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徐皞亮，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329）的阶段性成果。
Aufschreibesysteme1800/1900一书初版于1985年，至今已近40年，关于媒介的理论探讨发生了诸多变动。一方面可以看到，基特勒通过他激进的主张奠定了其学术地位，并因其激进风格而饱受争议。另一方面，不论如何，基特勒的媒介理论又无法回避，在论及德国乃至欧洲的媒介理论时，基特勒的理论颇具代表性，以致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下，大家各取所需，不论是援引还是批判，基特勒的媒介理论在此东拉西扯之下被撕碎，仅留下“物质主义”的躯壳被人张目。特别是当下人们对数字世界“去物质性”的看法，似乎严重削弱了基特勒的解释力。学界感叹基特勒的理论早已过时了，“基特勒之后”的说法也是成为流行词汇（Geoghegan，2013）。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基特勒的物质性理论真相究竟为何？为了解决这一疑惑，有必要回到他在早期著作Aufschreibesysteme1800/1900中，特别是回到对“Aufschreibesystem”这一术语本身的理解中来加以探寻。因为此书及此术语是其理论的奠基之所在。
如众周知，对于该术语，非德语世界的诸多译介往往采用英译本的用语，将“Aufschreibesystem”译为“话语网络”（DiscourseNetwork），这不仅忽视了该术语的德语含义，而且掩盖了基特勒媒介理论的物质性意涵。从根本上讲，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译介问题，更关涉到对基特勒媒介思想核心问题的理解。只有重返基特勒德文原著Aufschreibesysteme1800/1900的具体文本和语境之中，把握基特勒创建并使用该术语之初所具备的意图，对其含义进行深入梳理，才能正本清源，还原基特勒提出并实现这一概念的原意，为打开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一
“书写”与“铭刻”：
对“Aufschreibesystem”的词源学分析
“Aufschreibesystem”一词被拉康和基特勒先后使用，并在他们自身的定义和理解中被场景化。为了把握该词的使用情况，我们首先来检视它的基本语义。按照德语语法，“Aufschreibesystem”是一个典型的合成词，由“Auf”“schreib-”“system”三个单词/词根构成，“Auf”是一个介词，意为“在……上”，可作为词语前缀；“schreib-”词根为动词“schreiben”的变形，意为“书写”，其派生词“Aufschreiben”则有“写下，记下某事”的意思；“system”是一个名词，意为“体系、系统”，三者合起来可以直译为“书写系统”（牛津大学出版社，杜登出版社，2000/2009：461）。依此含义，英文最直接的翻译应作“writingsystem”，正如吉尔·帕丁顿（GillPartington）所言：“德语中出现的‘Aufschreibesystem’一词，字面意思是‘systemofwritingdown’（书写系统）或‘notationsystem’（标记系统）”（Partington，2006）。具体到讨论某一年代的“Aufschreibesystem”时，杰弗瑞·温斯洛普-扬（GeoffreyWinthrop-Young）也使用“writing”一词来描述1800年“制度化和结构化”的“书写系统”（Winthrop-Young，2000）。
从印欧语系的词源角度分析，作为“Aufschreibesystem”中核心部分的德语词“aufschreiben”（书写）与英语词“inscribe”（铭刻）的词根“scrib-”本就同属于日耳曼语词根“scrab-/scrap-”，它们都源于拉丁语单词“scribere”，含义为“用尖头的铁笔刻（eingraben）、画（einzeichnen）、涂抹（auftragen）”以及“命令（befehlen）、委任（ernennen）、确定（festsetzen）、招募（anwerben）”等。其向日耳曼语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借用现象，即“早期的‘命令、决定（anordnen,bestimmen）’和后期的（拉丁字母）‘书写（schreiben）’”。后期的“书写”进一步在英语中演变为“write”，也就是“日耳曼语中铭刻符文的古老术语‘reien’（刮）”（Pfeifer，2000）。由“刻、画”而来的“铭刻”作为词根的本意，无疑是人类记录、书写方式的根源，这一点在德语词“aufschreiben”（书写）中尤为显著。
二
外部性、镜子、痕迹：
基特勒的“铭文系统”，还能隐约看到德里达的影子。在德里达那里，“铭文”被纳入“文字”这一总体性的范畴里，“文字”可以用来“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我们用‘文字’来表示所有产生一般铭文的东西，不管它是否是书面的东西，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外在于言语顺序，也是如此：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德里达还进一步断言，生物学家们“将生命细胞中最基本的信息过程与文字和程序联系起来”，假如程序控制“可以单独排斥包括灵魂、生命、价值、选择、记忆等概念在内的所有形而上学概念”，“它就必须保留文字、痕迹、书写语言或书写符号概念，直至其历史—形而上学的特点显示出来”，由此将“铭文”的概念扩展到一个普遍的意义上（德里达，1967/2015：11）。
三
铭刻、表面、转换：
铭文系统的理论意涵
由于“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技术和标准来管理语言的具体操作，确定分析的可能程度和有用性的阈值将铭文系统彼此区分开来”（Kittler，1985：54）。从这一角度出发，基特勒认为媒介的历史必须按照两个断裂来划分：即文字的发明和技术媒介的出现。因此，基特勒在Aufschreibesysteme1800/1900中建构了两个铭文系统。首先是书写作为主导媒介的“铭文系统1800”，基特勒调用香农-韦弗传播模型的五要素指明其运行结构：信源是母亲（自然），发送者是作者，信道是文学（诗歌），接收者是读者，信宿是哲学（文化）。其中“母亲”“诗歌”与“哲学”分别承担着生产、传输与存储三个前后相续的关键环节，并形成一个闭环的“话语回路”（Diskurskreis）（Kittler，1985：63）。基特勒将1800年代的“铭文系统”视作一台稳定运行的信息处理机器，而浪漫主义文学则被称为一种“话语传播模式，能够将话语分配给最大数量的地址”（Kittler，1985：138）。
第二个“铭文系统”在1900年左右降临。随着三种技术媒介——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的出现，文字书写的垄断地位被终结。留声机和电影“可以记录无法书写的数据流”，打字机可以让书写成为自动化、标准化的数据输出，三者的出现“将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数据流分割开”（基特勒，1986/2017：15），并对应到拉康所言的想象界、实在界和象征界。留声机、电影等模拟媒介所具备的“铭刻感官数据的能力在技术上改变了整个铭文系统”，历史上第一次，让书写不再是数据存储的唯一代名词。“书籍的垄断崩溃后，多种存储系统在其废墟上被释放出来。实在界的技术记录与象征界的符号记录展开了竞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再需要被转换成一组可数符号（字母、数字、音符）的元素才能被铭刻；模拟媒介允许每一个实数序列以技术的方式被铭刻”（Kittler，1985：278）。这些技术媒介的运作机制消解了内容和意义，使媒介自身的物质性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
正是通过对铭文系统1800和铭文系统1900的阐释，让我们对此概念有了直接的体会和深入的了解，其理论意涵也得以逐渐浮现。本文在此初步做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概述：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铭刻”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这是“铭文系统”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也是它成立的基础和实质。“铭刻”是指一种具体的操作，只有这一操作，媒介才得以产生，系统才得以型构，世界才得以形成。在“铭文系统1800”中，铭刻行为始于德国教育官员传授给母亲的“纯粹语音教学法”（Kittler，1985：37），通过“母亲之口”，使字母从视觉符号转化为听觉符号，以声音的形式“铭刻”在儿童大脑里。对转瞬即逝的声音进行身体意义的“铭刻”无疑是在行动中进行的，“铭刻”构成了“铭文”的运用场景，不停言说的母亲的声音（口语）则奠定了1800年代的媒介基础——由“母亲之口”和儿童识字课本组成的语言。而铭刻行为在1900年代发生的改变，揭示了技术媒介在感官层面运作的铭刻模式，以及逃避任何解释、任何可以通过线性话语还原的意义的铭刻类型。譬如在“母亲”之后，留声机将声音振动刻写成唱片上的凹槽，它能记录下任何声音，包括毫无意义的噪音。这种技术性的铭刻行为所产生的不再是为人所理解的符号或意义，而是人耳无法感知的空气的振动频率。
更重要的是，铭文系统从1800到1900的转变，不只是铭刻行为从纸质的平面材料向光学、声学、神经科学的感官系统的扩展，更是颠覆了长期以来对占统治地位的“书写”概念的理解。在基特勒看来，“铭刻”概念的内涵要比“书写”对一切记录现象的概括更加准确。从手动书写到机械打字机的半自动书写，再到电子化的、数字化的输入法，以及音视频多媒体融合的技术手段，都可以称之为“铭刻”。任何媒介只要能存储、传输、处理信息，就可以进行“铭刻”。由此，“铭刻”构成了其媒介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表面”在190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800年代的身体“表面”相比，“爱迪生的锡箔卷筒或高尔顿（FrancisGalton）的指纹档案是精心设计的数据铭刻表面，如果没有机器就无法存储，如果没有心理物理学也无法评估。”（Kittler，1985：287）留声机唱片是一种声学“表面”，唱针铭刻的东西是拉康意义上的“真实”，它既低于感官表象又处于语言之外，是抵制一切象征化的东西。摄影胶片是光学意义的“表面”，现象本身通过光的中介，在涂有感光物质的表层保存物体的负像。除了技术装置以外，人的大脑在这一时期也成了“表面”，无论是艾宾浩斯的记忆术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它们都将人脑视为可以通过心理物理学技术直接刻写铭文的“表面”。人与物、人与机器的连接，就是通过如此“表面”而实现、展开，没有“表面”就没有传播，由此“表面”就承担起了媒介的职责，构成了基特勒媒介概念的核心要义。
这种“转换”有时候能够直接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这就涉及受众的感官是否直接参与转换的过程。1900年的铭文系统由留声机、电影等模拟媒介接管，它们铭刻并转换肉眼无法察觉的物理痕迹——只能通过机器读取，这就在编码能力和感知效果之间产生了差距。这种非感知的铭刻是后来所有技术媒介的共同点。根据技术转换的过程来看，1800年代的文字或绘画所操作的编码是一种显性编码，其解码工作是由读者或观众自己完成的；而1900年代的技术媒介则是机械地编码和解码数据，其转换方法是一个技术调节问题，受众无法直接控制。因此基特勒断言，“从想象到数据处理，从艺术到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细节”是“1900年的历史转折期必须认识到的”（基特勒，1986/2017：84）。“传统艺术只产生幻觉或虚构，而不是像技术媒介那样产生模拟”（Kittler，2010：64），因而在1900年的“铭文系统”中，技术媒介的感官模拟必须与文字书写或非机械光学媒介产生的虚构或幻觉区分开来。
四
“铭文”的世界：通向媒介本体论
基特勒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Kittler，2010：2）。德里达采取解构主义的方法重塑书写秩序，通过追索文字的根源，也就是“痕迹的起源”，来论证他的“痕迹的世界”不存在起源、中心、固定的场所。“延异”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表明：德里达要揭示的是对意义的不断消解，这一点与基特勒提出“铭文”以排除意义对物质的干扰之想法如出一辙。基特勒出于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才对不依附于人类语言的铭文（从留声机追踪的铭文开始）产生了好奇。他发现人们实际上是通过“铭刻”来思考意义的，而不是相反。意识与表达和言说一样，只能从它们之前的痕迹中“延异”出来。亦如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所说，不存在先表达和先语言的意义层（德里达，1967/2010：38）。在德里达的书写理论中，“痕迹是虚无，它不是在者（étant），它超越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时常使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德里达，1967/2015：107）。他将“痕迹”视为起源的起源，消逝物的指代者——踪迹也是痕迹的一种特殊形式，“踪迹是意义得以产生的绝对源泉，但这样的源泉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踪迹都必然是另一个踪迹的踪迹”（陈永国，2007）。
五
结语
英美学界将“Aufschreibesystem”译介为“话语网络”，为的是突出基特勒与福柯话语理论的联系，却明显忽视了基特勒以物质性、技术性超越福柯话语理论的意图。这一取向与英美学界强调社会语境和文化含义的传统有着密切关联。更直接的是，英美学界对人与机器的关系的理解与基特勒的理解有着明显差别。英美的“后人类主义”主要还是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而基特勒则将“人”作为附属于机器和网络的伺服机械，或由外来软件编程的机器。本文聚焦基特勒理论中的“铭文系统”，就在于突出其理论在此方面的生成过程，并通过揭示其内涵，指向在数字时代究竟如何理解基特勒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文化技艺”是德国学界用来处理“媒介”概念诞生之前的事物，这一阶段基特勒确实着墨不多。那么技术媒介从模拟阶段进入到数字化阶段之后，基特勒的媒介理论之意义是否仍具生命力乃是本文想要探讨的真正价值所在。尽管目前学界出现了数字化是“去物质”的思潮，似乎基特勒已经与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但倘若回到“铭文系统”的真正意义上来理解当下，就不难发现不断转换的铭文系统正提示着我们，基特勒所留给我们时代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探讨了诞生于1945年的“铭文系统”——“铭文系统2000”。根据他的分析，计算机语言中的1和0构成了最强大的“铭文系统”，它“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体差别”，在计算机内部，“一切都变成了数字”，“光纤网络将先前各异的数据流转换为标准化的数码序列，各种媒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基特勒，1986/2017：2）。基特勒由此建构出“铭文系统1800”、“铭文系统1900”和“铭文系统2000”的多重谱系。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9期。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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