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次细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外观，都未曾看出整体的模样来，它不同于其他馆，从哪个角度看，该馆都不是一个独体建筑，但又不是像首都机场候机楼那样，一期、二期、三期各为一个独立的建筑物，而由这些建筑物构成一个群落。清华馆曲曲折折的外形，但却能连为一个整体，我总想搞清楚它的外形究竟是怎样一个图案，这次前来这里，我见到刘蔷老师，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贵馆的外观？”刘老师好奇于我为什么执著在这些细枝末节，但她是一个极认真的人，于是她立即带我走入图书馆的大堂之内。
在大堂的侧边，陈列着一个图书馆的沙盘模型，于是我在此聆听她给我的细细讲解，由此，我明白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分为三个建设期，每扩建一次，都是在原楼的基础之上接着对外展延，不论从设计风格，还是外立面的颜色上，始终保持着基础色调与规制。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至少在中国名声在外，让这座古老的图书馆能够逐渐扩大，并且还保持着贯有的韵味，这确实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刘蔷告诉我，进入书库看古籍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于是，先跟她前往办公室去批件。我在她的办公室区域，看到墙上挂着一个铜牌，上书“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室暨古文献研究所”。刘老师的办公桌上以及沙发的四围堆满了成摞的书，她告诉我，再过几个月，她们就要迁入新馆，所以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用具。沙发的后墙上悬挂着一幅五粱祠拓片，在拓片的下方还放着一张雕弓，这种组合颇具穿越感。我正想提问，猛然想到这个研究所不止研究古文献，还要研究科技史，但雕弓是否属于科技史的研究范畴？请恕我的孤陋，因为我无从判断。
刘蔷老师特别细心，她为了让我能够对本馆有着准确的了解，特意给我准备了三份资料。我在翻看这些资料之时，本馆的蒋耘中书记走了进来，刘蔷介绍之后，由书记在批件上签字，然后我们一同前往善本书库。其实走进刘蔷的办公室之前，已经从善本库的侧墙路过，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因为这个书库的外观也是用红砖砌就，在四白落地的现代化图书馆内砌起一堵红墙，让我怀疑这是做施工改造临时砌起的围挡。我的这个评语让刘蔷老师对我的审美水准表示了强烈地怀疑，好在进入书库之后看到了那么多的善本，我有如老鼠掉进了米缸里，瞬间眼睛放亮，口中不停地赞叹所见，方才遮掩过刘蔷老师对我审美情趣的奚落。
本馆的善本库也是用金属集成架密密地排列在一起，地上铺就的几层导轨，显示着这些集成柜早年的设计风格。刘蔷说，此馆所藏的古籍，不分普善，但是有着独特的分类方式，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为8个大类，故名“八大类分类法”，此种分类方式我在他馆从未见到过。
打开集成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古籍全部做成了公共图书馆所特有的插套，这种插套的好处是可以像洋装书一样，立起来摆放，抽取某书时，不用将上面的部分再搬下来。清华的插套在每一个的下方留有一指宽的探视孔，刘蔷说，这种做法有很多的便利，因为不用将插套拉开即可看到里面的序号是否排错。但我更觉得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丢书，我曾在其他馆看到过某些整齐的插套拉开之后，有些书已经不在了原处。刘蔷说，这种插套的制作成本，要比封口者贵许多，但馆里为了不让古籍出错，所以制作成了这种制式。她指给我看一排排的探视孔，探视孔的下方显现着书根序号。在正常情况下，因为古籍主要是平放，因此书根会写在每册书的包角之上，然清华的书竖起排列，故而这里所有的书根全是写在书籍的下角。
这倒是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至少可以区分出来只有公共图书馆，或者缩小范围来说，只有为数很少的图书馆，书根才会是这种书写方式。在这里，我没有说绝对话，是因为国内的公共图书馆近千家，而我所访过者，还不足十分之一，当然不能排除其他的公馆也有像这样在特殊位置书写书根者。但我还是觉得这种书写方式有着防盗功能，果真，我在一排书架上看到了某一函书没有写上书根。我本想以此来证实我的判断，但刘蔷却笑着告诉我，这一行书插反了。调过来再看，书根又按照序号排在了那里。
清华的这些插套，每一函的书脊上都书写着书名、作者，以及每一函的函号，我大约看了一遍，即有三种字体，每种字体都写的规整漂亮。这是清华图书馆几代馆员所书，刘蔷说，看上去略新些的字迹几乎全是出自一位老先生之手。蒋书记说，老先生是历史系一位老师的长辈，义务为图书馆古籍书写函套，直到近90岁高龄。某次出门时，偶然在台阶上摔了一跤，馆里担心老先生的身体健康，就不再敢请他接着来工作。我问刘蔷，这些函套老先生都写完了吗？她说，没有。于是指给我看，果真，在另一排书架看到了用电脑打印在纸上的字迹。将这些打印的书名贴在书套上，跟原有的插套摆放在一起，那种内在的韵味立判高下。我在插套的顶端，还看到钤盖有“善本”字样的长条章，由此可见，这里是按书的类别进行集中摆放，只是将善本做出特意的标注。还有些书，不是用布面的插套，而是南方所惯用的木夹板，可能是为了便于书写书根。这些木夹板的侧面，也堵上了一块木条，上面同样写有书名等信息，只是这些木夹板的下方没有留出孔洞，不知道为什么，未将此做出统一的设计。
在此书库的顶头位置，单独摆放着一个旧木箱，打开一看，是完整的一部《通鉴纪事本末》。刘蔷告诉我，这是本馆所藏最大的一部宋本书，但可惜是递修本。于是拿出一函放在桌子上欣赏，乃是宋宝祐五年赵氏刻大字本。该书的零本偶然会出现在拍场之上，虽然按照传统的观念，大字本不如小字本珍罕，但这样完整一部者，仅仅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二部。细翻该书内页，里面有不少的宋刻原版，尤其本书的第一函封面函套上，贴有一张赠书简，上面写着“己丑清华返校节，己未级同学，购丁宝桢旧藏，宋刻《通鉴纪事本末》，敬献母校以为毕业三十年纪念”。毕业生在校庆的时候购买一部宋版书赠送给母校，这种大手笔真让我感叹。
所看的第二部书，是《唐翰林李太白诗集》。这是一部元刻本，然该版本却未曾见到过著录，堪称海内孤本。该书的首页钤着多方藏印，扉页上还写着叶昌炽和缪荃孙的观款儿，细看章文，有着王同愈、傅增湘等多位大名头，确实流传有绪。关于该书的价值，刘蔷指给我多处该书的独特点，她告诉我，本书是李白诗集版本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且在分类和编排顺序上，跟宋蜀刻本相同，即此可知，她对该书做了仔细地研究。
《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元泰定元年梅溪书院刻本，刘蔷告诉我，该书的作者滕珙是朱熹的弟子，滕珙将朱熹的一些著作分门别类，又断以己意，由此编成此书。该书所收内容较为宽泛，因此成为了研究朱子思想的重要著作。然该书目录之后有着长方形的牌记，内刻“时景定甲子春刊于梅溪书院”，而“景定”为宋代年号。刘蔷说，这是书商作为，牌记原为“泰定”，书商将“泰”字剜掉，而改为“景”字，这就将该书由元版升格为宋版，然以剜改之处又钤了几方章，以此来掩饰痕迹。细看之下，剜改的手段果真高明，然所钤的三方模模糊糊的章，恰恰因为位置不对，反而让人起疑。刘蔷说，清华藏有19部元刻本，此为其一，虽然有过剜改，但并不影响该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