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上午，广州首家市场化遗嘱库开业。
“遗嘱”是个令人不快的词汇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存款比率最高、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许多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这日益引发不容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即使是在富裕或高知人群中，“遗嘱”也是个令人不快的词汇。《今日美国》报称，无论何种阶层的中国人，普遍对遗嘱敬而远之。
随之而来的，则是遗嘱缺位造成的各种法律纠纷。
一个知名的案例是山西焦炭大王阎吉英。2015年去世、享年71岁的阎吉英，去世前并未留下遗嘱，这导致其妻子、情妇和6个子女为遗产展开了激烈争夺。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其公司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甚至停止向员工发放薪水。
《今日美国》报指出，遗嘱看似是个人问题，其中蕴含的社会隐优却不容忽视，“是否立遗嘱，决定中国人的财富去向，也关乎家庭、社会的长期稳定”。
遗嘱公证的数量缓慢上升
在北京遗嘱登记中心，74岁的刘茂林（音）正在公证员的协助下立遗嘱。这份遗嘱将确保他的女儿能够在其过世后独自继承其名下的房产，而非远在日本经商的儿子。
在刘茂林看来，女儿比儿子更关心、照顾自己。“我觉得女儿得到全部房产理所应当，”他告诉《今日美国》，“儿子也认可我这种想法。”
但他对儿子放弃遗产的口头承诺并不放心。“等我走了，一切都有可能改变。我不希望儿女们为了遗产你争我夺，这样（立遗嘱）他们就不能在我死后再发生争抢了。”
《今日美国》认为，在《第三调解室》等电视节目的影响下，中国人忌讳立遗嘱的思想有所松动。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提出在头脑清醒、身体状况尚可时立遗嘱，避免随时可能出现的子女争产纠纷……没有人希望电视上的家族纷争在自己家里上演，这也成为老人们想写遗嘱重要原因。”《今日美国》报道称。
随着观念的转变，中国遗嘱公证的数量正在缓慢上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报道称，2017年，广州市公证部门共受理了2.4万份遗嘱，同比增长20%。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增幅。
然而，虽然遗嘱公证数量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仍有些微不足道。据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估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不超过25%。
中国遗嘱公证的数量严重偏低，但在《经济学人》看来，遗嘱的实际数量可能比看上去的多。
从“谈死色变”到正视死亡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看来，立遗嘱并非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未雨绸缪总是好的。不要忘记天有不测风云，你一旦不在了，遗产不能按你的意愿去分配，这可能造成更多的遗憾。”《联合早报》刊文称。
57岁的徐先生身体强壮，声如洪钟。今年3月，他与妻子商量，希望在公证机构立一份遗嘱。在北京坐拥十多套房产的他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已结婚生子。不久前，一个朋友突然离世，让徐先生顿时有了人生无常的感慨。
“我并不是特别害怕死亡，或者不愿讨论死亡。”他告诉《青年参考》，“人过半百，想东西的角度会变得很不一样。之前总觉得谈遗嘱晦气，让人难以接受，但我现在看得开，有些事应该早点说清楚，最好是在清醒时就对身边的人有个交代。”
“写遗嘱时你觉得很麻烦，但没有遗嘱，继承人就会很麻烦。我去世的朋友就是个例子。由于没写遗嘱，不光他的子女、配偶有继承权，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有继承权，其他继承人不签字放弃财产，他的孩子就不能合法继承全部家产，导致亲友反目，矛盾不断。正是这些麻烦，让我觉得有必要提前设立遗嘱。”
在俄罗斯卫星网看来，从“谈死色变”到正视死亡，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
不过，想法与实践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中华遗嘱库的数据表明，从有立遗嘱的想法到真正采取行动，大部分老年人至少间隔了5年以上，有21.2%的老年人间隔了10年以上。他们缓立遗嘱的原因，主要是担心立遗嘱引起家庭矛盾，晚年不得安宁。
立遗嘱“防”儿媳“防”女婿？
《经济学人》报道称，在中国古代，一个家庭通常由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头衔与财富。许多中国人写遗嘱的主要初衷是维持此类传统。
中国公证协会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各地家庭在分配财产时，仍然一边倒地偏向儿子而非女儿。
另一方面，急剧上升的离婚率对传统家族观念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家庭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47%的立遗嘱者只有一个孩子，但老人们想确保终生积累的财产由女儿或儿子继承，而非女婿或儿媳。
中华遗嘱库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显示，有99.93%的老年人选择了“中华遗嘱库范本”中的“防儿媳女婿”条款，在遗嘱中规定继承人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俄罗斯卫星网分析认为，99.93%“防儿媳女婿”的选择背后，可能是对儿女婚姻的焦虑和担忧。这种焦虑和担忧一直存在，但遗嘱“放大”了这些问题。
95后也开始立遗嘱
立遗嘱的都是老人？不一定。在立遗嘱的人群中，已经出现了80后、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
刘女士生于1996年，22岁的她于今年1月立下遗嘱，把价值8000元的单反相机、收藏多年的旅行明信片和自己制作的拼贴画留给13岁的弟弟。
刘女士并不认为有谁会为这几样“遗产”发生争执，但她希望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认为无价的东西留给深爱的人。
“这些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陪伴了我多年，”刘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如果我不在了，我希望它们能够替我陪伴我在世界上最在乎也最在乎我的那个人。当他看到它们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想到我们一起经历的时光。我想这就是我最重要的财富。”
与刘女士相比，80后的陈女士立遗嘱的出发点更为现实——新婚不久的她，希望离世后将婚房留给父母。
陈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其实现在立遗嘱也谈不上早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忌讳的。谁都说不好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套房子本来就是父母还钱为我买的，所以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房子也应该留给我的父母。我先生也同意这种想法，所谓立遗嘱，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共识落实到法律层面上而已，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它。”
“我身边很多20出头的人，都有立遗嘱的打算，”刘女士说，“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这一话题。我们应该更多谈论死亡，这是生命的一部分。遗嘱带给亲人的是爱和信念，而非什么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