，在慧思禅师游岳后，智顗便率领法喜等三十余人前往陈都金陵(南京)弘传禅法。不久，受请移驻瓦官寺，这期间，智顗开讲《法华》经题，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天台宗教观双美的基础。著名的“九旬谈妙”，也是在这个时候。智顗在瓦官寺停留八年，除了讲说《法华》经题，另讲说《大智度论》、《次第禅门》等，并且撰写对后学影响颇巨的《六妙门》。当时的高官显要，如金紫光禄王固、侍中孔焕、仆射周弘正、徐陵、尚书毛喜等人，都对智顗相当尊重，也时常前往瓦官寺听闻佛法。甚至江南一带的法师大德，也率众前来问道参禅，法席之盛，空前未有。
陈太建七年(575年)九月，智顗离开金陵，来到天台山与定光和尚相遇。和尚问智顗，是否记得当年山头摇手相唤之事大师惊异之余，恍然明白前梦乃是有所因缘，因而感应相通。谈论之间，钟声响彻满山，和尚表示钟声为召集有缘人而响，因此建议智顗驻足於此。於是智顗在定光和尚居住之北寻得一块胜地，在此创建草庵，种植松果。太建九年，帝敕赐“修禅寺”之号，率后妃从智顗受菩萨戒。
帝王请法道成返乡
陈朝灭亡后，智顗率门人亡出金陵，栖止庐山。
智顗停留在扬州期间，度众无数，所获布施供养之物，多达六十余种，全数回施悲敬双田，祈愿国家昌盛，福德繁增。五十六岁那年(开皇十三年)，智顗回到故乡荆州，在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开演《法华玄义》，次年说《摩诃止观》，天台三大部，於焉完成。
悠然舍报教观双美
智顗於开皇十六年(596)启程返回天台山，其间履行忏法，更发誓愿：“若於三宝有益，当限此余年;若其徒生，愿速从化。”不久便告知徒众，世缘将尽，并嘱咐弟子在坟墓外另立白塔，愿瞻礼者发菩提心。仍为大众讲授《观心论》，并且积极设计寺院的蓝图。
不久，智顗病倒，吩咐弟子智越前往石城寺洒扫，他将於彼处之佛前命终;待他命终后，将其衣钵具等分为二分，一分供奉弥勒菩萨，一份拟作羯磨。然后敷床於东壁，面向西方，专心持念弥陀及观音圣号。
晋王杨广为追悼恩师，铺设千僧齐，兴工建筑未竟之寺院，初名天台寺，隋大业元年(605)赐额“国清寺”，后来成为天台宗根本道场。
智顗驻赐天台山期间，以讲授《法华经》为主，故天台宗又称为法华宗。他的三谛圆融、一心三观、六即佛、一念三千等教义，开出中国佛教思想的灿烂花朵，而五时八教释判佛陀一生弘化的教法，更成为中国佛教判教的主要思想。
智顗弘法三十余年，其著作小部分是亲自撰写的，大部分由弟子灌顶随听随录整理成书。
其中，尤以《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最为宏要，世称“天台三大部”，面《观间玄义》、《观间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则称为“天台五小部”。
智顗在近四十年的弘化活动中，建寺度人，建寺三十六所，度僧无数，传业弟子三十二名，著名者有灌顶、智趣、智璪等。其声望之高，影响之大，在陈、隋两代，似无人可与他比。
智顗的著述，建立了天台一宗的解行规范。力倡定慧双修、止观相成、教向与观心并行，化解南北偏废之争，形成天台宗教观双美的特点，树立中国独特的天台教学，成为中国天台宗的祖师。他的特点在于教观双运，解行并重。在发挥《法华经》的要旨方面，他以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判释释迦一代时教，用五重玄义解释经题，述为《法华玄义》;以四释(一，因缘释;二，约教释;三，本迹释;四，观心释)诠经的文句，述为《法华文句》;以一心三观、十乘观法开显圆顿止观法门，述为《摩诃止观》。他的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
智顗有首创精神，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先以《法华经》为主建立了天台宗。紧随其后不久，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相继建立。宗派的建立，标志着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智顗创立的天台宗，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传到朝鲜和日本，至今盛行不衰。
6饮誉华夏，西游美名——玄奘
早期生活
618年隋朝灭亡。玄奘提议长捷法师一同前往唐朝首都长安参学，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建议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西行求法
玄奘感到多年来在各地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宗(后并入法相宗)、地论宗两家有关法相之说多有乖违，因此渴望得到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融汇贯通一切，于是决心前往印度求法。因得不到唐朝发放的过所(护照)，所以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629年，玄奘毅然由长安私发，冒险前往天竺。经过高昌国时，得高昌王曲文泰礼重供养，复欲强留奘师以为国之法导，奘师“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遂与奘师结为义兄弟，相盟自天竺返国时更住高昌三载受其供养，讲经说法。离开高昌后，奘师继续沿着西域诸国越过帕米尔高原，在异常险恶困苦的条件下，以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天竺。
在天竺的十多年间，玄奘跟随、请教过许多著名的高僧，他停留过的寺院包括当时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他向该寺的住持，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与其余经论，戒贤是护法的徒弟，世亲的再传弟子。在贞观十三年，他曾在那烂陀寺代戒贤大师讲授《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此后，玄奘还徒步考察了整个南亚次大陆。
学成以后，他立真唯识量论旨，在曲女城无遮辩论法会上，等待十八天，结果无人敢于出来辩难，他因此不战而胜，名声鹊起，威震全天竺，被当时大乘行者誉为摩诃耶那提婆(亦即“大乘天”，被小乘佛教徒誉为木叉提婆，亦即“解脱天”)。
翻译经文
玄奘依翻译佛典与对经文的阐释而开创了中国法相唯识宗，其学说却深深地影响了其他诸多宗派。奘师一生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目前学界流行说法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为中土一切译师之最。
凤栖原野
龙朔三年(663年)十月玄奘译完最后一部佛典《大般若经》之后感慨说∶“向在京师，诸缘牵乱，岂有了日”玄奘于麟德元年二月六日甲申子时(664年3月8日)圆寂，最初葬于白鹿原云经寺;669年，改葬于少陵原(又称凤栖原)，建有舍利塔，并在此兴建兴教寺。
创立学说
①五种姓说。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五种姓说，即把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认为根据人的先天素质可以决定修道的结果。玄奘在此总赅印度诸家的学说，对五种姓说作了系统的阐述。
②唯识论。玄奘及其学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皆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谓“唯识所变”。最根本的意识称作“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一切“种子”，是宇宙的本源。研究唯识论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识论》外，有“唯识三大部”，即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成唯识论演秘》。
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学系中就十分发达。世亲之后，经过陈那和护法的发展，因明和唯识学说就紧密地结合。玄奘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识量”。回国以后，除翻译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对因明辩论、论证的性质作了精细的发挥，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翻译佛经传播学说
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
《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载了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8、9两整卷的篇辐。卷12记载了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尽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届、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7名扬海外，禅宗六祖——惠能
先悟佛道，后入佛门
六祖惠能三岁丧父，家境贫困，迁居龙山山麓结舍打柴，靠卖柴养母，有一天，他负薪至筠城金台寺前，闻有人诵经，便问此是何经从何而来诵经者告知惠能，此是《金刚经》，是从黄梅五祖弘忍大师处传来。惠能闻经开悟，感悟佛法，从此对经便结下深深佛缘。二十四岁那年，他决定离开故乡赴黄梅礼见五祖弘忍，入门求佛，以求从五祖弘忍处参学《金刚经》。
惠能几经艰辛跋涉于龙朔元年(661年)到达湖北黄梅东山东禅寺，拜五祖弘忍和尚为师。弘忍见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惠能说：“我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如何堪作佛”惠能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我只来求佛，不求余物”，惠能出语惊人，弘忍知来者不凡，根基深厚，智能过人，遂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惠能因身材瘦小，腰系一块60多斤重的石块增加体重，一脚一脚地踏碓舂米，在艰辛的劳动中“渐悟”佛性。惠能出家求佛，不同于其他出家人，因某种原因而入空门，然后在师父的传教后才明佛法。惠能是先悟佛道，后入佛门。
先成佛祖，后削发为僧
仪凤元年(676年)正月八日，大唐盛世，时逢大运，教派争端平息，出山弘法机缘俱足，四十岁的惠能即从怀集至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有二僧辩论风吹幡动，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惠能便插口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大家听了为之惊诧。印宗法师契悟询知是禅宗法嗣，即拜为师。集众在法性寺内菩提树下为惠能剃发，请名德智光禅师等为他授具足戒。自此开辟佛教南宗，称“禅宗六祖”。
下下人有上上智
传佛心印，不传“衣钵”
《坛经》记载，五祖在传位给惠能时说“昔日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传，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古之佛传，惟传本体，师今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五祖还说：“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此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从五祖传位给惠能的嘱托中，清楚反映了达摩以前是传佛心印，但达摩初来中国时，很多人不了解，所以要用衣钵作祖位圣物的象征，从达摩把衣钵传给慧可(二祖)至僧灿(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惠能(六祖)的历次接法，均发生不少不尽佛意的事端。因此，五祖特别强调惠能今后传位不要再传容易引起争端的信物——“衣钵”。而是要传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谁能自悟自解佛法的都为佛。六祖惠能按五祖的旨意，只传心印，不传衣钵，避免了为接法产生不必要的事端，结果使得佛禅光大于世。唐朝惠能至今，只有六祖再没有七祖八祖……。虽然表面上好象祖位失传，但实际上佛法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相反佛法兴盛，惠能所弘发的禅学理论，使禅宗“西传”，信徒“东往”，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东南亚各国、日本、斯里兰卡和北美、欧洲大陆，至今仍有众多信徒。
落叶归根身归曹溪
六祖一生精深持戒，苦修佛道，法施有间，德惠神州。他对生死，了悟自如。参透未生时，谁是我已生时，我是谁人生难得，佛法难求，他深知将要圆满人生，所以在他将要谢世之时，叶落归根四报恩——报父母恩、报师父恩、报国家恩、报众生恩。延和元年(712年)七月，惠能命门人回新兴国恩寺建报恩塔，次年夏末落成。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初八，惠能带领门下回到新兴国恩寺，同年八月初三晚上子时，嘱托一切后事，像平常参禅入定一样安祥圆寂于国恩寺，世寿七十六岁。惠能圆寂后，其真身不坏，被运回韶州(广东韶关)曹溪，其门人裹综涂漆，保持其生前形像。其肉身像至今还保存在南华寺，供奉在灵照塔中。时过1290多年，六祖肉身法像仍完好地留在世间，是为我国最圆满、最珍贵的肉身高僧法体。
禅法
惠能的禅法以定慧为本。他又认为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他说自心既不攀缘善恶，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因此，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就是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动作云谓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
惠能又曰“先立无念为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谓无念，即虽有见闻觉知，而心常空寂之意。“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人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皈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皈依。”
典籍阐述
惠能曾告戒僧侣法达，不要错解法华经中意义。神秀把佛教理论“戒、定、慧”解释为：“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而惠能则另有不同解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然而，惠能亦一再强调“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所以认为顿渐只是假名，佛法只为一乘法，“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经典作品
惠能圆寂后，其弟子们将其经历和言论录整理成《六祖坛经》，简称《坛经》，是禅宗的经典。坛经分为十品，经中讲述惠能的生平、拜师学道、开示公案和临终嘱托等。坛经中提到南禅宗：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佛教史上，按照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称作“经”，但是根据六祖慧能大师讲授的佛法精华汇编的《六祖坛经》，却是绝无仅有的一部被尊称为“经”、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可见慧能大师和《六祖坛经》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中土人的著述，被称之为经的，唯惠能禅师一人。
佛教文化发展
惠能在宝林寺30余年，悉心传道，弘法不辍。他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提倡不立文字，弘扬“顿悟”，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笈，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与“北宗”相比较而迥然不同的独特风格。由于惠能的弘法，“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并取代了“北宗”在禅宗中的主导地位，而各地投奔在惠能门下治学的门徒数以千计。其后，他的弟子集录其讲经的要义，编纂成《坛经》一册。该书反映出惠能对传统佛教教义作重大改革的思路，是禅宗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从而对中国哲学与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承门派
惠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后来各派禅师建立门庭，影响极大。在他圆寂后，他的弟子传承禅法，形成南北二宗。北宗即是荷泽神会门下，称荷泽宗。南宗则以南岳怀让门下的洪州宗，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的石头宗为代表。
惠能禅法在北宗荷泽一派的推动下，取代了原先北宗神秀一系的地位，成为禅门正宗，但荷泽一派因后继无人，在唐末衰亡。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反而是南宗门下。南宗门下，后来形成河北临济宗、江西曹洞宗、湖南沩仰宗、广东云门宗、江苏法眼宗五宗，即“一花开五叶”。后来，法眼宗远传于泰国、朝鲜;云门宗、临济宗更远播欧美。在中国、日本，则是临济宗、曹洞宗两宗最盛。
人称第二释迦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交汇融通的第一人。
8丈量地球，密宗领袖——一行
青年学识渊博而闻名
密宗领袖
一行在京城，一方面参加译经，一方面就是从事他的天文方面的科研工作。《佛祖统纪》说一行“传密教于金刚、无畏”，向这两位传播不同密法的大士学习密法。《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讲到善无畏时，也记一行等人曾参预善无畏的译事。一行参预译《大日经》是在开元十二年(724)，次年写成《大日经疏》，此《疏》，是一行请善无畏阐释《大日经》义，由一行记录并发挥而成的，所以说这部《疏》体现出善无畏和一行的两人思想。据《宋高僧传》，一行又向金刚智学习《陀罗尼印》。金刚智又为一行设坛灌顶，一行还要求金刚智翻译金刚界一系的密法，于是在开元十一年(723)金刚智组织翻译《瑜伽念诵法》、《七俱胝陀罗尼》，一行为笔受。一行又拜不空为师，不空在其《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诀》中说到，“开元七年，至于西京，一行禅师求我灌顶”。所以，一行的密法兼承胎藏界和金刚界两种，而能融为一体。本来胎藏界之理和金刚界之智也是合而不二的，两者的融合才构成完整的整体。
重新制订历法
制造仪器和观测
一行主张在实测的基础上编订历法。为此，首先需要有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他于开元九年(721年)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设计黄道游仪，并制成木模。一行决定用铜铁铸造，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完成。这架仪器的黄道不是固定的，可以在赤道上移位，以符合岁差现象(当时认为岁差是黄道沿赤道西退，实则相反)。
后来，一行和梁令瓒等又设计制造水运浑象。这个以水力推动而运转的浑象，附有报时装置，可以自动报时，称为水运浑天或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一行等以新制的黄道游仪观测日月五星的运动，测量一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发现这些恒星的位置同汉代所测结果有很大变动。
主持天文大地测量
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越南河内)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当时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度的林邑(越南的中部)等十三处，超出了现在中国南北的陆地疆界。这样的规模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测算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得出大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这实际上给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由于对唐尺数值的大小，人们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故评价一行这次子午线测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计结果是，一行的测量值与现代值相比，相对误差大约为11.8%。
国外最早的子午线实测是在公元814年，由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约783—850)参与组织，在幼发拉底河平原进行了一次大地测量，测算结果得出子午线一度长为111.815公里(现代理论值为110.6公里)，相当精确。但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制定《大衍历》及制作黄道仪
黄道仪仿天的形状而制成圆球形，铜铸，上面标有星宿、赤道及周天的度数，由水力推动其旋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在天外别置二轮，上面铸有日月，也能转动。以木柜为地，放在木柜子中，天球的一半在柜外，一半在柜中，又做两个木人，分别在木人前置钟鼓，每到一刻就自动击鼓，每至一辰则自动撞钟。这里面使用了齿轮系统。当时都称这一制作为奇妙神功，玄宗下令将它放在武成殿上让百官参观。但后来因为生锈，转不动了，就收藏在集贤院。
一行于开元十五年(727)十月去世，玄宗亲自撰塔铭，谥一行“大慧禅师”号。
一行的著作，以《大日经疏》为其密教思想的代表作，《大衍历》为其历法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在一行死后的第二年由玄宗诏令编成而正式使用的，称《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
一行的《大日经疏》把《大日经》中一些隐含的意义都解释出来了，其中对一些教义的阐述，结合了佛教各宗如华严、天台、净土、唯识及儒家的观点，更主要的是该《疏》系统地组织密宗的理论和仪轨，因此对于密宗来讲，本《疏》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一行作为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佛教高僧，一行传承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在密宗史上的作用，不只系统组织密教的教义教规，也把两大部融合起来。集科学家与高僧于一身这个特殊身份本身，也说明佛法和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融性。
9僧界狂人，草书之圣——怀素
生于浓厚文化气氛环境
怀素幼年出家，依止于伯祖惠融禅师，惠融禅师亦醉心书法艺术，他俩人的书法艺术远近闻名。人称他们为“大钱师”、“小钱师”。
怀素的叔父钱起是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的著名诗人，有“才子”之美称，曾任翰林学士，官至考功郎中。时任金吾兵曹的邬彤，钱塘人，也是唐代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他的《金刚经》、《尊胜经》等书法作品，至宋代仍有人珍藏。
芭蕉叶苦练字，成就狂草之圣
怀素早年苦于无钱买纸，曾将一个漆盘和一块方形木板专门用来练字，随着岁月的流逝，木板和漆盘都被写穿了底，写秃了的笔头堆积起来，就像当年智永禅师的“秃笔冢”，垒得犹如小山一般。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效法古人在芭蕉叶上题诗的办法，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特别是芭蕉叶滑润的、不易着墨的特点，促成了怀素后来那种灵动疾速、忽断忽连、乍干乍湿的笔触和点画。
僧界狂人，不受世俗羁绊
精湛的书艺，使得年轻的怀素在家乡湖南一带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被推许为“草书天下独步”。每逢暖日高悬、凉风习习，气候宜人的日子，骚客酒徒总是聚集一堂，摆开笺麻素绢、宣州石砚，准备好粉壁白墙，然后纵酒酣歌、高谈阔论。酒酣耳热之后，怀素总是习惯性地斜倚在绳床上闭目休息一会儿，然后，突然纵身起床，挥笔疾书，如入无人之境。有时趁酒发兴，不仅是粉墙、纸张、素绢，就连衣裳、器皿，也都成了怀素的草书园地，常令观者嗟叹不己，时人谓之“醉僧”。
怀素传世的书迹较多：计有千字文、清净经、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脚气帖、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四十二章经等。
就以上怀素作品加以研究，其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到可分为三种：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他自成一家本领作风，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小草千字文》。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怀素晚年草书又从骤雨旋风转到古雅平淡，与字不相连属，笔道更加苍劲浑朴。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论书帖》，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
怀素的狂草书法大大拓展了中国书法艺术表现力的边界,奏出了雄健昂扬的盛唐之音,其公开表演似的创作过程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所记载。流传至今的《自叙帖》是书法史上狂草第一名作，对后世影响极大。
怀素狂草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瑰丽非凡的华彩乐段，是书法艺术所映射的精神世界的孤品，故极珍贵。后世书家再也未能超越怀素的健劲疾速，所以堪称绝唱。
怪杰出世
姚广孝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由于姚家祖辈事佛，父母决定让他出家为僧，谋口饭吃。
姚广孝出家后，却从师于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向他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还读书工诗，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精通佛、道、儒诸家之学，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
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出家人，倒像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路子，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
洪武八年(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了官宦和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在那里住了四年，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在好朋友宗泐的举荐下，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被选高僧进京。
燕王朱棣的首席谋臣
朱元璋死后，朱棣得到消息，遂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时，却收到了朱允炆派人送来的敕符，让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去。朱棣非常恼火，仍要下令过江。姚广孝赶忙劝阻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虽然心中不满，但还是带兵返回了北平。实践证明，姚广孝的建议在当时的确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朱棣强行过江，不仅有违朱元璋的“遗诏”，闹不好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靖难之役定天下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鼓动下，决意夺取皇位，与侄子建文帝决一雌雄。姚广孝作为燕王的主要辅佐和谋士，不但以自己的谋略使燕王最后下了决心，而且要作各方面细致的准备，其中的练兵和铸造兵器尤为重要。
建文四年五月。燕王朱棣进入京师，终于夺取了明朝的政权，当了皇帝，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成祖，定年号为永乐。
不脱袈裟的政治家
朱棣即位后，姚广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宠信，马上被授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了他的姓，赐名为广孝。太子少师是当时文臣的最高秩(正二品)，是一个实职，由此可见朱棣对他是极为重用的。
姚广孝八十四岁时病重，不能朝见，仍居于庆寿寺。成祖多次亲往看视，赐予金唾壶。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了，并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照僧制安葬于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祭文。
主持永乐大典
作品
主要著作有《逃虚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五卷等。
禅佛哲理
姚广孝诗之另—特色，即诗中有禅佛哲理。诗人写诗，常于现实之此岸世界，吟咏山水，抒情写意。而姚广孝既为禅僧，又作诗人，故诗有禅境，亦有对彼岸圆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观了无法，何有寂与喧”，“竹云时驻影，桂露夕阑香”。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
姚广孝是一位穿着袈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前，姚广孝是和尚;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当和尚，因为这身袈裟为他的政治活动和得以善终做了最有效的保护。他继续当和尚，实质上向朱棣表了一个态度，自己对权势是淡薄的，在政治上是没有野心的。朱棣因而对姚广孝放心了，反而使姚广孝的权势和地位更加牢固，得以安度晚年，善始善终。
世人议论广孝，常以异僧诋毁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劝导且帮助燕王夺太祖嫡孙之位，既违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礼。然而观其终究不改僧相之举，则不能单以纯粹之功利心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