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2日，昆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男的叫王俊波，33岁，当时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31岁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
公安人员进行缜密调查后，把死者王晓湘的丈夫、公安干警杜培武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一、命案惊天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接到报案，圆西路人行道上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公安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经查，男性死者王俊波，男，当时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
女性死者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一名警员。
两名公安干警竟然被枪杀，此案震惊了全省。
当时昆明正在筹办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案发时机微妙，因此该案被列为云南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把此案列为要案，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戒毒所、五华公安分局、路南县公安局等处抽调精兵强将，成立“4·22”专案组，开始全力侦破此案。
法医在两名死者身上发现了“七·七”式手枪子弹留下的弹痕，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手枪。
被害人死于枪击，被害者女的是杜培武的妻子，杜又是警察，这一切合乎情理。
二、他是嫌犯？
杜培武，1967年出生，原籍山东聊城，不忙九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云南。和大多数男孩一样，杜培武也梦想长大当一名警察，除暴安良，当人民卫士。
1985年，高中毕业的杜培武如愿以偿，成为昆明警校的一名学员。
他虽然在云南长大，但是身上具备了山东大汉的特质，身材魁梧，性格直率，英姿勃勃，为人豪爽大方，人缘极佳。
在警校，杜培武运气非常好，友情爱情双丰收：同学王俊波成为他肝胆相照的好哥们；学妹、校花王晓湘成为他的红颜知己。
走出警校后，杜培武成为戒毒所一名警察，他工作非常努力，25岁便被提拔为科长，案发前刚准备提拔为副处长。
案发时，他和王晓湘结婚已经五年，儿子也已经4岁。
他上班的戒毒所，距离自己的家——市公安局宿舍有20多公里的距离。
杜培武当时没有私家车，晚上还要在所里值班，下班后就住在戒毒所的宿舍，家务事就很少操劳。
而妻子当时还在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上班，又要工作又要看孩子。
杜培武对妻子非常关心，即便自己收入不高，也雇了一个保姆，以减轻她的负担。
而他的好兄弟王俊波，当时是路南县（现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虽然两人不在一处工作，但友情并没有淡薄，而且与日俱增。
王俊波来昆明出差、开会，都要到杜家做客。
有时候杜培武值班，就让妻子王晓湘接待，让他吃好喝好。
杜培武性格直爽，据他说，直到案发后，他才知道其中隐情。
三、“铁证”如山
专案组怀疑杜培武的理由是什么？
王俊波人缘很好，没有得罪什么人，也不可能是仇杀。
案发时，王俊波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假如说是抢劫杀人，为了那点钱，去枪杀2个警察，凶手不值得冒这个险。
再说，如果真是谋财，凶手为什么没有把那辆面包车开走卖掉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车子过户非常容易，偷车抢车案件屡有发生。
而且那个年代的面包车，跟现在的奥迪、宝马一个价值。
仇杀、财杀都被排除，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报复杀人。
因此，与被害人关系亲密的杜培武被列入怀疑对象顺理成章。
那么，有没有证据？
由于此案影响极大，又无有价值线索，省公安厅不得不向公安部求援。6月下旬，“中国头号刑侦专家”到达昆明，对杜培武进行了测谎。
提问的问题是:
你杀人没有
4月20日晚上你有没有在戒毒所
你有没有开枪把他们杀死
测谎的结果是4!
一般情况下，如果被测者没有说谎，数值应该低于4；如果数值是4到6，说明被测者部分说谎；只有数值大于6的情况下，才说明测谎者全部在说谎。
但是测谎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判案的证据；而且被测试者情绪不稳定的话，测谎结果会大打折扣。
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专案组认为杜培武的作案嫌疑最大，至少是知情或参与作案，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讯。
6月30日，审讯正式开始。
四、供认不讳
经过19天夜以继日的审讯，杜培武被迫开始“交代杀人的罪行”。
“......我只能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杜培武说。
交代“杀人事实后”，“杀人枪支”的下落让杜培武为难，找不到的话就难以过关。
杜培武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说法:“杀人后，枪被拆散，扔到滇池里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
这个时候，杜培武这个铁打的山东汉子，跟之前判若两人——目光呆滞，步履蹒跚....
五、回天无力
几天后，杜培武恢复了平静，觉得不能就这样消失了，家里还有4岁的儿子，他已经失去母亲，不能再没有父亲。
一夜之后，一份《刑讯逼供控告书》完成，交到了驻所检察官范新忠的手中。
这四张照片，堪称是救命照片，为杜培武洗冤起了关键作用。
1998年12月17日，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人们注意到，律师在法庭上为杜培武作的是无罪辩护。
但是律师知道胜算很低，因为公诉”证据确凿“：
比如警犬气味鉴别，杜培武所穿的鞋袜和面包车泥土气味相同；
身上一张百元钞票泥土痕迹和现场泥土化学成分相同；
还有杜培武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留下的火药残留物。
更让人不容置疑的是，法庭上有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他们在刑侦界久负盛名，堪称是专家级别。
公诉机关的结论是，杜培武不但驶过这辆死者王俊波的面包车并且开过枪。
但是，两位辩护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从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上看出破绽。
那上面，只记述了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的泥土，但是上面并未写到“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的泥土。
既然如此，这两处的泥土从何而来
更给力的是，审讯已经过去几个月，杜培武身上的伤痕还在。
不仅如此，杜培武还说，当时在看守所，检察官还拍摄有照片，足以说明在审讯期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
控辩双方辩论激烈，审判长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被定罪。
法庭上，公诉机关提交了《补充现场勘验笔录》，“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泥土记录被展示出来。
杜培武要求公诉人出示伤痕照片，但是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杜培武向审判长拿出了自己当时穿的衣服，上面......
但是，没有受到重视。
眼看法官就要做出判决，自己很可能会被判死刑，他声嘶力竭地高喊:“我没有杀人!……”
审判长说：”既然如此，请你拿出你没有杀人的证据！“
杜培武无语，他绝望地低下了头。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杜培武颤抖着双手接过判决书，两行泪水从这个硬汉眼中夺眶而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不甘心。
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却不能为他们养老送终；自己是儿子的靠山，却要让他从此孤苦伶仃......
看着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杜培武似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他不再渴望奇迹出现，开始写日记，诉说死亡前的经历，希望后人能知道曾经有个人，比窦娥还冤。
“今天是4月5日，省高院法官来到监狱对我进行了死刑复核，但是他们来去匆匆，看得出是在走过场，翻案概率为零。”
“今天是4月16日，最可怜的是我的儿子磊磊，他4岁就失去父母，还要接受他父亲是杀人犯的事实，他今后的路会怎样走？”
“4月17日，我不再抱任何希望，在安静等待那一刻到来。我死后，请爸妈把我的骨灰带到山东老家，我要和去世的爷爷奶奶在一起。”
“5月15日，我觉得死期一天天临近，除非奇迹出现。”
就在杜培武彻底绝望，等待死神召唤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六、峰回路转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大难不死，这就为日后洗冤，创造了条件。
2000年6月，苍天开眼了。
当月17日，一个司机失踪两个月后，他的手机突然开机，昆明市公安机迅速对手机定位，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柴某，对其进行审讯。
并且顺藤摸瓜，破获了以原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
在审讯中，罪犯交代，他们在1998年4月下旬，曾经在一辆面包车内枪杀了两名警察。
听到此，警察心里一惊。
根据罪犯的交代，他们在杨天勇保险柜中，看到了那把“七七”式手枪!
七、真相大白
那天晚上，杨天勇他们是如何行凶的？
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开始行动，目标是那些晚饭后在昆明市郊区约会的情侣或者情人，以敲诈钱财。
走到海埂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路边，觉得里面有戏，便上前敲门：”我们是缉毒警，正在执行公务，请开门。“
这时候车内的有个女的说话了:“不要闹了，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不予理会，从腰间掏出一支“五四”手枪：”把他们铐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两人铐在车上，杨天勇夺过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扣动了扳机……
2000年7月10日，杜培武牢房门突然打开，一个狱警喊道：”杜培武，有人找。“
杨松对他说：高院让我来做你的工作，你的案子已经再审，今天要宣判了。”
听到这里，杜培武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直盯着杨松。
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有万语千言要说，但是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口，只是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当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面对记者，杜培武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在法庭上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对法律始终都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于个别执行法律的某些腐败分子……”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XX、队长宁XX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伤痕、而且外伤导致脑萎缩，构成轻伤。
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培武得到了2万多元的赔偿。
对于妻子与王俊波之间的事，杜培武说他之前全然不知。
记者问：“你恨过她吗”
“恨不起来”杜培武摇摇头说。
“案子侦破之后，我到她的坟前说了一句话‘凶手抓到了....我们的孩子睿睿在健康成长，你放心吧。”
杜培武说，此案的最深感受是，极个别害群之马在违法的时候太放肆了。“我学过刑侦，也懂得法律，更具有反侦查经验，但是到最后还是‘认罪’，更别说普通人了。”
后记：
平反之后，杜培武坚持要求回复自己的警籍，以此说明他对警察这个岗位的热爱，对广大人民卫士的崇敬。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在进步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这些年杜培武之类的冤假错案已经非常少见，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