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这里，他苦笑自嘲：“果然每个人都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陈东今年25岁。小时候看影视剧，觉得做律师可以每天出入高端场所，认识各行业的大佬，或在法庭上霸气发言，维护正义，既挣了钱又能获得社会尊重。于是他一心往这条路上走，大学修了法学专业，参加法考，到律所实习，给带教老师“做保姆”——买菜、做饭、接孩子放学，实习月薪只有2500元，他都熬了过来。
没人告诉他，真正成为律师之后，他得自己交社保，给律所交座位费，自己找案子和当事人，经常要倒贴钱上班。
贴钱上班，发生在很多律师身上。在社交平台上，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都没开单的律师不在少数。近日，深圳律协和深圳农商银行推出律师专属贷款：具有3年（含）以上信用记录、且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深圳律师，可申请个人综合贷款额度最高为200万元，30万元以下可自助用信；年化执行利率*至3.2%（具体利率以审批结果为准）。
“验证码都比这高”
精英，是很多人对律师行业的*印象。
律师是一份需要高度细心的工作，面对诉求欲望强烈的当事人，要小心控制情绪和注意措辞，生怕说错一句话会引起对方的不适，甚至是愤怒。与其同时，加班是他们的日常。每一份文件都要再三核对，一个字都不能错，涉及到数字，她习惯用手指逐个数，并反复多次核对，多个零和少一个零差别很大。有的案件材料很多，时有几百页的资料需要她两天内看完，并找出破绽，再跟对家谈调解。那两天她几乎没睡，调解结束后，下一个案子又排上行程，立刻要处理……循环往复，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整日埋在一沓沓文件海里的日子她过了两年。
在律所工作，虽然有稳定的薪水，不必为案源担忧，但黄莉莉感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受限。底薪6000元，每月至少独立做12个案子才能保证月入10000元，她越来越感到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付出与收入而且工作中的委屈也不少。
她曾经遇到过一位讨薪的当事人，案件胜诉后，对方却因没收到钱，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不满，跑到办公室当面质疑道：“请你们我得到了什么？我要的是钱。”黄莉莉试图提供执行意见，对方拒不接受，她只能无奈地回答：“请我们，您获得了一份胜诉判决书。”对方沉默，没有多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律师的工作是帮助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达成诉求，至于执行问题，并非律师所能控制，但当事人的不理解常常让她感到无奈，“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在小律所工作，未来似乎一眼就能看到头。黄莉莉才27岁，她渴望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于是在去年11月辞去了律所的工作，转而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开始了新的职业旅程。
独立律师意味着要完全自负盈亏，要自己找案源，交税和社保。而且独立之后，不等于跟律所完全脱离关系。有些律所租了一层办公室，自家团队用不完，多余的空间就会对外分租，给独立律师提供牌子和场地。对应地，独立律师就要分担成本，一般来说座位费是每个月几百到上千元不等，一间办公室则要几千元。挂靠在这些律所后，如果独立律师接到了案子，还要给律所分成。
李玉在广州做执业律师4年，她在番禺一家律所租了个工位，每月500元，有客户上门就带他们到会议室。“咱们没什么业务，有工位就不错了。租一间办公室的话，要几千元，怎么付得起？”
每个月，李玉都要为社保和房贷发愁。前几年，她每年大概能接到40个案子，今年截至目前，她只接到20多个案子。“执业4年还要家里倒贴”，李玉常常觉得自己“好丢人”。
她算了一笔账，算上交税和分成，她交给律所的成本大概占收入的20—30%。前几年，她一年收入十几万元，扣除要交的成本，实际到手才几万元，平摊下来每月大概收入几千元，这是从业4年的水平。
黄莉莉执业时长不如李玉，目前独立出来一年，累积收入不到26000元。上个月，她的收入仅500元。她和一家律所合作的案子，完成后可得提成1200元，但社保要交1000多元，赚的钱还不够扣社保，从账上余额凑合加上垫付的差旅费报销到账，她银行卡里体现的当月薪资才能达到500元。
“验证码都比这（数字）高”，黄莉莉觉得很荒唐。
从业人数激增，案源减少，是很多人的感受。以广州为例，今年广州律师总数27540人，相比2021年增长了7341人，增长率高达36.3%。对应地，业务量却在持续下降。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广州律师创收为96亿元，到2023年增长到100亿元，以此测算，广州律师这三年的人均创收水平从48万元降至40万元。
“我们很多都是被平均的，挺多律师一年都挣不了10万块钱。”李玉叹道。
“只要给钱就行”
独立律师全靠自己找业务，拉不来业务等于失业。
黄莉莉有个朋友在浙江二线城市做律师，每月接两个法律援助案件就能覆盖执业成本，自己生活节约点活下去不难。但在更多的地方，多位受访者表示，法律援助律师饱和，而且案件大都被大律所垄断。
一名河北的律师表示，当地法律援助的价格“低到离谱”，民事和刑事的法律援助案件都被压到1000元左右一个。他听北京的同行说，死刑复核法律援助的案件能收到10000元一个，但对应的要求也更高，至少5年刑事案件办案经验才能接到这类案子，年轻律师基本没有机会。
多位受访者留意到，近两年，市场上多了很多法律咨询公司跟正规律所低价竞争，前者有资本在网上投流，以低于律协指导价接待当事人，独立小律师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他们案件多，当然可以低价接，而我们作为独立律师一年到头才成几个案。”黄莉莉举例，发律师函一般要千元以上，现在有时会被压价到500元。
为了获得盈利，他们只能将业务细分。通常来说，聘请律师5000元以上；若当事人把前期材料和流程都完成了，只需要聘请律师开庭，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收取3000元；有人只要调一个材料，可能便宜到1000元一次。李玉解释，具体看案件情况，如果客户自身经济很困难的话，还可能再给予优惠。
案源不会从天而降，宣传自己似乎是小律师们*的出路了。只有那样，他们才可能被看见。多位受访者都说，现在很多律师选择在社交媒体上找业务。他们会在网上发案例，建群，等人来问；也会主动出击，刷到求助帖子，就会立刻私聊对方。没有单子的日子里，李玉每天都盯着手机，几个平台来回切换。“要经常聊，不聊的话人家也看不到你，也不会有大数据的推送。”
陈东选择了直播。他先是围观了半个月同行们的直播，学习技巧，还买了手机支架做准备。*天他计划先试水播一小时，对着屏幕里的自己，他只觉得尴尬，瞥见左上角的观看人数始终为0，整个人越加紧绷，表情都无法放松，不知道该说什么。安静了十分钟，终于有人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立刻就退出了。见状，他也坚持不下去，果断退出了，“直播会让e人变i人”。
为了抖音上的执业认证，陈东还录了普法视频。搞了一个月，直播认证和执业认证都通过了，打开相册，全是自己录的废片。
李玉去过两次就放弃了。除了不喜欢那种场合，更重要的是，她发现在活动上加的人几乎都不会有联系，“没什么用。”
李玉还有一种感觉：律师这个行业里有很严重的三六九等。很多大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尤其是混大圈子的大律师，他们天然拥有优势，企业老总们总会优先找到他们。没有大律师和大律所做靠山的小律师，只能“看天吃饭”。
对律师来说，老客户推荐或熟人介绍是最稳妥的，但李玉也试过被跑单。
类似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案源越来越少，李玉的标准也在一直下降，“只要给钱就行了”。
“这本证困住了我”
直播中止了三个月，陈东又重新站在了手机镜头前面，当天上午和下午各播了一场，每场两小时，连麦20次，涨粉20人，达成交易0人，收益6元，他觉得很满意了。
遇到认识的同行进直播间，陈东还是会觉得很尴尬。有一次，他看到妈妈也进了直播间，他尴尬到想立刻退出。
直播半年，每月收益只够买一杯咖啡，投入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很多前来咨询的人都抱着白嫖的心态，没有任何付费意识，这让陈东感到厌恶。他不想继续了。
日常生活里，陈东连打车都不忘跟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殷勤给名片，积极拓展客源，还会主动参加讲座和聚会，见到人就介绍自己的律师身份，“恨不得让路过的蚂蚁都知道我是当律师的。”他也厚着脸皮主动上门拜访企业，跟老板尬聊，但依旧很少有单。
独立的代价就是一直要宣传和社交，陈东觉得太消耗了。后来，他考虑加盟一家律所。接触了几家之后，他发现中小律所还是要靠自己找案源，感觉跟独立没什么区别，还多了成本支出。至于大律所，据他了解，有的要抽成18%，免*年座位费；有的要抽成10%，每年座位费12000元。不在本地的话，有的地区大所抽成30%，还要另外交打印费、快递费、座位费和税费。即使加入团队也需要宣传自己，而且案源问题不是光靠换律所就能解决，换律所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徒增成本。
陈东开始迷茫。压力大时，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每天凌晨三点半，他会准时醒来，再也睡不着，一直到天亮，马上又出门工作。每天的有效睡眠大概只有3小时，他感觉心跳的感觉前所未有地清晰，头总是昏昏沉沉，经常觉得没力气说话，只能依赖咖啡打起精神，心率有时快得会让他想到猝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
独立大半年后，陈东觉得身心都撑不下去了。宣告失败的这天，他反而睡了个好觉，睡足9小时自然醒来后感到久违的放松。
陈东曾经跟妈妈抱怨不想做律师了，妈妈反问：不做律师还能做什么？他多次打开招聘网站，胡乱翻了几页，发现没有他能做的工作，又默默关掉网站。陈东说，他刚收到了下个月的法院传票，还有4个庭要开，无法脱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本律师证困住了我”。
李玉接受了现状，“做了这么多年也知道自己什么水平，强求不了”。多位受访者都表示，深圳推出的律师专属贷款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如果利率低可以考虑，但现在看来跟其他贷款产品并无差别，只是换了个名头。比起贷款，他们更需要的是稳定的案源，能在这一行里活下来。
“做律师对我来说已经是*的选择了，别的也做不了。”李玉说，法考很难，很多人要考几次才能通过，她也考了几年。所以，能坚持拿到证的人，入了行就不想轻易离开。对于像她一样的法学生，能转行的机会更少。这个月接不到案子，下个月继续努力，“假如一年我都没有接到案子，我肯定也转行了，我就不做了”。不到那一步，他们还是想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