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将财税体制、财税制度、财税管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反映国内外财税理论与实践最新成果与经验，促进财税理论研究交流，为财税实践提供工作借鉴，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组织全院师生编写《财税动态》，每月一期，具体包括财税热点、学术观点、国际财税等栏目。
本期导读
01财税热点
1.2024年财政政策适度加力
2.2024年特别国债的用途
3.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4.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5.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6.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7.中巴（西）财金分委会第十次会议
02学术观点
1.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突破与方向展望
2.纳税信用的供应链传递效应研究
3.转移支付与消失的软预算约束：来自1998年大洪水的证据
4.新基建专项债的就业效应与空间外溢性
5.技术、税收和腐败：引入电子报税的证据
6.理性视角下的流动性与边际消费倾向：来自所得税预扣和退税的理论和证据
7.企业流动性与辖区税率选择：来自固定企业进入的证据
03国际财税
1.美国众议院通过《2024年美国家庭和工人税收减免法案》
2.经合组织秘书长向G20提交最新进展税收报告
3.印度《2024年财政法》颁布实施
04专家观点
1.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2.超长期国债发行的多重意义
3.加强“四资统筹”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力
05中财财税
1.关税下调促进了居民分配公平——基于最惠国不同进口消费品的实证研究
2.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
3.2023年国际税收和“一带一路”税收研究综述
4.信任的“双刃剑”效应：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
财税热点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指出：2024年财政支出强度总体扩大，今年的赤字率按3%安排，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赤字规模达到4.06万亿元。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8.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超过1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新增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达到4.9万亿元。此外，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大部分都在今年使用。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政府支出，能够带动和扩大社会有效投资，更好支持重点领域锻长板、补短板，激活经济发展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财政部要求发行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强2023年增发国债结转资金和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管理，强化资金分配、下达、使用等情况监管，推动资金尽快落实到项目，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进一步凸显了这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蓝佛安表示，财政部门将主要从三个方面抓好“过紧日子”：（1）、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崇尚简朴、厉行节约、力戒奢华，把勤俭办一切事业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2）、抓好过紧日子的执行。财政部将持续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会议差旅、资产配置、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3）、强化过紧日子的监督。2023年，财政部加大财会监督力度，严肃查处了使用财政资金搞“形象工程”等违规行为。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云南两省做好森林火灾、干旱灾害救灾工作。其中，预拨四川省2000万元，支持森林火灾救灾工作；预拨云南省2000万元，支持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开展因灾临时生活困难群众救助等。财政部要求两省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及时了解掌握灾区应急救援资金安排和资金需求，采取措施全力保障，并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税务部门作为与经营主体打交道最多、联系最紧密的部门之一，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密切结合税务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垂管部门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坚定秉持“优化服务无止境、创新永远在路上”的态度，坚决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深挖税收大数据潜能，不断深化“政策找人”，更加精准为企业“画像”，着力服务企业创新发展，更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进一步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以大力支持企业向“新”而进的税务担当，展现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中的税务作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进一步强化重点领域预算绩效管理。围绕国家和省重大决策部署，强化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持续性绩效管理。探索建立部门内部监督参与的绩效管理模式。鼓励推动部门内部监督力量深度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在突出业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强调财务等部门牵头、指导、组织责任的同时，有效发挥内部监督机构监管作用，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质效。前移绩效管理重心，提升管理效能。推广绩效目标重点审核、事前绩效评估模式，在预算编制源头突出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统筹绩效目标审核、事前绩效评估和预算审核，逐步推广形成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的预算编制审核模式，靠前服务财政预算管理。强化基础支撑，夯实管理基础。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坚持开展考核、项目片区回访，提升从业人员绩效管理水平。
2024年3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与巴西财政部副部长罗熙丹在京共同主持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十次会议。今年是中巴（西）建交50周年。本次会议旨在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卢拉总统达成的共识，夯实中巴（西）经济财金合作，为中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预做准备。会议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双边财金合作、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金渠道和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合作，以及在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两国财金部门官员参加。3月19日，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十次会议项下首届中巴（西）金融论坛在京召开。
学术观点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该文以此为背景从多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认为，在预算制度方面，要拓展功能、全面规范，实现经费财政向功能财政的转变。一是全面推进政府财报制度改革；二是全口径核算各级政府资源配置的底数，准确反映公共资金绩效。在税收制度方面，要优化税制结构，提升治理能力。一是完善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二是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实现法治化约束和透明化程序；三是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深化征管改革、提升征管效能、实现便捷服务。在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要稳定财力格局，完善转移支付。一是由事权和支出划分为主转向以财力匹配为主；二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配合辖区调整和财政层级简并改革，实现财力格局再平衡；三是以问题导向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推进制度规范化、法治化。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该文基于上市公司纳税信用评级数据和供应商数据，通过研讨典型案例、构建博弈论的理论模型和参数估计基础上的反事实试验等方法考察分析了纳税信用的供应链传递效应。该文分析指出，为使自身不受供应商不良纳税行为的影响，客户会选择与纳税信用较好的供应商合作，从而激励供应商改善纳税行为，产生了纳税信用在供应链上的向上传递效应。而这种传递效应会通过供应商对客户纳税信用评级的价值认知和对供应链关系存续的预期两种渠道发挥作用，并在高竞争性的行业中体现更为明显。此外，以纳税信用A级为标准，去除外在激励会使供应商企业整体纳税信用水平降低2.21%，去除内在激励会使之提升1.55%；正向规制和负向规制均有助于促进供应商纳税遵从，其中正向规制的促进空间更大，而双向规制带来的促进空间最大。该文将微观数据与构建的理论模型紧密结合，为促进企业纳税遵从、提高社会信用水平提供了更具现实意义的政策启示。
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该文以我国1998年大洪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双重差分等实证方法检测县级政府在上级转移支付增加后的反应。该文以中央-地方博弈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分析指出地方财政可能存在软预算约束或硬预算约束两种均衡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和收支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受灾地区得到的中央专项补助大幅增加，但财政扩张有限,增支部分主要用于抗洪救灾，不存在软预算约束；其次,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在救济抚恤上的投入,中央政府则更多承担恢复重建的责任。该文指出，足额及时的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救灾具有保障和支撑作用，面对负面冲击足够强的自然灾害时，地方政府能够做到量入为出，不太会浪费转移支付资金。
该文旨在从宏观角度深入分析新基建专项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全面评估新基建专项债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乘数效应和扩散效应，并探讨其与传统基建专项债在就业结构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新基建专项债在促进就业方面具有显著乘数效应，不仅能提升指定领域的就业率，还能通过扩散效应带动非指定领域的就业增长。相较于传统基建专项债，新基建专项债更能引发行业和岗位的替代效应，优化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进一步的空间视角分析表明，新基建专项债的就业结构效应呈现出正向溢出特征，即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并促使低技能劳动力流出。此外，新基建专项债对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显示出对就业结构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显著的城市虹吸效应，同时促进新兴行业对传统行业的就业替代。该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具体表现为科学增加新基建专项债发行规模；优化地方债支出结构，提高新基建专项债占比；优化新基建专项债在地区间的分配，推动当地就业结构优化调整。
6.理性视角下的流动性与边际消费倾向：来自所得税预扣和退税方面的理论和证据
国际财税
2024年2月29日，经合组织（OECD）发布《经合组织秘书长向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交的税收报告》（OECDSecretary-GeneralTaxReportToG20FinanceMinistersAndCentralBankGovernors）。该报告包括“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方案取得的进展、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税收制度的不公平和累进性、税收与发展、税收与犯罪等研究成果，以及国际数字贸易的GST/VAT税制优化。报告强调，目前正在进行支柱一的规则和多边公约的定稿工作，以及实施支柱二的已发布规则和立法范本工作。OECD基于更新后的数据估计，实施GloBE规则每年带来的收入将在1550-1920亿美元之间。此外，70多个发展中国家有权要求将“应税规则”（STTR）纳入其协定。秘书长还介绍了增值税/货物劳务税标准、自动信息交换、加密资产报告框架（CARF）的现状，以及其他BEPS行动特别是行动5（有害税收实践）、行动6（税收协定滥用）、行动13（国别(CbC)报告）和行动14（相互协议程序）的实施进展情况。
2024年2月15日，印度《2024年财政法》（2024年第8号法律）获得总统批准并颁布生效。其主要内容包括：初创企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的实施期限从2024年3月31日延长至2025年3月31日，即在此期限内成立的初创企业按照1961年《所得税法》第80-IAC条规定的税收减免日落条款的规定享受减免优惠；为促进特定国际金融服务中心（IFSC）的发展，包括离岸银行的投资部门、飞机船舶租赁售让单位等启动运行，以及促进由主权财富基金或外国养老基金等特定人士进行的投资，该法将申请免税和扣除的截止日期从2024年3月31日延长至2025年3月31日。修订《货物劳务税（GST）法》中的“投入服务分配者”（InputServiceDistributors，ISD）的定义和GST进项税额扣除的分配方式，并要求IST必须办理GST登记。法案建议将ISD的定义修改为：ISD是货物和劳务供应商的一个办事处（Office），代表各方（Distinctpersons）及其分支机构（itsunits/branches），负责接收“投入服务”（inputservices），其中包括适用反向征税机制（RCM）的应税服务，并有责任以规定方式对此类投入服务分配相应的（GST）进项税扣除额（ITC）。
专家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研究员认为，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国债期限结构，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财政资金筹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选择机会。在金融市场不确定性较多的情况下，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提供了更多回报较为确定的投资机会。记账式国债，更有利于市场交易，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特别是，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也是有推进作用的。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郑涌认为，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要运用系统化思维，树立“大财政观”，讲求“大绩效”。所谓“大财政观”，就是统筹资本、资金、资产和资源，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股权投资、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所谓“大绩效”，既包括政府“四资”统筹的宏观绩效，也包括部门、行业、重要领域的中观绩效，还包括具体项目和政策的微观绩效。从政府总资产、总负债角度出发，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形成一本“大预算”，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和公益类企业国有资产，创新投融资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为积极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
中财财税
1.樊勇等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发表《关税下调促进了居民分配公平——基于最惠国不同进口消费品的实证研究》。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不断降低世界各国进口商品以及服务的进口关税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关税的财政收入职能逐步削弱，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现在的关税主要在其保护和调节作用。在我国进口关税水平不断下调的背景之下，该文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了不同种类消费品进口关税的下调对于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中国今后的消费品进口关税调整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研究发现，一部分消费品关税下调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公，关税表现为累退性，一部分消费品关税下调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关税表现为累进性。
4.李小荣等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发表《信任的“双刃剑”效应：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研究使用2008—2021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作为考察样本，基于国企混改的视角，深入探究社会信任所发挥的“双刃剑”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异质性因素和效果。结果发现：地区社会信任对国企混改的影响呈现倒U型，表明社会信任对国企混改发挥着“双刃剑”的效应；社会信任通过交易成本、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影响混改；在外部制度环境好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社会信任对混改的影响更加显著；适度的社会信任能够有效提高混改企业的业绩、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和减少避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