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20xx年广西大学毕业。20xx年12月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招聘会，并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了毕业生就业协议。20xx年7月31日，被告因周龙患有“乙肝小三阳”而通知其“不予录用”。周龙家业贫寒，靠父母资助和助学贷款才完成学业，这次因为公司毁约，不仅使其丧失了工作机会，并且致使其错过了选择就业的最佳时机。20xx年4月，周龙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后，愤而将被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被告因原告是乙肝小三阳拒绝录用，违反了上述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
点评
平等就业权，就是劳动权在人格权中的具体表现。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劳动权，这是一个宪法权利。这个权利反映在人格权法上，就表现为平等就业权。
我们在起草《民法典?人格权法》专家建议稿时，就写过这个权利，其性质是人格权。侵害平等就业权，就是侵害人格权，就构成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这个“病症”坑害了很多青年，为此而丧失就业机会何其多!甚至有很多热恋中的青年也因此而被父母等亲属强制干预，丧失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无数生活悲剧。
本案原告周龙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的遭遇，不仅使他丧失了就业的机会，而且错过了寻找其他就业途径的最佳时机。
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他呼吁。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确认平等就业权是人格权，任何企业以“小三阳”为理由而拒绝接受劳动者，就构成侵害平等就业权。确认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为周龙讨回了一个公道，同时，也对类似周龙的其他“小三阳”的劳动者主张了正义和公平。因此，本案判决值得称道。
西安电视剧情节虚假侵害死者名誉
海淀区法院认为，组织者郝、张不具备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责任、不承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经营者义务、出现意外后也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孙某父母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xx年11月，一中院判决认为，孙某所受损害的发生，原因在于自助式户外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然风险及受害人自身的身体状况，组织者郝、张对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维持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北海鳄鱼吞小孩饲养者构成侵权
20xx年10月8日，王某乘坐一轿车在四川成南高速公路上向成都行驶。当行至23公里处时，被从高速路立交桥上落下的一块鹅卵石击穿挡风玻璃，击中王某左侧胸部，致左胸大片挫伤伴表皮剥脱、主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经查，事发高速路上的天桥两侧设有实心水泥护栏，紧靠两侧护栏外侧安置有防抛网。
公安机关以黄某等三人未满14周岁，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为由，撤销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王某的近亲属向法院起诉，追究四川成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和三名致害人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认为，事发天桥不存在质量瑕疵，成南公司也尽到了相应管理义务，对其要求不能过苛，不构成侵权责任。黄某等三小孩在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上玩耍，故意向高速路上行驶的车辆投掷石块，造成王某在乘车过程中被石块击打而死的严重后果。虽然三人中究竟是谁投掷的石块造成此后果无法确认，但确系其中一人，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基本特征，故认定黄某等三人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判决该三人的六名监护人对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46979.40元。
本案争执的焦点在于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是否应当与共同危险行为人一起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确定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必备的条件是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对于损害的发生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失，否则就不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在管理高速公路过程中，没有疏于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失，如果责令其承担侵权责任，则有失公平，违反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原则的宗旨。
造成本案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三个未成年被告的共同危险行为。是由于三个未成年人父母的管教不周，使他们攀爬高速公路防护网投掷石块取乐，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一后果尽管不是三个未成年人全体行为所致，而是其中一人所致，但不能判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加害人，因此，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责任。对此，法院判决三个未成年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在原告起诉不同被告，案例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抽丝剥茧，确定真正的侵权原因，准确确定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是成功的，也是公平的。
重庆天降叉棍致害无法查清加害人
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由西影厂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合拍，20xx年12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在该剧中描写的真实人物国民党将领冯钦哉，有炸毁煤矿、行贿钱大钧、随手枪杀少将江天正等情节。冯钦哉原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参加护国讨袁、北伐战争和八年抗战，1949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随傅作义总司令在北平和平起义。冯钦哉的孙子冯寄宁看到该剧后，认为《西安事变》恶意编造的这些情节，对冯钦哉的名誉造成严重侵害，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西安市碑林区法院经过调查证据，认为《西安事变》中三段有关冯钦哉的描写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历史史实，其中关于冯钦哉向钱大钧行贿一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犯了冯钦哉的名誉，故判决西影厂停播《西安事变》中有关冯钦哉行贿情节，并要求西影厂就行贿情节在全国性报刊为冯钦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向冯寄宁赔礼道歉。
文学作品侵害名誉权，包括侵害死者名誉，能构成侵权责任，已经早有定论。但在电影《霍元甲》是否构成侵权的诉讼，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不构成侵权后，有些人对此有所怀疑，因此，对本案是否构成侵权也有怀疑。在历史文学作品中，对于历史人物进行描写，并非必须完全拘泥于历史真实，绝对不可以为表现主题而进行适当的虚构描写。电影《霍元甲》描写的一些情节确实不是历史事实，是编剧和导演为了表现作品的主题而进行的适当虚构，但只要这些描写没有对被描写的人物进行人格丑化，对其名誉没有进行贬损，因此，就不能以所描写的事实不真实而认定为构成侵权。因此，认定电影《霍元甲》没有构成霍元甲的名誉，是有根据的。但是本案不同。《西安事变》在描写冯钦哉的情节中，编造了有损于冯钦哉名誉的情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害了其名誉，因此，构成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责任。冯寄宁作为冯钦哉的孙子，是冯钦哉名誉利益的法定保护人，因此他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追究作品的侵权责任。法院判决电视剧的作者承担侵权责任，还了死者一个公正，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和正义原则。
宁明愚昧驱"鬼"的侵权行为
20xx年7月，原告李小的母亲李玉从乡下到新余市区打工，认识了王峰，相互爱慕并同居生活。同居一年后，由于双方性格存在差异不欢而散，但此时李玉已有身孕。李玉多次找到王峰要求与其结婚，或者一次性给付小孩抚养费，但都被王峰拒绝。
20xx年4月，李玉生下女儿李小，办理了出生证明，继续找王峰讨要女儿的抚养费，王峰却以李小不是自己亲生为由拒不支付费用。20xx年7月，李玉以李小的名义起诉，要求王峰支付抚养费，并申请进行亲子鉴定。江西新余市渝水区法院受案后，多次找到王峰，希望他能配合做亲子鉴定，以查明事实，却屡遭王峰拒绝。
法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的亲子关系，不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原、被告在本案中均负有举证义务，即做亲子鉴定义务。原告已提供了医院出生证明等证明材料，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举证责任，要求做亲子鉴定，其举证责任转换，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不同意鉴定，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该证据。尽管法院不得强迫其所为，但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法推定被告王峰是孩子的父亲，每月向李小支付抚养费200元。
这个案件再次证明我国《婚姻法》亲属制度的缺项，即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在亲子关系上，《婚姻法》还缺少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等制度。这些亲子关系制度《婚姻法》都没有规定，是必须进行补充的。
在本案中，李玉与王峰同居，分手后发现怀孕并生下李小。李玉认为李小与王峰具有亲子关系，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王峰予以否认，但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据举证责任的证据法则，确定负有举证责任的王峰承担对自己举证不能的后果，推定为亲子关系，确认其抚养义务，是公平的，伸张了社会正义。这个判决完全正确。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在亲属法制度上，非婚生子女确定亲子关系，需要经过认领程序。子女认领分为任意认领和强制认领。任意认领是“寻亲”，找到自己的亲子主张确认亲子关系。强制认领就是针对王峰之类的人，他们否认亲子关系，但有事实证明他就是被认领人的生父，法院判决确认亲子关系，令其承担生父责任。本案判决推定王峰是李小的生父，并且负担抚养费给付义务，其实就是适用强制认领规则，但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在制定《民法典?亲属法编》时，必须予以补充，以应司法急需。
北京"驴友"自冒风险索赔无理由
20xx年3月某日，农怀森自己动手将罗、梁两家的祖坟各挖了一个洞口以“驱鬼”。罗、梁两家十分恼怒，分别向广西宁明县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农怀森挖坟掘墓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农怀森挖掘罗、梁已故亲人坟墓的行为，既是对死者人格的侵害，也是对死者近亲属祭祀权的侵害，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构成侵权，罗、梁要求农怀森赔偿补修坟墓的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判决农怀森各赔偿罗、梁费用损失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其实，近年来，挖掘他人祖坟的案件常见，但多是基于建筑需要或者其他目的，以驱鬼为目的而挖掘他人祖坟的，并不常见。大概是老人年龄大了的缘故。
应当研究的是，挖掘祖坟究竟侵害的是什么权利的问题。本案判决认为侵害的是死者的人格，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祭祀权。这样的认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挖掘祖坟的行为除了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近亲属的祭祀权之外，还有更重要、更直接的一点，就是侵害了祖坟的物权。祖坟在民法上，属于不动产，是构筑物。在祖坟之上，既有构筑物的所有权，也有所占用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因此，私自挖掘他人祖坟，就是非法侵害不动产，构成侵害物权的侵权行为。如果全面观察，擅自挖掘他人祖坟的行为，是在非法侵害不动产的同时，也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的祭祀权，是一个多重的权利损害事实。在认定侵权责任的时候，这些都应当考虑到。
郑州买房未登记出卖人有协助办理义务
20xx年，常亮经朋友介绍从宋平手中买了一套二手房，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时，发现该房产已经转手3次，自己是第4位房主，房产证上登记的“房主”已不知去向，能够找到的两位前任房主间的转让、买卖也没有规范的手续。
因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常亮诉至法院，要求前三位房主协助自己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以上转让手续均未办理过户。
我选择本案进行点评，意图让读者明确不动产买卖的过户登记手续的重要性。
买卖房屋，是在转让不动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只有办理权属过户登记手续，才能发生权属转移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占有房屋等不动产，也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
在本案中，交易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3次，但都没有办理物权变动的登记，因此，常亮即使占有了该房屋，也没有享有其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常亮是聪明的，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样依法取得这个权利，防止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前两任买主是糊涂的，不知道应当怎样才能够保障自己取得权利。
须知，仅仅对不动产权属转移的合同进行公证，是不能取得不动产的权利的，只有依法登记，才能够取得不动产权利。法院的判决是对的，前任房主作为不动产产权出让人，有义务协助买受人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的登记手续，以保证买受人能够买到交易的不动产权利。
北京欺诈性抚养应当赔偿费用
20xx年11月27日，沈阳某银行委托沈阳银信信用卡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到齐涛家所在地，沈北新区蒲河镇发送紧急通知即催账单。
账单内容是：“齐涛：您所持有的银行信用卡，截至20xx年10月透支欠款已经超过3个月，且数额较大，经多次提醒、催收，您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仍未还款，依据我国刑法第196条之规定，您的行为已涉嫌信用卡诈骗。如您在20xx年11月29日之前仍不能一次性还清全部欠款，我单位将把您的立案材料移交至沈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立案处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齐涛否认其在该银行办理过信用卡，但催账单在齐涛的家人、朋友及周围群众中引起不良反响。
20xx年6月，齐涛经过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发现信用卡透支的齐涛另有其人，此齐涛并非彼齐涛。齐涛到法院起诉，要求该银行为自己消除不良信用记录，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认为，被告在催收账款过程中，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依据真伪未辨的欠款信息，到原告家庭住地发送以透支涉嫌诈骗追究刑事责任为内容的催收通知，在一定范围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主观过错，构成侵害齐涛的名誉权，判决银行公开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典型的张冠李戴啊!天下的齐涛多了去了，银行再马虎，也要核查清楚啊!
银行怎能如此不负责任，给一个与此毫无关联的此齐涛发出欠款并且有涉嫌信用卡诈骗将要把立案材料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的催账单呢须知，这样的催账单，涉及到被催账的人的信用、名誉以及人格尊严，造成名誉权损害是必然的后果。
根据民法的规则，银行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应当以谨慎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如此不负责任。违反注意义务就有过失，银行对于自己过失造成的后果，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
点评本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认定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基本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有过错就有责任，无过错就没有责任，除非法律规定的是无过失责任适用的范围。
什么是过错呢过错就是故意和过失。故意，是行为人追求或者放任行为的后果;而过失，在民法上的要求，就是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当一个主体负有注意义务，由于疏忽或者懈怠而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就存在过失。
在本案中，被告银行对自己的客户负有注意义务，对他人也负有注意义务，却未经核实，就对没有信用卡透支的此齐涛，认定为彼齐涛，对其发出错误的催账单，造成了损害后果。有过失，有损害，被告当然就有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