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下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澎湃新闻共同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第二期顺利举行。
第二期沙龙以“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治理创新”为主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员李燕、帝海集团董事长李小明等四位嘉宾参会研讨。
张维迎：产业政策目前存在认识论的误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直言，要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而他对产业政策也有严格的定义，第一是歧视性，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另外，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区发展平衡等这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张维迎
张维迎强调称，产业政策目前存在认识论的误区。张维迎表示，大家似乎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但实际上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1、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2、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3、创新的成果与否依赖于相互互补甚至竞争性的一些技术，它的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4、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由于有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产业政策以某种共识和可预测性为前提，但按其定义，不确定性却意味着创新是没有共识的、不可预测的。如果能够达成共识，它也不再是创新，也不需要产业政策了，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不需要特地去制定一个政策。
王勇：有为政府并不是无限政府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则略有不同，他认为，政府有意识地去影响产业发展的一种非产业中性的政府干预，非中性政策干预便是产业政策。
王勇
王勇表示，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同于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讨论，发达国家很多技术是从无到有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引进居多。按照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在产业追赶以及换道超车时，是需要政府根据要素禀赋起到因势利导作用的。
王勇进一步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支持所有产业政策，明确反对计划经济。
而论及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同时包含四个结构性过程：第一，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增长与农、工、服的结构转型过程；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第三，从封闭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开放过程；第四，从政治、军事、外交的区域性弱国向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政治、军事、外交的世界性强国的崛起过程（对美国的地位以及很多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潜在挑战）。
王勇强调，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论争。有为政府，首先区别于乱为和不作为。有为政府并不是无限政府，是最后以市场有效为依规的。
李燕：创新政策日益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李燕谈及中国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转型方向时表示，应坚持市场友好、普惠包容、竞争中性与开放协调四大原则。
李燕
李燕表示，结合国际上近年来产业政策的特点，可以发现，创新政策日益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产业政策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明显增强。政策工具更加多样化，包括改善基础设施、促进教育和培训、支持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创业创新、有效使用财政和社会政策等支持措施。
李燕强调，产业政策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深化体制机制性的改革，完善市场的制度机制环境，包括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营商环境改革等。另外，还要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制度安排与产业政策形成有效的协同，并推动产业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原来的“红头文件”的管理模式，可探索向“行政法规+技术标准”的管理模式转型，提高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
此外，李燕还提到，应该建立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政策的合规性审查，更多地与国际接轨。
李小明：以合理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格局为出发点加快改革土地财政
李小明
他认为，完善都市圈内联通性设施和公共服务十分重要，有助于拓展新时代房地产稳健协调发展新空间。“我们要切实化解决房地产供求错配、‘冰火两重天’等空间结构矛盾，还需跳出仅聚集于单个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传统思维。如加快完善大城市周边、特大城市周边以及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的联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提升中小城市宜居水平和人口吸引力，统筹促进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房地产供求平衡。”
李小明还提到，加快房地产财税体制改革，重在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利关系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通过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以有效约束经济主体的投机、炒作等行为，形成有助于市场发挥自我调节、自我稳定能力的财税稳定机制。
“一方面，我们要以合理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格局为出发点加快改革土地财政。另一方面，要改革其他的税收分成，形成央地关系协调的财税机制，进而改变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利益最大化的内生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