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男）与赵某（女）于2010年1月登记结婚。双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二子，长子王某1于2012年1月出生，次子王某2于2017年2月出生。2018年4月，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协议约定，长子王某1六岁、次子王某2一岁，均归母亲赵某直接抚养，父亲王某无需支付抚养费，享有探望的权利。此后，王某1、王某2随赵某共同生活，王某定期探望王某1、王某2。
2022年6月，王某接走王某1探望，此后，王某1一直随王某共同生活，对此，王某主张系王某1不愿意回赵某处生活。2023年1月，王某以王某1希望跟其共同生活，且其具备抚养能力为由将赵某诉至法院，请求由其直接抚养王某1。
法院征询王某1意愿，王某1亦表示愿意随父亲共同生活。经征询王某和赵某同意，法院委托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就本案开展了社会观护。报告显示：王某1偏内向，喜欢弟弟，在与母亲、弟弟交流时活泼、幽默；王某1表示更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因为父亲陪其玩耍，不要求其参加辅导班、完成作业，且父亲家保姆做饭更合胃口，而母亲在课内外学习方面对其要求相对严格，限制其吃零食，禁止其喝含糖饮料，且其认为母亲对弟弟更好自己存在感不强。
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法院能否依据王某1表示愿随王某共同生活的意愿变更王某1抚养关系。
据社会观护报告中王某1对于父亲和母亲的对比，结合其心理感受，赵某虽需要在进一步了解王某1需求的基础上适当调整陪伴方式，同时注重平衡对两个儿子的爱，但法院无法据此认定赵某存在不利于王某1健康成长的行为。王某1在对比父亲和母亲过程中谈到的母亲相对严格要求其学习、限制其吃零食、不许其喝含糖饮料，均有利于王某1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王某1虽表达了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的意愿，但据其所述原因，法院认为不符合其最大利益。
综合上述王某1更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意愿的形成背景及原因，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于王某要求变更王某1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心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三）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本案系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故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审查是否存在需要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形。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依据切身感受到的父母的照顾关爱情况，对于成长环境优劣做出一定的识别和判断，故人民法院应尊重其独立个体身份，在抚养关系问题上，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三）项规定征询其意愿。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八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意愿的形成有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亦有可能因其不成熟或非理性而做出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选择，故人民法院“尊重”未成年子女意愿不等于无条件采纳，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不仅应体现为程序利益最大化，更应体现为实体利益最大化，人民法院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审查未成年子女意愿的形成背景及原因，确定未成年子女意愿是否为其真实意愿，是否符合其最大利益，对于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真实意愿，人民法院应予以尊重，否则，应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予以裁判。
今年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亦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表达的意见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并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进行裁判。
本案中，王某1系在其长期未见到母亲的背景下形成的意愿，其所述原因经审查不符合其最大利益，本案亦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需要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形，故对于王某要求变更王某1由其直接抚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