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厘清的模糊地带，建立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是让意定监护更具普适性的前提。
今天，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就民事诉讼作出一审裁定：老人的房产和名下存款都归水果摊主小游（化名）所有。
此次民事诉讼，由水果摊主小游提起，主要围绕他与老人签定的“遗赠扶养协议”进行，目的是厘清与老人亲属对老人遗产继承的纠纷。法院审理认为，老人与小游签定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小游承担了监护人职责，并履行了对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根据协议内容，老人的房产和名下存款归水果摊主小游所有。
这并非水果摊主与老人亲属首次对簿公堂。2021年2月，老人的妹妹曾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申请认定老人无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法院判决确认经公证过的“意定监护协议”无效。2022年12月7日，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老人妹妹的诉请。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一案例涉及到意定监护制度的多个方面，各方当事人遇到的难点、堵点，恰恰是完善制度的着力点。尤其要注意的是，代理监护与财产继承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厘清这些容易混淆的模糊地带，建立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是让意定监护更具普适性的前提。
庭审焦点：“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
记者从小游的代理律师高明月处获取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小游请求法院按照老人于2017年8月19日签署的“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将位于宝山区的房产、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判给自己。但老人的亲属认为，老人在2017年7月住院时被诊断出脑梗塞、老年痴呆等情况，所以签署“遗赠扶养协议”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主张协议无效。
根据判决书，老人和小游签署了“遗赠扶养协议”，其中约定：小游承担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老人位于宝山区的房产、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在其去世后全部遗赠给小游所有。
根据法律规定，遗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2019年3月12日，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已就双方于2017年8月19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进行公证。公证人员李辰阳的证词也显示，办理公证时老人意识清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判决书显示，庭审时，小游提供了老人的三封书信，均表达了老人想要赠予遗产的意愿——
一份是2017年3月7日的自书材料，内容为：本人现已年老86岁，将宝山区**路**弄一套住房于我死后将该房屋所有权赠与水果摊主小游和他的女儿。
还有一份书信文字，落款为2017年8月19日，内容显示：水果摊主小游与我们相识多年，对我非常照顾，我愿我在时候，把房子和全部财产赠给他，所以和他签下这份协议，由小游照顾我的晚年生活起居并料理我的后事。同时，我希望我过世后政府和法律机构能保障我的房子和财产赠给小游。另外说明一件事，为了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我多次往返居委会还去公证处，前后拖了几个月，依旧不予解决，我虽腿脚不大利索但大脑非常清楚。希望政府机关让我这个老人在离世前还能感受一些温情。
另有一份落款为2019年10月24日的“委托书”，老人在其中表示“我和水果摊主小游一家住在一起，已办了公证书，在我死后房子和房内的全部财产归小游一家所有。因此，我希望把小游和他女儿二人户口迁进来”。
经过审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遗赠扶养协议”内容合法，“遗赠扶养协议”亦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其外在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房产、屋内财务以及银行卡内余额及孳息都归小游所有。
代理监护和继承财产是两码事
纵观水果摊主小游和老人家属间的两起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是针对“意定监护协议”，第二次则聚焦于“遗赠扶养协议”。
老人与水果摊主小游签订了“意定监护协议”，将小游作为其指定监护人，代理老人行使法律上的决定权和选择权。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典》的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本案中，监护人小游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行使法律上的决定权和选择权，比如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代理被监护人处置财物，也包括替监护人选择入住哪家养老院等个人事务。“如果协议中明确了监护人的继承权，将来财产才能由监护人继承；如果没有约定，监护人就无权继承，被监护人的财产依然按法定方式继承。”李霞说。
而法院之所以裁定水果摊主小游获得老人的房产和存款，是因为他们专门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这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保障公民根据个人意愿处置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法院支持小游继承老人遗产的主要依据。”
意定监护如何走出“困境”？
然而，就像这一事件中各方当事人遭受的质疑和困扰，意定监护制度在具体执行中还存在很多困难，现实中真正能达成意定监护的案例并不多。
有法律界人士担心，意定监护制度在尚未成熟的阶段被滥用。“有些群体似乎把它当成了万能的政策，好像找到一个监护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意定监护刚刚起步，还未能顾及到全面的问题。尤其是协议生效后的操作，如何保障被监护人的意愿，可能会有负面问题不断发生。”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尤其是部分老年人在寻找意定监护时，找不到合适的意定监护人。“由于意定监护大多涉及财产处置，一些个人和社会组织担心由此引发的纠纷，而不愿承担意定监护的职责。”一名公证员说。
许多人对意定监护的顾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在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看来，原始的意定监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博弈，即“我赌我选中的监护人是个好人”，“比如当事人行为能力已经产生问题，难以在监护人有不当行为时自行维权，那这时由谁来监管监护人？法律还不明确”。
尽管制度还有待完善，但是意定监护是很多老人的现实需求，法律界人士认为，站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签定“意定监护协议”时最好设立监护监督人。
“制度探索是一个过程，从长远来看，建章立制是很有必要的，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张玉霞建议，规范监护行为以及监护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获利行为，比如可制定协议范本，设立监护监察人条款，监管机构和监察人应定期查访当事人情况，监护机构应定期报送服务情况。此外，应加强监护机构与法院、公证处、居委等部门联动，监护机构应通过公证处签订协议，由公证处将信息与法院、居委共享，保障监护协议实际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