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距离深圳上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岛屿上，异域风情无限，竟然能听到当地人说客家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背后有着龙岗客家人扎根大溪地的漫长奋斗史。近160年来，这一群体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政治权利不断壮大，在当地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大溪地风光（资料图片）。
大型文史项目《龙岗记忆》
第二季“乡愁印迹”第四十六期
带你了解大溪地龙岗籍华人的故事
名片
大溪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向风群岛中的最大岛屿，面积为1042平方公里，现有居民约26万人，华人约占10%，其中深圳龙岗籍华人有1万人左右。
大溪地以无敌风光、民俗风情享誉世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者，成为人们眼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同时，大溪地还被称为“黑珍珠的故乡”，全球95%的黑珍珠皆产自这里。
缘
起
跨越万里谋新路
海外开拓不畏难
“
第五次客家大迁徙时期，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的龙岗客家人离开故土、泪别家人，远渡重洋谋新路，大溪地便成为他们的落脚点之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群体越来越壮大。
”
1865年，由于受美国内战的影响，国际棉花价格上涨，利润相当可观。英国企业主威廉·斯图瓦特获法国殖民当局批准，来到大溪地开办棉花种植园，并允许以“契约华工”的形式从中国沿海地区招募华工。
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处于第五次客家大迁徙时期，不少开拓创新的客家人由中国沿海地区向海外迁徙。其中，位于深圳龙岗的鹤湖新居、西埔世居、茂盛世居、大田世居等客家围屋均有不少青壮年远渡重洋谋新路，留下了在海外开拓拼搏的励志故事。
关帝庙。
从1865年2月28日至1866年1月6日，三批华工共1015人从香港抵达大溪地。这些华工主要来自深圳、东莞、惠州，尤其以龙岗客家人居多。他们与威廉·斯图瓦特的企业签下了为期7年的契约。
棉花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却无法避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遭遇新冲击。1873年，棉花种植园破产，不少华工选择返乡，部分留在大溪地受雇于菜园工作或做些小本买卖。
第一批移民站稳脚跟后，开始带动更多的家乡亲戚、邻居、熟人来到岛上创业，年复一年，数量越来越多，实力慢慢壮大。1888年6月，来自深圳的陈世崇抵达大溪地，经营香草生意，于20世纪初成为当地首富，并创办银行、航业事务所、椰油公司等，推动了当地工商业发展。
1907年至1914年，约有2500名华工来到大溪地，与以往不同的是，因为允许携带家属出洋，移民中出现了200名妇女，这便成了后来华人数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1924年，香港开通了直达大溪地的轮船，为移民带来了更大方便，大批深圳客家人不断移民大溪地。
“大溪地的官方语言是法语，龙岗人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基本上都会说法语。”法属波利尼西亚洪门致公堂盟长、龙岗区侨联荣誉主席、龙岗籍华人萧桂强说，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位于太平洋东南部的大溪地相对和平安定，谋生更为容易，因而吸引了更多的深圳客家人前来。据大溪地政府档案库的资料显示，到1946年，大溪地的华人已有6390人。在这些华人中，龙岗各村各姓氏人家、观澜松元厦陈氏及坪山廖氏、钟氏占了大多数。
发
展
守望相助不忘根
心系桑梓中国魂
游子恋故土，中国发生的一切都牵动着他们的心——他们离开的是一个积贫积弱、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他们多么渴望祖国强大、给予坚强依靠。远在异国他乡，为了帮助同胞解决困难和维护利益，1911年大溪地注册成立了最早的华人社团组织信义堂。1921年，又成立了当地最大的组织中华会馆。
扎根异国他乡，龙岗籍客家人大多从事香草种植、珍珠养殖、百货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他们在大溪地依然延续着努力奋斗、崇文重教、团结互助、不忘根本的传统美德。
1911年，信义堂正式注册，其前身是1870年便出现的华人互助会。作为大溪地最早的华人社团组织，信义堂的宗旨是团结当地华侨华人，谋取社会福利，兴办慈善事业。信义堂创办了老人院，赡养无依无靠的老人；建设了关帝庙，举办春秋祭祀；兼营华人公墓等。
10年后，深圳人陈世崇、李文彬、刘铭凤等发起成立中华会馆。会馆是一栋两层大楼，主楼正面墙上有副对联：服务同群、宣扬文教，反映了崇文重教的意识。在一楼宽敞的大厅里，一些穿着练功服的年轻人正在练习中国功夫。教练的一招一式分外讲究，学员们骑马蹲裆、冲拳踢腿，有板有眼。“中华会馆已成立一个世纪了。我父亲是第二代华裔，生于1934年，曾在中华会馆的华文学校念书，学习讲中国话、写中国字。”萧桂强说，身在异国他乡的龙岗人，无论日子有多苦涩，心里始终惦记着家乡，更希望家乡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
龙岗区委统战部为法属波利尼西亚洪门致公堂捐赠口罩。
1930年，远在龙岗的平冈中学建成——这是深圳历史最悠久的三所中学之一，更是当年深圳东部地区的最高学府，其中便有不少大溪地龙岗籍客家人的心血。在一本泛黄的资料中有一份建设平冈中学校舍收入各处乐捐总数，香港及内地共捐银10173元，大溪地各处捐银6820元（其中大溪地中华会馆捐银3675元）。据悉，办事人特地请来工匠，在一块块石板上刻下善款来自何处，郑重镶进了教室外墙。
说到大溪地与平冈中学，就不得不提李群芳。1922年9月，李群芳出生于大溪地。7岁那年，他随母亲回到老家龙岗兰水坣村，在崇正学堂接受了小学教育，随后进入平冈中学。这所有着大溪地华人华侨心血的学校，反哺着从大溪地返回的孩子，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圆满”。在平冈中学，李群芳不仅接受了课本知识，还接受了红色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平冈中学因抗战多次停办。尽管如此，平冈师生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以学校为大本营，以教员身份为掩护，成立地下党组织，为东江纵队传递情报，输送一批批革命骨干；或通过办识字班、歌咏队、妇女会等形式，动员和组织群众走上抗日前线。李群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战场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李群芳于1940年入伍，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花岭阻击战中，身为粤赣湘边纵队江南支队第二团团长的他指挥200多名勇士击退2000多名敌军的13次进攻。
在无数个“李群芳”的努力下，这片热土终于迎来了新的希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重大消息让远在大溪地的游子充满了喜悦与期待。喜悦是因为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成了过去，终于以独立完整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期待则是因为这个独立的国家充满了希望，期待能成为游子们的后盾和依靠。
壮
大
政坛屡见黄皮肤
中华文化影响深
上世纪60年代，殖民政府关闭了大溪地所有的华文学校。懂得华文的华裔渐渐减少，但是，华人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进入政坛，不仅让华文学校重新开办，还让中华文化对大溪地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约800名老华侨回国，萧桂强的爷爷便是其中之一。1947年，萧桂强的父亲跟随爷爷坐着货船到香港，然后几经辗转回到龙岗西埔村，耗时一个多月。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不仅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溪地也发生了巨变。
1964年，大溪地殖民政府强行关闭了所有华文学校（共4所），并推行归化政策，许多华人加入法国籍。1971年，出现了第一个成为帕皮提副市长的华人——龙岗籍华人邓仁广医生。帕皮提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始建于1818年，位于大溪地西北岸。
“在姑妈的资助下，父母带着我们三姐弟于1982年重返大溪地。”两年后，萧桂强加入了法属波利尼西亚洪门致公堂。该组织于1971年正式注册，当时堂口的华人都会说客家话，但是没人会写中文，萧桂强立即成了堂口的中文秘书。有人懂中文了，自然与祖（籍）国恢复了书信往来，堂口的负责人还经常回中国参加各级侨务部门举办的活动。
华裔美女闪耀舞台。
在组织发展壮大的同时，萧桂强也实现了个人成长。从最初抵达大溪地白手起家，做过批发商，还在燃气公司工作过，到后来凭借一步步努力和积累开起了酒楼：粤海楼。萧桂强笑道：“当地人非常喜欢我们广东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文化影响吧！”
“除了邓医生，我们致公堂的李添来大哥也当过帕皮提副市长。后来，又接连出现了好几位华人市长、副市长，其中一位祖籍东莞凤岗的副市长名叫房英群，还任职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议会议员。”萧桂强说，此前华文学校停办，让懂得说中文、写中文的华裔日渐减少。如今，有了政治权利的华人积极争取，华文学校再度开放，让不少华裔有了学习母语的机会，“我的女儿从小在学校学习法语，周末节假便跟爷爷一样，在中华会馆的华文学校进一步学习母语。她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还在法国波尔多专门学习中文，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了3年，现在成为一名中文教师”。
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华人华侨在大溪地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中华文化也逐渐引发当地年轻一代的热情。萧桂强笑言：“你们肯定想不到，大溪地原住民也十分热衷学习中文，不少人学得比我还好！”
萧桂强的弟弟、法属波利尼西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萧桂芳说，春节期间，大溪地华裔庆祝属于自己的古老节日，不仅帕皮提市政府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中国城还有精彩的舞龙游行。舞狮、舞蹈、武术、饮食艺术、花灯游行，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让华裔和原住民叹为观止。就像全民过节一样，大溪地当地超市也张灯结彩、营业员都穿上了中国旗袍为大家服务，恍惚间让人以为回到了中国。
中华会馆。
早些年，不少龙岗籍华人华侨返乡，总会带一些家乡人到大溪地打工，并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中给予同乡诸多帮助和慰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深圳成为经济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曾经在大溪地打工的龙岗人早已回到了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享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大溪地华人乐见家乡繁荣和祖（籍）国富强，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100多年来，他们一直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