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常住北京的刘畅（化名）请假回到安徽合肥，处理母亲存款等遗产事宜，过程却并不顺利。
银行则要求刘畅回母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银行开具证明才能查询资产。
遗产继承“关卡重重”
由于法定继承遗产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即他们都享有继承权，办理继承手续时，上述人员均需到场，或提供放弃继承的凭证。
于是，公证处工作人员提出，要么去社区居委会走访提供证明，要么“去逝者档案所在单位查询档案信息证明其父母身份”。如果还不行，那就得到外公外婆坟前拍摄照片，提供“墓碑照片”走简便程序。
上述证明刘畅均无法立马提供，且由于地方风俗，外公外婆坟前目前也没有立碑，反复沟通无果之下，她只能离开。
面对舆论质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消保处处长陈默表示，出于保障存款安全、保护已故存款人及所有继承人利益的目的，银行在尽量为百姓提供便利的同时，必须采取足够的风险控制措施，在继承便利和保护存款安全之间寻求适当平衡，以防范道德风险和欺诈风险。
公证处方面表示，在无法提供法定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的情况下，要求提供墓碑照片，借以佐证死亡事实和亲属关系，这是业内公认的便民之举，这对于当事人而言较为简单，可进一步降低当事人举证负担。
对此，刘畅表示，她并非指责公证处的工作流程，也理解银行考虑资金安全的做法，只是作为一名从外地请假返乡办事的百姓，各种手续耗时之长、各种证明办理之烦，让其倍感无力。
“数据跑路”频遇“拦路虎”
记者梳理发现，刘畅的经历并非个案，此前媒体就曾报道过多起，如：让年近七旬的老人为离世近百年的祖父母开“死亡证明”；证明“我爸是我爸”才能取病逝父亲的住房公积金余额；取遗产辗转花费多年……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要处理的遗产事宜不在少数。
为何遗产继承办理如此复杂，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部门间数据尚未全面共享，旧信息未跟上新数据时代。如遗产继承中，即便子女出示户口本等信息，仅仅只能证明其是死者的继承人之一，而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子女的情况。根据规定，需查阅配偶、子女、父母等多方面信息。
三是银行及公证机构的延伸服务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差距。“不能就法律讲法律，法律要解决百姓实际问题，只要诉求是正当合理的，在百姓无助的情况下应考虑怎么解决，不能一味说办不了。”安徽省公证协会会长、合肥徽元公证处主任孙晓龙说。
陈默认为，一些群众面临的遗产继承情形相对复杂，对于政策知晓度不够，不能完全理解办理过程的复杂性。群众和银行及公证机构之间，关于金融政策和服务方面信息的不对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获得感。
便利和安全“双赢”还需多久
前几年，深圳市福田区福田村一名女子不幸过世，女子家人希望提取她的遗产时，却遭遇难题。银行和公证处等部门要求开具女子死亡、未婚、未生育等多项证明，并列举了一张清单，然而有一些证明却被告知根本无法开具。
大数据时代，政务及机构服务如何最大程度实现安全便捷地为百姓办事，是基层治理的必答题。孙晓龙认为，“放管服”改革需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信息共享机制是重中之重，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作用，减少信息的梗阻，尽快破除“数据孤岛”，实现全国职能部门数据的互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