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了一些业内人士和法学专家，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我国不存在独生子女继承的法律空白，独生子女继承困境是个法律伪命题，但可以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而单独继承人的独生子女继承权欲通过民事诉讼继承时，则会遭遇法律空白。
不能把继承问题都推给法院公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独立的非诉程序法，所以公证机构在实质上承担着大量的非诉事件处理工作，从历史沿革和实务工作中，公证程序成为主要的非讼程序，不仅适用于遗产继承案件，更适用于夫妻财产案件、认领亲子案件、收养案件、监护案件等。将于3月1日起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要求，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不动产登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对此，赵莉认为，今后，不能再把继承房产的问题全部推给法院或公证机构，对于无纠纷的不动产继承，房地产部门应自己审查。当然，民众愿意办理继承权公证，也是可以的。
独生子女非诉继承路径畅通
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冯爱芳平均每年处理近百件遗产继承案件，订立几十件遗嘱。她告诉记者，实务中从未觉得“独子继承”有何特殊的法律困境与探讨意义。
“目前从公证机构平均每年近两千件的继承案件处理量来看，大量的独生、非独子女家庭的遗产继承案件，经过公证人员的法律告知和介入调解，消解在继承公证工作中，在法律层面，并不存在所谓的独生子女继承困境一说。非诉继承仍然是遗产继承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总体而言，路径是通畅的，选择是理性的。”冯爱芳说。
冯爱芳介绍，在我国，遗产处理分为两种途径：一是有争议的继承诉讼；二是无争议的继承公证。独生子女家庭仅表现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数量较少，在实体法律适用与继承处理程序上并无任何特别之处，根据家庭和财产的不同情况，两条途径均可选择适用。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中尚有其他法定继承人，且对遗产分割有争议且不可调解的，自然会走上法院诉讼；如果其他法定继承人均先于其死亡，独生子女确定为唯一法定继承人通过非诉渠道的继承公证处理遗产是更为经济、理性的。
“证明独生子女跟父母之间关系且唯一继承人的身份也不是难题。”冯爱芳补充指出，可以凭借《独生子女证》加以证明，甚至可以提供《计划生育奖状》加以佐证。如果证件遗失也没关系，公证人员会前往档案馆调阅或通过核实被继承人人事档案的方式查清被继承人的全部继承人。
对于实践中继承公证的正当性备受责难，公证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与认定也被指困难重重的现状，冯爱芳认为，这些问题其实都根源于公证的非诉程序功能从未被发现或加以重视。或者说，非诉程序自身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未被足够重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非诉价值理念与非诉程序设置的社会功能与作用，认识到非诉和诉讼的分野与衔接是合乎国情、合乎理性的，那么，这个话题才能在穿越迷雾之后有讨论的基础，更有成效、更有意义。”冯爱芳说。
建多种途径让民众选择继承方式
“与其说独生子女继承遇法律空白，不如说单独继承人民事诉讼继承遭遇法律空白。”赵莉表示，单独继承人的独生子女继承权虽然不是无法实现，但如果想通过民事诉讼继承确实会遭遇法律难题。
赵莉介绍了单独继承人的独生子女只能通过诉讼来实现其继承权的两种情形：首先，独生子女想调查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时，就会遭遇无法启动司法程序调查的困境；其次，在持有非公证遗嘱时、公证机构表示无法对自书遗嘱进行检证而无法出证时。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是否有必要立遗嘱呢？“表面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只有一个法定继承人时，如果遗嘱指定继承人也是唯一法定继承人时，确无必要。但比如，父亲在先去世时立遗嘱指定将房屋给配偶(即独生子女之母)继承，母亲未过户即去世又未留遗嘱，发生法定继承时，独生子女要想作为单独继承人通过二次继承来继承父母遗产，就会发生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并存的问题。这时候如果自书遗嘱继承无法出证，则其无法通过民事继承诉讼来实现继承权，但可以按照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陈爱华诉南京市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房屋登记法定职责案’,起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赵莉说。
“但如果将于5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导致单个继承人无法通过行政诉讼来实现继承权，公证又无法出证，则单独继承人无法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的话，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赵莉强调。
因此，赵莉建议，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已经公布但细则尚未公布之际，在制定细则时，应从方便民众的角度，构建切实可行的登记规则，比如遗嘱鉴定、公告等制度，建立如行政自行审查和准司法公证的两种途径，让民众选择。这样，对于遗产不多、仅有一套房屋的继承人可选择由房地产部门审查；而对于遗产较多且无纠纷继承人，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然后持公证书去实现继承权。□记者朱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