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常说“反贪官不反皇帝”，此话虽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回避性（毛主席就严厉批判过），但放在具体语境里的现实层面，倒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往往没有个人私利，会从全局考虑统筹基层利益、抚恤百姓温饱、维护统治根基、净化权力形象；但是朝堂贪墨者、既得利益当权者和地方门阀诸侯则不然，他们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只知搜刮民脂民膏、行事阳奉阴违、暗中对抗皇帝、切割中央与群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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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中国房地产领域——这个藏污纳垢却又已然被打造成“财政支柱”“民脂重器”的行业，其一项重磅制度终于落地：4月25日，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
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我国第一次着手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不是别时，正是在2013年——十八大召开之后，当时即以清算历史、重整系统的姿态进行改革。
彼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实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改革任务。
十年前官文一经公布，立刻就有业内声音表示“不动产登记或会抑制房价、阻碍经济”，比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便忧心忡忡地表示：
如果今年实施，房价马上就会跌的！
然而，一“决定”就决定了整整十年，期间多少庙堂博弈、利益纷战、群雄对垒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很多事情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金融界的两大变化引人侧目——①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并让该机构接管原由央行负责的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能；②取消人民银行的九个地区分行，并在所有三十一个省份重新设立省级分行。
本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可以说基本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金融部门改革期间“学习美国模式”的设置。
尤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时接管了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日常监管职能、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能，并成为地方金融监管的主体，堪称向历史开刀。
这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除资本市场外的所有金融领域都将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的现实。
半个月后的四月中旬，中国绵延二十余年的独董制度也迎来首次重大制度性改革，由完成了领导层换届的国务院印发《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同时证监会就《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由此，“不懂事不独立”“花瓶独董”“人情董事”被长期诟病之处，恐迎来实质性改善。
比如，在独立性条件方面，完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建立独立董事资格认定制度，强调独立董事不得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在提名选聘方面，要求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推行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推动中小股东积极行权；坚持“零容忍”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独立董事不履职不尽责的责任追究力度，对独立董事不勤勉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合法权益的，依法严肃追责。
“政商旋转门”，特别是金融界的旋转门或许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关闭。
近年来，房地产业屡屡爆雷，试问爆的谁的雷？正是金融业；而金融业的庞大资本又是从何而来，人民的血汗纳税！
炒房客们拼命地配合房企加杠杆，买房、卖房，红利享受到了，赚得盆满钵满，暴富的亦有不少；房企则在这大好形势下拼命扩张拿地、大涨房价、然后继续贷款融资扩张；房价涨，地价也没闲着，各地方财政全数充盈。
但是，这种看似三赢的泡沫局面不会长久，因为老百姓的兜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源源不断的供给。
在这套模式里，房企和银行都是两头通吃，只有业主是被两头剥削，且还是在房子能够正常交付的情况下。
同时，地方政府看似也“享受红利”、吸纳着地产财阀们的财政上贡，只是风险也是在悄然增加。一旦财阀们爆雷，各地方政府「破产」的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
而这背后，政府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必然存在「问题」。
根据去年郑州名门翠园业主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显示，在房屋预售过程中，作为贷款银行（诸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郑州银行等），却存在着不同程度违规发放贷款、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的行为。
名门翠园业主的做法并非个案，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全体业主也发布了停贷告知书，直指开发商违规挪用7.25亿元监管资金，以及当地银行未封顶即放贷的违规做法。
严格来说，这不仅是违规，更是违纪，如若属实，背后毫无疑问存有严重的贪腐行为。
因而，想对房地产业进行深层整顿，必须首先清除金融界的系统性买办内鬼——2023开年不到五个月，金融界已落马十二只中央/地方性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级别老虎，我这里不一一点名了。
再比如，围绕不动产登记这件事一开始的输出单位是国土部，而后国土部改成自然资源规划部了，名称变化的背后是职能部门的归拢——2013年为了完成这件事，中央甚至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专门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人事和组织架构全面推倒重来。
棋，是一步步落子的。
用十年整肃三十年，不是一朝一夕的一蹴而就。
步子踏到这一步，历经十年，从分散到统一，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覆盖所有国土空间、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建立。
不动产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可以明晰产权，避免企业和群众权益受损。
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最大的意义在于为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提供基础，也是为我国未来税制改革奠定基础。
经过法定程序的登记，不动产拥有者对于不动产事实上拥有了所有权（不管是农村的宅基地，还是城市的商品住宅），也就具备了征收不动产税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根据基本不动产需求免税的原则，扣除基本需求的免税面积外，所有人拥有的其他不动产将一律进入征税范畴，并根据不动产的基本情况（坐落、年代、地价、产权形式等），评估房屋的市场价值、按章征税。
税基决定着一个政府的性质乃至其执政的合法性。
蒋介石国民政府最大的税基为关税，这注定其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爪牙的身位；同理，良田万顷、广厦连绵的地主士绅不纳税，却令黎民百姓为一套房子掏空六个钱包供养「土地财政」，这亦是急需改革的历史性遗留弊病。
矛盾爆发临界点之下，房地产税，呼之欲出。
2
去年3月16日，根据新华社报道，有关负责人已表示：
………………
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
一个礼拜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非要最高声音出来定调，才能真正落锤。
但令人震惊的是，即便如此，不到一年就宣告夭折。
房产税的呼声一直都有，事实上十年前就已有试点（上海/重庆）。
而从法律层面看，房产税其实也早便存在着，只不过根据目前的政策，对于“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的房产税暂时免于征收而已。
像王健林的万达广场等商业地产，包括潘石屹的SOHO写字楼等，都属于房产税的征税范畴，而不涵盖民用商品房。
三十余年前不向普通房主征税，是因为我国地产市场和交易彼时并不成熟，大部分城镇人口还是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并不拥有产权，向个人住宅征收房产税的基础不存在。
还有就是，80年代中期，当时的社会贫富差距也不大，阶层矛盾未达到呼吁税改的地步。
但是眼下，改革开放四十年已是云泥境遇。
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重庆，2011年实行的个人住宅房产税试点计划，就纳入在轰轰烈烈的“重庆模式”当中，应对的就是社会阶级鸿沟之现实。
十年前的重庆，在当时重庆市委班子的关心下，规定应税的高档住房特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含）以上的住房”，且还要求每年1月1日根据上一年房价走势“上调起征价格”……
红色味道十分浓郁，并得到了当时时任国家副职的领袖的赞赏（2011年12月6日考察重庆时）。
直到今天，重庆都是中国房价最为稳定的一线城市（根据Wind的数据，2020年4月重庆市住宅成交均价是1.3万/平方米）。
除了重庆，同样以低房价著称的长沙也是近年来吸纳人口的大户，2022年末，长沙全市常住总人口1042.06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8％——相比2021年末，长沙去年人口增量达到18.13万，超过杭州、合肥、武汉、成都等地，在已公布数据的十八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第一。
而以“抢人”赢家著称的杭州和合肥，都只能以17.2万和16.9万的人口增量居第二、三位。
在房价层面，夸张又恐怖的杭州与合肥实在不具备任何与长沙竞争的优势。
早在2019年底，长沙市发改委官网就发布了《关于明确我市成本法监制商品住房价格构成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商品住房价格管理，明确价格由“成本+利润+税金”三部分组成，其中平均利润率为6％-8％。
将房价拆解地价、建安成本、税金、利润等众多细项，且将开发商的平均利润率限制在6%-8%，监管深入到每一个“毛孔”。
长沙有关领导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明确指出：
长沙坚决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走出一条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常年来，长沙这座坐拥橘子洲头毛主席巨像的城市，在楼市调控方面堪称一二线最严，不仅将限售期限从三年升格为四年（大多数城市都是两年），且全面封堵了企业购房、未成年人购房、离婚购房、落户购房的通道，一点漏洞没剩下。
别的城市户籍人口限购两套房，而长沙对二套房又做出额外限制：户籍家庭购买第二套房，需在首套房不动产证满四年之后，这都让长沙坐实了“反炒房之城”的称号。
2019年底时，长沙房价均价仅为一万元左右，中心城区高价楼盘也不到两万元，不仅远低于同处中部的其他省会城市，甚至不及一些东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堪称房价洼地。
目前全国房价均价过万的城市高达六十五座，浙江更是所有地级市全部跻身万元房价俱乐部，而长沙仍在一万元左右徘徊。
横向对比来看，同处中部的武汉均价1.7万元，合肥均价1.43万元，郑州均价1.38万元，南昌1.22万元，而南昌的经济规模仅为长沙一半，长沙人口暴增也是情理之中。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十年，中央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中国人住房难”这个最大的改开历史遗留难题。
早在2013年11月，上任仅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当时这份文件最关键、也是那一阶段不太为人注目的点在于，其提出：
尽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这意味着，税种已经从“房产税”被明确为“房地产税”。
一字之差，尽是玄妙。
“房地产税”，这就不是某个单一的新税种了，而是整合现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大税种、同时开征新税种的一套组合拳。
征收“房产税”是受到桎梏的，想要动那帮炒房团、囤房客、各种包租公包租婆、甚至上游资本的“多房党”……都是很困难的。
阻力重重，遍地是动不了的既得奶酪——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是权力的影子。
征收“房地产税”，则可以起到“一棒子打死整个上游”的效果，这是对住房有刚需需求的人民心声，可谓千呼万唤。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张学诞老师的看法：
综合看，建议国家统一制定人均免税面积的幅度范围为40平方米－60平方米，再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人均免税面积。
按此标准，中国多数刚需普通住户都有望在免税范围内，而囤房党（所谓的富人阶群）则迎来了脑袋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房地产税会不会直接让房价下降，其实并不太好估计，像美国早在90年代各州已普遍征收不动产税，但扣除通胀因素后，1997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仍然上涨了57%。
但有一点：遏止核心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同时让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破碎，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看，房屋持有成本偏低+叠加房价涨多跌少，压制了二手房供给，也导致核心城市房价持续上涨。
最后结果是，既不利于代际均衡，也不利于年轻人扎根。
至于“房屋持有成本偏低”是怎么来的………emmmm…
8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土地拍卖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回收了部分税权，各地方政府获得城市土地出让收益权；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
从此，网络键政圈喜欢称呼的“黄金十年”正式开启，各地方政府均开始了“靠土地养财政”的日子，房价彻底压制不住……
这其实也为当下房地产税推行不下去、各地向中央施压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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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为什么会屡屡被叫停？
可以一览，一直到2020年，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二十个，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城市有四十个（所以试点也就顺理成章选在了深圳这种土地依赖度低又没有过多历史遗留政治势力的城市）。
这就是各地揭竿使阻的现实原因。
土地税收猛涨的好处是，为后来国家免除农业税奠定基础，即税池变更。
但弊端在于：造福了农民阶级，却客观上通过层层攀升的房价反过来加压了城市人口（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兴城市人口），难题依旧在，社会阶层差距和维稳压力依旧膨胀。
农民的困境肯定是需要解决的，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就始终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个百分点，这在新世纪之处确实是首要课题。
可问题是：帮助中国农民阶级告别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而以城市外来打工人为主的工人阶级，却又被房价压迫得无以为生……
税池变更，压力转移，这是不科学的。
「工农阶级」应是一家，均是国家的主人即集体利益的最大享有者，绝不该在分配层面陷入轮转式的薄厚博弈。
“黄金十年”飞奔猛进的高房价带来的是什么？
2012年，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成为国家四大商业银行贷款的第一投放方向。
打工人，左肩是房价，右肩是贷款，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从纵向的维度看，历史等来了十八大，等来了“新两个凡是”：
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改革向来是需要挥刀自宫、刮骨疗毒的，这太不容易。
自古变法多流血、改革落头颅，这一次的房地产税遇阻又是一出鲜活的历史案例。
除了各地的财政依赖，另一大原因恐怕就是：国家在今年乃至明年可能需要“用大钱”……
就在2021年年领袖宣布房产地税落地的两周前：
10月4日，至国庆假期前四天，已多达150架战机进入台岛西南空域绕台飞行，刷新历史纪录；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领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京高级别官员悉数到场，人民海军等军队同志坐镇列席……
1994年11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94〕63号）发出，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决定成立了“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
原本，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并不是中央军委主席，而是国务院总理。
而近两年前那次的改革则鲜明指示：
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各项法规）…中有关…（各项动员）…的规定。具体办法按照党中央的有关决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细品……
随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被最高检宣布逮捕。
纵观十九大后：
2018年6月，孙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原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2020年5月，胡问鸣（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2021年4月，尹家绪（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2021年4月，刘厚成（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
………………………
2020年，因为抗疫等种种因素，全国已经有十个省份财政收入负增长。
但有些领域不但不能负投入，相反，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全力准备、备粮烧钱”的阶段：今年上半年，我军针对台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无论规模还是时长都在创造历史……
房地产税的阻力，也就难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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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十八大后的十年来真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台的努力，人民群众应当是看得见的。
但我们同样看得见的是：中央在推行改革时遭遇的拦路虎有多么凶猛。
2003年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被正式下发，明确了“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的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当年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导师曾给出过答案：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2020年9月底，被超高负债压的喘不过来气的恒大集团就爆发了“逼宫粤府风波”。
尽管随后以光速“辟谣”，但是熟悉“挟产业以令政府”的朋友都可意会，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许老板是真的饿了。
根据2019年恒大财报数据显示，集团年末净借贷比率高达159.3％，高于2018年的151.9％；至9月，集团总负债达1200亿美元，合计8355亿人民币。
这是全球负债最高的公司，也最终在去年夏天彻底爆了雷。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的“房企金融化”十余年后，玩不下去的地产商有何止恒大的许家印一人。
土地融资养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房企信贷养活了商业银行的账本，作为“硬通货”、“硬质押”的土地和房产又养活了房企自生或寄生的金融公司。
那么，谁没被养活？
很简单，只能是买不起房的打工人、供不起房的房奴。
2021年秋天的重锤，就是要用房地产税将格局平衡，既是保证最底层家庭不在征税之内，又是保证中上游交出的税收能够反哺三四线地方政府的财政。
看2021年6月的这条新闻：
公平，才是最有效的维稳。
对富人与穷人来说，是；对富省与穷省来说，同样是。
今天，以恒大集团总部所在的深圳为案，这个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二手房房价曾连涨三十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2/天。
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去东莞。
放眼望去，过去太多年里，中国财富榜上有几位富豪是做科技与实业的？
华为被赶出深圳的侧面，一度是呼啸风云的电商财阀与地产巨鳄们垄断着福布斯排行榜，称为创业者和精神资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业投资已是负增长……
不说远的西方，就说近的香港，从发达工业化到产业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钱进了金融客和地产商的口袋里，那么老百姓呢？
穷，则思变，中央一直在做动作。
国家整治资本市场、特别是整顿与境外势力纠缠不清的国内互联网财阀，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所就。
直至2021年落锤的房地产税，呼声一向是源于现实。
究其原因，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确实太狭窄了，七成家庭的财富都集中在房产（房产增值属于纸上财富，不算财产收入，租金收入有限）上，而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占大头，股市和债券投资比例过低。
这也是为什么在2021年领袖会宣布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力图“吸引和服务中小企业”。
这都是内循环的组合拳，特别是在国际疫情难消（2021年以来世界经济收缩3.5%）+美国输出通胀（2021年8月美国贸易逆差＄733亿仍疯狂印钱）的背景下。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人口红利”，而不是“黄金十年”中那种血汗工厂式的人肉堆砌。
6
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后果，马克思同样指出：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就是特大城市与特大财阀在资本主义运行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寡头的原因。
只要你抛弃了集体制与公有制，在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境内，「经济寡头」的应运而生根本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其中，房产寡头更是成了中国改开以来的现象级时代产物。
2016年时，英国非营利机构“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十五个城市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资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
2018年7月，北京市的平均房租已超过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长21%；各大二线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长10-30%不等。
房租的飞速上涨，根本原因是彼时金融资本强势进入了租房市场，即“资本的无需扩张”。
首当其冲的，就是2020年年末爆雷的蛋壳。
地租，可以表述为“土地服务”的价格，土地总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总量。
这就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断扩张、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价格注定水涨船高。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野蛮人气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
恒大集团那种就更不用多说了，许老板早就有“杠杆王”之称。
整个房产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早已超过1万亿元，实际背后却是滂沱的信贷透支在支撑着打工人们一间间看似温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温馨静谧的背后，都是滴着血的资本獠牙在时刻驱逐着异乡人。
21世纪蜂拥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们，看似享受着远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丰沛的信息储量、视界范围和某些奋斗B口中的“广阔晋升通道”。
但现实却是：在阶级固化的壁垒面前，跻身都市的打工人群体不但获取不了阶级跃升的渠途，甚至还会被压榨得分毫不剩。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
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也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而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曾揭露：
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2017年，大卫·哈维还曾在演讲中留下过这样三段话：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
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历史的演进，是一条完整的粗线。
跋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有指：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就更加精准具体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十年前，买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阶级；
十年后，租一间小屋，就足以消灭一个打工人。
然而，乏走狗们却还要提溜着他们的脑袋，教育他们不准抱怨、不准诉苦，否则就是“消解爱国主义”、是给国家舆论秩序添乱的“带节奏者”……
只能说，无产者，真的很苦，很苦很苦。
同志们，请记住列宁1917年5月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
自古刀刃向内最痛，撼山易，革自己命难。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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