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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务工作，如合同审核、内部咨询、项目参与诉讼案件，一般都是被动的。只有当公司的老板、合同承办部门，投资项目部门等有具体法律需求时，才会找到法务部。一句很形象的话就是，法务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敲门的。没人敲门，法务就会“乐得轻松”。这样真的合适吗它是导致法务地位不高的根本原因吗？法务到底要不要这么“被动”？法务部主动起来是否可能，有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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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的进化：从1.0到3.0
在企业内部，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发展，各职能在其中的领头位置一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开始是负责生产的部门，逐渐到负责营销的部门，后来又到负责投资与财务的部门，最后又发展到负责合规与法律的部门。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过程。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企业对于所有的重要职能都很重视。依据经济形势和企业所处发展界阶段，目前处于成熟型的企业，对于法律与风险控制尤为重视。
法律与风险控制是法务的核心工作内容。其实，即便是对“法律与风险控制”这个职能，其工作理念和内容，也一直在演化。可以说，法务部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初期，法务的主要内容便是进行合同审核、案件处理等。这两项工作占了法务工作90%的份额。这个阶段可谓是法务1.0时代。
后来，随着企业对“法律与风险控制”需求的增加，法务工作逐渐细分。法务不仅是被动接收合同、案件等事务，还加上了知识产权、投融资、公司治理以及财税法等专业内容。法务虽然增加了工作的板块，但工作理念仍然是被动式的、任务式的。这个阶段可谓是法务2.0时代。这个阶段目前一直在继续。
但是，随着法治发展、竞争加剧，传播快捷以及类似社会责任等因素的交叉融合，对法务的工作开始有更高要求了。典型的，如某企业法务针对某项目提示了法律风险，甚至也提交了解决方案，但如果该项目最后仍因违法、违规而遭到监管部门，甚至司法部门的制裁，该法务部仍脱不了干系。这种情况，法务该如何应对呢
何为主动型法务
所谓主动型法务，其表现之一便是与之前法务工作方式相比，采取了这么一种机制，让法务部可以提前表明态度，在需要权衡业务与风险的时候，不需要法务部一事一议，法务可拿出事先企业已拟定和颁发的公司行为高级准则，直接判断某事项是可执行的。
比如，在某投资项目中，如目标公司的原控股股东个人涉嫌违反税收法律规定，可能会造成不确定的税收追缴处罚，虽然与投资项目无直接关系，在企业需要该投资项目冲业绩的时候，由法务按既定规则来判断是否继续进行该项目。既定规则如果强调公司必须以最严格的“不违法、不违规”的姿态来进行业务操作，那么法务则应不用考虑投资部门或其他业务部门的意见，直接对该项目予以否决。如果既定规则强调公司“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愿意承担市场交易风险”，那么法务对项目给予支持，同时可出具具体的法律操作方案。
这看似和之前的法务工作理念没什么两样。其实，大不一样。大多数法务部，仅是充当了消防员和医生的角色，哪里出现风险，哪里才有法务的身影。如最终风险处理不当，那么风险处理者，不管当时出具什么意见，都往往会被“拍板子”。这就使很多法务所无奈地“背黑锅”。这几乎成为一种法务工作常态。究其原因，最核心的就是这种工作方式是一事一议，没有事前规则，没有制度支持。很多法务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就当了牺牲品。主动型法务即是为纠正这种被动工作的一种尝试。
在这种企业行为高级准则的支持下，在需要对特定业务与风险进行权衡的时刻，法务的“权力”比公司CEO的“权力”还要大。因为它是公司最高制度事先赋予的“权力”。法务可通过该机制自主决策，从而更好地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树立法务权威，彰显企业对法治的极度重视。
法务的布局：从被动到主动
将债务以合同和诉讼的方式，转移至没有偿付能力的公司。以这种表面“合法”的方式来逃避债务，似乎是法律人员都会出具的“法律方案”。不少的企业法务迫于公司管理者的“强势指示”，往往进行了一些所谓“法律规避方案”的设计。但任何学法律和从事法律实务的人都知道，法律是讲实质的，如本身是非法的，那么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最终有可能都被认为是违法的。如果触及刑事法律，则法务将直接面对个人风险。这就是法务未能布局的体现。
所谓布局，是指法务部对底线风险的处理原则一定要先拟定制度。不管公司是否存在“公司法律事务管理办法”，或“合同管理办法”，或“公司合规政策”等规定，法务部都应主动发起制定一种书面制度。该制度赋予法务部人员对涉嫌刑事犯罪、可能影响法务个人法律责任的事务有拒绝的权利。如法务不执行，公司因此解除与法务的劳动合同，那么要么该解除不生效，要么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也就是说，主动型法务中的“主动”，不仅体现在主动权衡业务与风险的关系，还体现在法务人员的布局上——对底线风险的拒绝权上。另外，在平时工作中，主动型法务还体现在对公司法律需求的主动满足上。
前两种“主动”，是企业法务出于自身考虑而设置的保障。第三种主动，则是主动去满足企业的深层法律需求，不仅是去完成公司安排的法务任务，而是要挖掘法务任务，将法务任务变成“法务产品”。这同样也是法务部的一种布局。
因此，主动型法务，就是前述三方面的主动，即通过在公司内建立最高准则以主动权衡业务与风险，通过在公司内制定制度以享有主动拒绝底线风险的权利，通过挖掘企业法律需求主动提供法务产品。重申一下，这三点“主动”，不仅是出于保护法务自身职业安全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企业内真正实现将“法治”的思维导入管理。
如何打造主动型法务
主动型法务是经济发展、商业竞争、法治环境，人才追求等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个人觉得，法务人的发展趋势其实有两种维度可以进行思考。一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人工智能法务，另一个就是理念的进步带来的主动型法务。
既然主动型法务是一种趋势，那么法务部如何升格为主动型法务
首先，是意识的养成和文化的塑造。犹如任何变革、创新一样，先要对未来的改变有所认识。有思考，才会有行动。法务部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处于被动的状态，谈何改变谈何主动
举个例子，之前“赫赫有名”的E租宝，鼎盛时期招了不少法务人员。但这些法务人员的工作仅限于审核办公场所租赁、劳动合同、办公用品购买等事务。对于公司及高管涉嫌的非法集资行为，基本不知情或没有机会接触。其联合创始人之一张某对外宣称“我们有14道风控保险，有3家担保公司”。事发后，所谓14风控纯属虚构概念，3家担保公司都是E租宝自己控制的。E租宝法务部在该公司存续期间，被动接受公司安排的任务，对于自己身处中国最大的庞氏诈骗刑事犯罪地带俨然不知。这跟其缺乏主动法务工作意识有直接关系。
再次，加强对公司业务的深刻理解。在主动型法务工作，熟悉业务比熟悉法律更重要。法务人员虽然不直接从事业务，如采购、销售、投资，但一定要对这些“创造价值”的业务部门的流程和操作手法熟悉。华为的任正非有一句话非常形象，他说：“监督人员不是站在内、外合规的边界上拿着‘机关枪’盯着，而是背上背包，带上‘铁锹’，与业务部门一起前进，包括合同生成、合同交付等。”
海尔在进入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成立一个团队开始做业务，而是由法务团队先把互联网金融涉及的法律问题、风险问题进行论证，然后决定是否进入以及相应的业务模式。其未来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便自然提前融合了法务的理解，可谓主动型法务工作的一种典范。对于有海外贸易和投资业务的企业法务部，在陌生的法域国家，不熟悉业务，更是值得担忧的。不知道会有何种法律风险和何种法律后果，这是最可怕的。坐等从项目中逐渐积累法务经验，以及完全依赖外部律师，也都是有缺陷的。这种情况下，更是只有深刻理解业务，法务部才有可能升格。
最后，营造主动型法务文化。法务具有主动的意识还不够，必须让公司决策层有主动合法、合规的意识，需要公司全体员工的合法、合规意识。在成熟的企业合规管理体系中，高层的合规认知以及全员的合规意识，一直是合规工作顺利落地的关键。法务的工作，其实类似。法务部在提供具体法律支持的同时，在企业内也要塑造法务文化。至于如何形成主动型法务文化，每家企业情况不一样，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常用的工具有培训、与绩效挂钩、领导带头表率等。总之，主动型法务文化的形成是艰难的，但对于推动法务部主动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法务3.0是主动型法务，那么，其实2020年，我们已进入法务4.0。
法务4.0是指什么，法务在4.0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如何应对且听专家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