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去年（2016年）12月您的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获得了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大陆学者首次获得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奖项，但在胡适研究领域，您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人。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中央研究院”的奖不是随便发的，这至少说明了海峡两岸胡适研究专家对您的认可。能否请您谈谈这次获奖的情况？
陈洁：您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文献，虽然还没有出版，但已在海内外胡适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对您的这项工作评价非常高，“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教授也说您是“胡适英文文献发掘与整理工作的第一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去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的？
席云舒：潘光哲教授的评价太高，我担当不起。要说“胡适英文文献发掘与整理工作的第一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周质平先生，我只是在周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
《胡适英文文存》
席云舒：能够找到胡适的这些英文佚文，我要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关于这项工作的难度，我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Delafield和袁同礼的1962年目录第166条记载：“CulturalRebirthinChina.SpeechbeforePan-PacificClub,May13,1927.In:Trans-Pacific,Vol.14,No.20，May14,1927,p.13.”这条目录是说1927年5月13日胡适在泛太平洋俱乐部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中国文化的再生”，刊登在1927年5月14日出版的Trans-Pacific上，并标明了期号和页码。这条目录中的信息不可谓不完备，但它却没有注明Trans-Pacific的出版地，也没有说明泛太平洋俱乐部是哪个国家的组织。
《胡适全集》
制因求果，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
席云舒：周先生的建议非常好！单纯以我个人的力量来做，恐怕10年都做不完，光是搜集这些资料我就花了5年。好在我去年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样就可以组织一个项目组来做，经费上也能得到基本保障。
席云舒：《胡适英文文集》计划是12册，32开，每册大约都有四五百页，中译本也是12册的规模。
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我想大概主要有三点，一是古文献的还原，二是民间文献的还原，三是人名和专有名词的翻译。
刚才提到的《先秦名学史》里面专有名词的还原只是一个方面。胡适的很多英文论著都涉及大量的古文献和外国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带引号的直接引文，古文献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佛教史等诸多方面。外国文献比较好办，反正是翻译，不是说非要以哪个译本为准，但古文献一定要还原成原文。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做的，那时候注释也没有现在规范，特别是他的很多演讲稿，根本没做注释，涉及古文献的内容往往是直接翻译成英文引用，翻译也多是意译，只是用英文把古文献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有时一段话还省略了不少内容，这种情况要把古文献的内容还原成原文就很难。
譬如他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HaskellLectures的六次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本书是193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中译文收在外研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里。这个译文中大部分古文献都还原了，但还有一些遗漏，像第五讲里面，胡适引用了董仲舒的一句话，英文是：“theactionofman,whenitreachesthehighestlevelofgoodnessorevil,allflowsintotheuniversalcourseofHeavenandEarth,andcausesresponsivereverberationsintheirmanifestations.”这是《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里的话，原文是“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但由于胡适没有注明出处，外研社的译本则未能还原这句话。还有《中庸》里面的话，也未能还原。
民间文献的还原有时并不比古文献容易，譬如他在1923年的一篇TheSocialMessageinChinesePoetry（“中国诗里的社会问题诗”）中，引用了一首当时的民谣，这首民谣大概流传不是很广，他的中文论著中没有引用过，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顾颉刚撰辑的《吴歌》等歌谣集里也未见载，这种民间文献查找起来难度也很大。
另外就是人名的翻译。没有中文名字的外国人名只要音译即可，但有中文名字的外国人名就不能英译。譬如胡适在1922年2月15日的日记里曾提到时任燕京大学神学和历史学教授的瑞士汉学家PhilipdeVargas，胡适日记的整理者就把他翻译成了菲利普·德·瓦尔加斯。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王克私，如果译成瓦尔加斯，那就错了。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英文名或拼音缩写，像潘光旦（QuentinPan）、赵元任（Y.R.Chao），等等，有些不太熟悉的名字，就很难对上号。
陈洁：周质平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研究胡适，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学术方面，不应该对他的政治思想采取回避的态度；余英时先生也有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大意是说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却并没有过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席云舒：我同意周先生的看法，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学术思想一样，都是他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不应该回避。事实上，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胡适的政治思想，比如李建军博士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还有前几年邵建先生的研究，也比较多的涉及了胡适的政治思想。
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已经过时，而政治思想没有过时，不仅是海外学者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在国内也是比较流行的观点。国内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胡适的主张在哪里实现了，哪里就可以不再需要他了，譬如台湾地区现在就已经很少有人研究胡适了，但他“五四”时期提出来的理想在中国大陆还远远没有实现，等到他的主张都实现以后，我们也可以不需要他了。我觉得，这种观点把胡适思想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如果人们把他的思想当作一种实现了某个目标就可以丢弃的东西，当作一座过了河就可以毁弃的桥，那么我可以不去跟这个风，我可以去研究胡适思想中那些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
他的研究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绝不说八分话”，他之所以说自己的结论也许会错，是因为那时候材料有限，他只能依据已有的材料得出结论，当发现了新材料、有了新文献出土以后，就应该依据新的证据重新做出结论。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制造证据，没有随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主观阐释，这恰恰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同样不会过时的还有他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我们都知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他早期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的简明概括，到了晚年，他又将其概括为“循果以推因”的“历史的方法”和“制因以求果”的“实验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以经过严格考订的历史材料去证明历史规律；所谓“实验的方法”，就是以实验得出的可靠证据去证明未知原理。它们的共同点是把结论都建立在充分可信的证据之上。它不同于古人的以意揣求、意从己出的主观方法，也不同于各种以虚假的、伪造的、未经考信的证据来证明观点的方法。因此它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这种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的背后，是一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或者说思想独立的精神，它是科学精神的基础，科学精神则是系统化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的反面，则是宗教式的信仰，当你只能虔诚地信仰某种教义，无论是儒家教义、佛教教义还是基督教教义，你只能相信它，而不能怀疑它、批判它，你所能做的只是千方百计去论证这些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否则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时候，你是不太可能有独立思想的。没有独立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有思想自由。以某种官方崇拜的宗教来禁锢自由思想，是古代社会的特征；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思想自由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从胡适的角度看，判断一个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要看他是否具备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判断一个国家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除了它的政治制度，更要看它能否容纳自由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生产和制度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听到有人批评这个时代信仰的缺失，却很少听到有人批评这个时代理性精神的缺失，可见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宋代的程朱理学被定为一尊以后，朱熹编订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任何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参与国家治理，都必须认同朱熹的学说，国家治理是政，程朱理学则是教，宋代以后的“政教合一”是通过这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要想改变那种家国天下的政治结构，就必须先改变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像王阳明那样以“心学”信仰取代对程朱理学的信仰，还是像王艮、李贽那样对程朱理学的义理进行主观的批判，都是不起作用的，况且他们也没有要改变当时政治制度的意识。在胡适看来，真正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的，是清代的汉学家，他们通过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考证和训诂，证明了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主观阐释，很多都是错的，他们通过纯粹的学术研究，一点一滴地改变了人们对宋代理学教义的信仰。因此胡适认为，在反对宋代理学的教义上，乾嘉学者的工作虽然是不自觉的，但他们对百年之后的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影响却更为根本，因为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考证方法破坏了、甚至摧毁了理学的根基。所以我觉得，思想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思想若不以学术为根基，则往往沦为游谈。
《胡适考论》，席云舒/著，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