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时约定车辆归属男方换车后拒绝过户
王霞与李兵2008年结婚，婚后生育一男孩。后来王霞与李兵感情不和，尝试挽救也无效，双方便协议离婚。
双方于2014年11月7日达成离婚协议，并约定二人的北京牌照京NZXXXX小客车两年内归男方使用，两年后过户给女方。2015年李兵换了一辆雪铁龙轿车，价值15.39万元。2020年李兵又换了一辆丰田车，价值9万元。李兵两次换车都使用北京牌照京NZXXXX。2017年，李兵将2015年买的雪铁龙轿车的票据给了王霞，并向王霞承诺，离婚协议并不因为换车而发生改变。
离婚时，为了照顾儿子日后在京的学习与生活，王霞和李兵商量着由王霞在两年后使用车辆。可李兵一次次换车后，萌生了拒绝过户的念头。再加上北京牌照申请太困难，李兵玩起了“躲猫猫”。王霞找不到李兵，万般无奈，一纸诉状将李兵告上法庭。
王霞诉称，李兵使用车辆至2016年11月7日到期，但至今未履行过户义务，要求李兵配合办理北京牌照丰田车辆转移登记过户手续。离婚后的王霞需要独自抚养残疾儿子，孩子教育属于特殊教育，需要特殊看护及康复医疗，因未及时过户造成的打出租车等损失12万元，她要求李兵赔偿。如果车辆过户，王霞自愿补偿李兵5万元。
李兵辩称，离婚协议约定的过户车是雪铁龙车，现在已经换成了丰田车，而且是自己购买的，与王霞没有任何关系。王霞对丰田车没有物权权利。车辆转移登记过户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车辆号牌的变更属于车辆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车辆号牌不具有给付或者变更的金钱价值。离婚约定的是雪铁龙轿车，不是牌照，约定牌照归属也属于无效约定。另外，王霞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协议约定的两年到期日为2016年11月7日，诉讼时效应计算至2019年11月6日，王霞2020年起诉显然已过时效。
合理确定价值阶位优先保护牌照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李兵2020年购买的丰田车，不属于王霞、李兵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车辆所有人通过行政许可享有对牌照的使用权，而非通过金钱支付方式取得。车辆号牌不具有金钱价值，北京牌照不属于当事人的财产，故判决驳回王霞的诉讼请求。王霞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王霞依据离婚协议是否可以拥有北京牌照京NZXXXX的使用权，京NZXXXX丰田车是否可以过户到王霞名下。
第一，关于双方离婚协议效力。该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公序良俗，具有合法性、有效性。该协议是王霞主张北京牌照及车辆的基础法律关系。
第二，关于王霞对北京牌照及车辆的权利与李兵对丰田车辆物权的位阶关系。北京牌照不具有市场价值，属于行政行为调控与配置范畴。车辆具有市场价值，属于公众通过市场可以获得的物品。当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保障当事人通过市场无法获得的北京牌照的权利。
第三，关于本案北京牌照及车辆的归属。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二条强调了约定优先，还强调了物在添附（加工、附合、混合）后不可分状态下，物分属不同权利主体的物的归属原则。本案北京牌照与车辆分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优先保障当事人对北京牌照的权利时，车辆与牌照在转移登记过户过程中也具有不可分性。李兵置换车辆未能履行协议具有一定过错，以保护无过错方利益为原则，应当确定京NZXXXX丰田车归王霞所有。
第五，关于王霞的补偿数额确定。综合考虑约定车辆的原价、丰田车现有价以及李兵的过错程度，王霞补偿李兵5万元，双方对价利益基本相当，补偿相对公平合理。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李兵名下的京NZXXXX丰田车（包括北京牌照与车辆）归王霞所有，李兵配合王霞办理转移登记过户手续并交付王霞，王霞补偿李兵5万元。
■裁判解析
优先保障行政管控下的权利
司法裁判应始终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道德与法治导向，充分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规范。如果当事人双方秉持诚信原则履约，王霞就完全可以获得北京牌照及车辆。李兵购置新车仍沿用北京牌照，违背约定，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观点认为，王霞可以请求李兵赔偿违约金。照此思路，王霞依据协议所拥有的合法预期将会化为泡影。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坚持在具体的案件中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权利实现的预期性、稳定性，不能通过替代权利救济方式来削弱本来应当获得的权利。这是在裁判时对价值观方面利益平衡的考量。
在价值观冲突情况下，司法裁判应当体现明确优先保护怎样的价值观。北京牌照权利保障和车辆物权保护的位阶优先，除了考量基础法律关系外，还要考量行政管控方式、市场资源配置、当事人过错等因素。相比较来看，北京牌照可以看作是一项行政许可，并不体现多少财产价值；而车辆是物权保护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本案北京牌照权利与车辆物权分属两个主体。在冲突情况下，优先保障行政管控下的权利更符合普遍认识观。车辆通过市场获得，还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或救济，或者以金钱来代替，并且完全可以自主实现，以此达到利益平衡。但是，北京牌照资格不是市场所决定的，申请指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能完全自主实现。法律价值出现不同位阶时，考虑本案所涉及到的公共秩序、权利自由、公平正义，应当赋予北京牌照权利保障优先地位。
司法裁判在裁判过程中，还要通过树立规则来解决未来的纠纷。车辆过户体现了北京牌照与车辆的密切关系，具有不可分的性质。脱离车辆仅将北京牌照归王霞使用，在行政管理中是行不通的。虽然本案中北京牌照与车辆并不是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加工、附合、混合方式所形成，但是从法律解释方法来分析，该条的本质是在强调物在不可分状态下的归属规则。本案中北京牌照与车辆不可分，依据前述司法理念，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原则，应当判决车辆归王霞所有，由王霞给予补偿。
■专家点评
丰富了“物在不可分状态下”的归属规则
河北北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亮
司法的过程就是遵循与信仰道德和法律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司法过程中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导向有着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司法活动如何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司法裁判的焦点、热点问题。
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基础。社会主义道德基础在于为人民服务，要求公众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诚实信用等。司法过程也是始终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基础的过程。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基础，司法公信力自然会得到巩固与提升。否则，将会遭到极大地破坏。在本案中，双方离婚协议约定北京牌照车辆两年后过户给女方。这是案件的道德基础。司法裁判的理性认知也要以此为根基，并充分彰显司法文明的厚度。
确立公平正义价值位阶。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不同价值观冲突。司法究竟保护怎样的价值观，需要理性考量与利弊权衡。优先保护怎样的价值，就要看哪种价值观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社会秩序保障与维护更为有利。不同价值观的位阶保护，还需要司法裁判对矛盾纠纷发挥有效化解作用，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案例中王霞对北京牌照及车辆的权利与李兵对丰田车辆的物权存在着价值观位阶关系的优先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裁判的结果来确立。
构建多元主体治理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法不仅包括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等。尊崇法治、依法治理，需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人民群众全民守法。理想的治理秩序，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发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司法裁判过程中，不仅依照法律规定，还要依照行政法规规定。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衔接，不能交叉、脱节。在案例中涉及到的车辆过户，还需要进一步审查王霞是否符合条件。《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规定了离婚析产办理车辆转移登记的条件，要求婚姻关系存续期已满一年，且受让方名下没有在北京市登记小客车。人民法院判决涉案车辆转移过户登记并不违背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司法与行政执法形成了良性互动。
诠释条文规范符合原意。司法裁判不仅需要在一般案件中依法而行，还需要在疑难复杂案件中，从法律体系、法律条文及目的中提炼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主流观念的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判断，依法依规处理社会发展进步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司法裁判活动，进一步丰富法律条文内涵。案例中涉及到的物权变动，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除了规定加工、附合、混合三种方式外，没有列举其他方式，但最根本的是强调了物在不可分状态下的归属规则。本案例丰富了物的不可分归属规则确立内涵，真正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