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行为人倾向于年龄较大、男性，且受教育水平较低。收入较高、家庭收入贡献比例较低的个体更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行为人。
年龄较大的男性更易成为家庭暴力的行为人，这可能与传统观念和性别角色有关。在传统文化中，男性被期望展现出权威和控制，而这种期望有时会以不健康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家庭暴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男性可能更加坚持于传统性别角色，可能导致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教育水平较低可能与较差的沟通技巧、较低的情绪管理能力和较少的解决冲突的策略有关。这可能导致在面对家庭内部的挑战时采取暴力手段。
收入较高但家庭收入贡献比例较低的个体容易展示出家庭暴力，这表明家暴行为人可能在家庭经济中拥有更多的权力，但实际上对家庭财务贡献较少。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权力失衡的情况，其中家庭暴力行为人可能利用经济优势来施加控制和权力，但同时在经济上依赖伴侣。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婚姻是女性的终身责任，而离婚则被看作是耻辱。这导致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即使在极度困境中，也会选择忍受暴力，而不是寻求帮助或离婚。在旧社会中，大部分女性的教育和经济独立机会非常有限，这使得她们更难从暴力关系中摆脱出来，尤其是在经济上依赖于施暴者的情况下。
尽管现代社会发展已经给女性群体带来了相比过去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性别不平等仍然深植于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中，一些观念和文化习俗在大环境和小家庭中依然根深蒂固。这些观念继续助长了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在一些地区，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足和污名化现象十分普遍。最常见的莫过于认为家庭暴力是私事、家事，不应对外公开，这使得受害者很难寻求帮助。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可能由于恐惧、羞耻、自责或对改变现状的无力感而选择沉默。
柳叶刀的一项研究选择了基于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框架，探讨了IPV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与心理健康之间复杂的关系显而易见，主要包括：
暴露于亲密关系暴力的个体更有可能发展出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自杀意念。
抑郁或焦虑症的个体可能更难识别潜在的危险关系，或者可能因心理健康问题而更难离开有害的伴侣关系。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更容易遭受亲密关系暴力。因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可能更容易成为IPV的目标。例如，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个体可能在关系中更易被操控和虐待。
亲密关系暴力的影响往往贯穿整个人生，从童年到成年，影响未来几代人。在IPV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可能会因为目睹或经历暴力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行为问题、学习困难、抑郁和焦虑。而在成年期，IPV的经历可能导致职业困难、社交障碍和家庭关系问题。此外，成年期遭受的IPV也可能导致新的或加剧已有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女性面临许多复杂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她们很难走出家暴的环境。例如：
情感依赖与爱的纠结
爱与依赖：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可能对施暴者保有深厚的感情。爱情、婚姻或亲情的纽带使得受害者难以割舍这种关系，即便关系中存在暴力。
希望与幻想：受害者可能抱有改变施暴者行为的希望。她们可能相信暴力只是暂时的，或者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或改变伴侣。
心理和情绪的困境
恐惧与威胁：恐惧是阻止受害者离开暴力关系的主要因素。她们可能担心自己或孩子的安全，尤其是在面对潜在的更严重的暴力威胁时。
自我价值感的丧失：长期的虐待可能导致受害者自我价值感的严重下降。她们可能认为自己配不上更好的待遇，或者认为遭受暴力是自己的错。
羞耻与污名：社会上对家庭暴力的污名化使得受害者不愿意向外界寻求帮助。她们可能因为羞耻感或怕被人误解而选择沉默。
社会和经济因素
经济依赖：经济因素是许多女性难以离开暴力环境的重要原因。没有经济独立意味着离开施暴者可能面临经济困境，甚至无家可归。
社会支持的缺乏：缺乏家庭、朋友或社会支持网络的受害者更难摆脱家庭暴力。她们可能感到孤立无援，没有地方可去。
循环性的暴力模式
暴力的循环性：家庭暴力通常呈现出一个循环性模式——紧张期、暴力事件、和解或蜜月期。在和解期，施暴者可能会表现出悔意和爱意，给受害者以改变的希望，从而使她们留在关系中。
心理适应与习惯化：长期处于暴力环境中的受害者可能逐渐习惯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关系模式为“正常”，这种心理适应进一步困难了离开的决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借助一些心理学的机制和概念可以进一步帮助理解受家暴女性难以走出困境的原因：
创伤键合（TraumaBonding）
定义：创伤键合是指受害者与施虐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建立在恐惧、爱、依赖和同情之上。
心理过程：在这种关系中，施虐行为和关怀行为交替出现，导致受害者对施虐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这种依赖常常与受害者希望改变或拯救施虐者的愿望相结合。
认知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
定义：认知失调是指个体同时持有相互矛盾的信念、情感或行为，导致心理不适。
心理过程：对于家暴受害者而言，她们可能同时爱着施暴者并恨着对方的暴行。这种情感和认知的矛盾导致心理的紧张和混乱，使得她们难以做出决定，比如离开施暴者。
学习性无助（LearnedHelplessness）
定义：学习性无助是一种心理状态，个体在面对反复的不可控事件后，学会放弃尝试改变或逃避。
心理过程：长期暴力可能导致女性感到自己无法改变当前的状况，即使有机会逃离，她们也可能感到无力和绝望。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定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一种人在经历了极端创伤事件后发生的精神障碍。
社会学习理论
定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来学习行为。
心理过程：在一些情况下，女性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见证或经历过家庭暴力，从而在无意识中学习并接受这种行为为“正常”。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女性面临的心理过程是多维度和复杂的。情感、心理、社会、经济和法律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阻止她们离开暴力关系的强大障碍。
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医学和心理学干预可以是帮助他们的重要工具。这些干预方法旨在治疗创伤后的心理障碍，提高受害者的心理韧性，并帮助他们重建安全感和自尊。
精神医学医学干预
评估与诊断：首先进行全面的心理评估，包括创伤经历、心理状态、功能障碍程度等，以确定是否存在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危机干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存在自我伤害或自杀风险，可以安排当事人尽快入院治疗。
心理学干预
心理热线：心理热线是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可及性最高的自助自救手段了，一些家暴热线在提供现实自救指导外，往往也能提供心理援助建议。
为平反家暴热线：15117905157源众反家暴热线：17701242202
认知行为治疗（CBT）：CBT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有效方法。通过改变受害者对创伤经历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帮助他们重建健康的思维模式。
创伤专注的认知行为治疗（TF-CBT）：特别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通过对创伤事件的安全讨论和认知重建，帮助他们处理创伤。
支持性心理治疗：提供情感支持和安慰，帮助受害者建立信任感，增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
家庭治疗：对于受家暴影响的家庭，家庭治疗可以帮助改善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和关系，解决家庭动力问题。
团体治疗：参加家暴幸存者的支持团体，可以提供互助和共鸣，帮助受害者感到不再孤单。
综合性干预
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朋友、社区资源等，为受害者提供实际帮助和情感支持。
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成年受害者，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帮助她们实现经济独立，减少对施暴者的依赖。
虽然心理支持和社会服务对家暴受害者至关重要，但家暴受害者最需要的是法律支持。法律援助可以提供立即的保护措施，例如限制令或保护令，阻止施暴者接近受害者，降低遭受进一步暴力的风险。
从维护权利的角度看，律师可以帮助受害者理解和行使她们的法律权利，包括寻求赔偿、分割财产、争取抚养权等。法律还可以可以帮助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通过法律途径惩罚和制止暴力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使用法律维权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可采取的行动能够减轻受害者的焦虑和无助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正义的过程可以增强受害者的自信和自我效能感。
但考虑到实际上维权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或者如果工作人员处理的不专业。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产生更大的无助感。因此我们需要倡导法律规定和程序要更多考虑到受害者的实际情况（比如家暴受害者自己取证的难度），以及要对工作人员进行更多专业培训，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感谢反家暴志愿者提供建议支持）
通过回顾梳理我国（大陆范围内），反对家庭内部针对妇女暴力的法制建设历史，我们能够发现：
1995年国家妇女发展计划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出现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第一种法律辩护形式。
2014年11月，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律于2015年7月由议会通过，并于2016年3月1日生效。
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再次强调禁止家庭暴力。
2022年7月15日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8月1日正式施行，明文列举了证明存在“较大可能性”的十种证据，如视听资料、短信、对方的悔过书、报警回执等，这些具体规定有助于当事人依法维权、便利基层法官核准保护令的申请。
2023年《反家庭暴力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修订，相比之前：
个人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展：法律强调在恋爱及交友关系中加强妇女权益保护，扩大个人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这包括禁止在恋爱或交友关系结束后骚扰、纠缠妇女，以及泄露或传播妇女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流程优化：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威胁的个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个人安全保护令。如果申请人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或遭遇强制、威吓无法申请，他们的近亲属、公安机关等可以代为申请。
保护令申请程序和管辖权更加贴合实际：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但在确有困难时，可以口头申请。案件由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保护令的发放和条件要求规范化：人民法院通过裁定形式发放保护令，需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具体的请求、以及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的情况。
保护令的时限和措施进一步明确：法院必须在收到申请后72小时内作出决定，紧急情况下需在24小时内作出。保护令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可根据需要撤销、变更或延长。
保护令的执行和送达要求优化：人民法院作出保护令后，必须将其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和公安机关等。法院和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保护令。
202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涵盖了家暴犯罪的多种情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离婚纠纷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
反抗家庭暴力的行为被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在家庭暴力背景下，受害人（多为女性和未成年人）的自卫行为，若符合刑法规定，被视为正当防卫。此类案例显示了法院如何根据家暴受害者的具体情况（如紧急性、力量对比、心理状态等）准确判定正当防卫。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促执行
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例中，法院对保护令的执行进行了积极回访和督促。这在谌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表现明显，其中法院主动发现并制止了违反保护令的行为。
全流程在线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在冯某某案中的应用，实现了全流程在线运行，迅速响应和处理家暴情况。该案例展示了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家暴案件处理效率和效果的可能性。
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仍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案例强调了即使非婚姻关系中的家庭暴力也受到法律保护。即使同居关系结束，叶某作为受暴女性仍能申请并获得人身安全保护令。
对家暴事实的特殊证据规则
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中，法院对家暴事实的认定采用了特殊的证据规则。此案例展示了法院在处理家暴案件时，对证据的特殊考量，以及如何通过加大职权探知力度，更好地保护家暴受害人。这反映了对家暴受害人的特殊保护和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制裁。
2023年11月25日，也是每年的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报送的反家暴案例中选出10个典型案例分两批发布。重点包括：精神暴力也属于家庭暴力；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快速反应优势；强调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被抢夺、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发现机制对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性作用；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尽管如此，2023年8月28日，《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坦承，反家暴工作中，强制报告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强化。
《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打破了“法不入家门”的禁锢，但从实践看，儿童以及精神、智力残疾妇女等弱势群体遭受家庭暴力发现难报告难，依然是制约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瓶颈，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仍有差距。
我们一般认为，经历家暴环境的儿童在生活和成长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心理健康普遍受损。但如果超越这种模糊的直觉印象，对于家暴如何影响儿童，大部分人又不能给出一个精准的答案，好在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探讨的基础。
首先，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发展是在多个层面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些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在家庭暴力的情境中，受害妇女及其子女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直接例证。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妇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更高的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还间接影响了她们的育儿方式。这种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导致育儿技巧的减弱或不一致，从而对子女的心理调整产生显著影响。
其次，创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家庭暴力对孩子影响的框架。这种暴力创造了一个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生活环境，导致儿童持续感受不安全和担忧。这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能会表现为持续的焦虑。儿童可能会担心自己或亲人的安全，或因家庭环境的紧张和冲突而感到焦虑。此外，抑郁可能是对家庭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的一种反应。儿童可能会因为经历或目睹暴力而感到深深的悲伤和绝望。
在儿童发展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可能会经历心理创伤，这表现为焦虑、抑郁和行为问题。这些儿童发展行为障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些行为问题包括攻击性、反抗性以及与社交和情感调整有关的问题。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可能会学习并模仿他们所见到的暴力行为，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学校或与同龄人的互动中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攻击行为可能源于儿童对于暴力的内化和对情绪的不恰当处理方式。他们可能没有学会健康的情绪表达方式，而是通过攻击性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挫折。研究还发现，遭受家庭暴力的母亲的子女，在学龄前阶段更可能表现出外化和内化行为问题。
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和社区的儿童更有可能目睹家庭暴力。这表明家庭暴力的影响可能因社会经济背景而异。家庭中的暴力经历还会对青少年的同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增加了在交往中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和沟通困难。
除此之外，为了保护儿童青少年，停止在家庭中对他们直接使用暴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古代乃至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教育往往强调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尊重。这种背景下，家长对子女的控制被视为一种责任和关爱的表达。古代教育观念如“棍棒底下出孝子”，暗示体罚是培养孩子良好品德和行为的一种方式。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教育与虐待之间的界限。即使在现代，某些家庭仍保留着这种“打是亲，骂是爱”观念，认为体罚是对孩子的一种“关爱”。
然而现实是，体罚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心理健康、行为、社会适应能力、道德发展等多个层面。
心理健康影响：研究表明，经常遭受体罚的儿童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自卑等情绪问题。这些情绪问题可能源于体罚所带来的身体痛苦和情感创伤。长期而言，这种持续的负面情绪体验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如持续的抑郁症状和焦虑障碍。此外，体罚可能导致儿童对父母或照顾者产生恐惧和不信任，从而影响他们的情感发展和安全感。
行为问题：研究显示，遭受体罚的儿童更可能表现出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对体罚引起的情绪困扰和压力的一种应对机制。例如，一些儿童可能通过攻击性行为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挫败感，或者作为对体罚的一种反抗。长期来看，这种行为模式可能导致在学校和社交环境中的适应问题。
社会适应能力：体罚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包括与同龄人的交往能力、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遭受体罚的儿童可能在社交场合感到不安全，难以建立信任和积极的关系。他们可能因为缺乏自信和社交技能而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遇到困难。
道德和内化问题：体罚可能阻碍儿童的道德发展和规则的内化。这意味着，受到体罚的儿童可能更多地遵守规则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因为理解和接受这些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儿童在道德判断和自我调节方面的问题。
长期影响：体罚对儿童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成年。长期受到体罚的儿童在成年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情感和社交问题，包括建立稳定关系的困难和处理压力的能力。这些长期影响可能对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可以说，无论是在国内外，现代教育和心理学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体罚不仅无法有效促进儿童的正面行为发展，反而可能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同样的，如果把目光转向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它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包括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虐待和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明确指出教育应当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对学生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禁止体罚学生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学生的人格尊严。《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禁止任何家庭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综上所述，通过医学和心理学的深入分析，我们不仅超越了对家庭暴力对妇女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初步直觉理解，而且从科学和人文的视角清晰揭示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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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于2014年10月11日注册，是一家新生妇女民间机构，我们的愿景是促成一个所有性别、尤其是妇女和女童都享有平等、免于暴力的社会。
北京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是从事妇女维权及推动性别平等的公益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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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名:症状网络胡轩睿
转载原标题:从医学、心理学和法律层面解释为什么反家暴是守护妇女儿童心理健康的底线｜补发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