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阜阳中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腐败窝案,该院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涉嫌受贿被查处。这起窝案又牵出十几名“行贿”律师,其中六名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但他们大都表示不服。安全摄
“没有一个律师没做过这类事情。”9月22日，董卫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调查发现，所有受访的律师，无论是阜阳还是外地的，涉案还是未涉案的，甚至包括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均认为，在阜阳，打官司送礼、找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法官和律师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得案件成为一些人的敛财工具。
法院窝案牵出律师“行贿”
他们被判刑的原因有三，一是内部人事任免时受贿，二是建设中院办公大楼时受贿，三是干预案件处理时受贿。
在调查期间，根据涉案法官的交代，阜阳市纪委也调查了三四十名律师，最后发现有十几名律师向这些法官送过钱物。
吊销律师执业证，就意味着他们终身不能以律师名义进行有偿的法律服务。这对于这些年龄均为四五十岁的律师来说，无疑是砸掉了终身“饭碗”。
“律师不去送钱就是不负责任”
被处罚律师认为向法官送礼多是受当事人的委托
“首先，当事人送钱，我没有反对，这就是错；而且我转手交了，这也是错。”董卫东说。在被处罚的8名律师中，有多人被处罚的原因和董卫东相同。但董卫东的检讨心态十分矛盾，“虽然我没有指使当事人送钱，但持认同态度。当事人认为，如果败诉，再审的路很漫长，而且花的钱比一审时直接送给法官的钱还多，所以不如在一审时直接送钱，而他们认为如果律师不去送钱就是不负责任”。
董卫东认为，行贿是一种犯罪，必须有具体的托请事项，并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公正，并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另外几起案件中，董卫东也认为自己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么是催促他们快点审理案件，或者就一审判决不当的地方，提前与法官交流一下”。
“省司法厅的依据是法官们的判决书，他们认为，法官受贿，律师就构成了行贿。但即使法官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我们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行贿，因为《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董卫东说。
“律师很容易和法官结成利益共同体”
受访律师认为“如果不送礼，就没有能力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权益”
董卫东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如果不送礼的话，我就没有能力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权益”。董卫东的感慨是阜阳市所有受访律师一致感受。
去年，她代理了太和县一个案件，因为对方疏通关系，做伪证，致使她的当事人蒙冤。李名姗找到证人可证明当事人无罪。但当事人家属找到她说，当地检察院找到家属称，如果律师申请证人出庭，就将律师和证人全部抓起来。当地法院也找到家属说，如果他们请律师继续辩护，就判5年，不辩护就判3年。李名姗不得不自动与他解除了委托关系。结果，果然判了3年。
“所以当事人找到合适的关系，很可能会赢。”李名姗说。
李名姗认为，法官和律师之间没有建立起职业共同体的关系，没有共同的职业信仰，也就不会共同维护司法的公正，“法官见到律师就问挣了多少钱，办案就是挣钱。这样，律师很容易和法官结成利益共同体，律师也就获得更多案源”。
“实际上，所有当事人找关系花的钱远远比找律师花的钱多得多。”李名姗说。2003年左右，一对男女自愿发生性行为，后女人向男人索取钱财，被男人拒绝，女人遂以强奸罪起诉男人。李名姗派出两名律师，辛苦取证，证明男人无罪。最后，当事人被判了无罪。
“这对律师来说，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当事人告诉我，他们在公检法花了10万元。而我们的两个律师只收了1000元的律师费。所以，律师毫无荣誉感，律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假如败诉了，当事人还要怪律师。”李名姗颇为无奈地说。
对于董卫东、李名姗等多名律师的执业感受，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持有不同看法。他说，其实，收了钱而上缴的法官占多数，像薛懿、董炳旭这样的法官只是少数，“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几个人早晚要出事的，法院也经常敲警钟，但他们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做案子就是做人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在尚军时代，就开始乱了，这与王怀忠、肖作新等人有关，整个阜阳的风气都不好，请客送礼、买官卖官，十分普遍。”余鸿飞说。自此以后，余鸿飞感到律师办案“很憋气”，律师的工作重点成了帮当事人分析应该做谁的工作，从审判长、副庭长，到庭长，还有分管院长等等，分析法官们的爱好等等，之后，再由当事人找关系。“做案子就是做人的工作”。余鸿飞也曾因为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给法官送钱，而受到停业的处罚。
余鸿飞称，其实，律师并不愿意帮当事人去送礼，“但是当事人找律师时，就问你和法官熟不熟。当然，也有律师明知某个案子在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肯定要败诉，但也让当事人找关系”。
他认为，当下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法律文明。一方面，行政干预司法现象普遍，法官的行政化也使法官不能独立办案，不像西方国家，法官就是法官，只有大法官、法官等等级之分，而在中国，法官不仅有等级之分，还属于政府公务员，有不同的行政级别。而在一个合议庭上，行政级别高者，一般为审判长，最有话语权。从阜阳中院窝案的部分法官的判决书里还可发现，法院高层也不时提醒某个案件的审判长对一方当事人“予以关照”。
“通过热点、公益案件，在外面形成影响，获得法官的尊重，反过来影响身边的官司。”这名律师说。去年以来，他开始不定期举办公益性法律沙龙，邀请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就当前的热点话题进行探讨，以便形成三者之间互相尊重，理解的良性关系。
“在阜阳，律师在夹缝中生存”
阜阳市检察院资深检察官王友明研究发现，“辩护方地位几乎是缺失的”
“律师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在阜阳，律师的生存空间狭小。”王友明以检察官身份，为律师说话。
其次，律师的执业环境很差，“公检法都想躲避律师，比如，公安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介入，但实际上，当律师会见当事人时，公安部门要派人跟随，而且不准律师问和案件有关的问题。那么，律师会见当事人，有什么意义呢？再如，在法院审判阶段，公检两方都不会把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移交法庭，不让律师掌握更多信息。而当律师向法庭提出调取证据的要求时，法院一般都不会采纳”。
此次被处罚的律师纪亚青也称，法官和律师熟悉了，采纳律师意见的程度就会高些。“在开庭后，律师都要将代理词或者辩护词，交给法庭，如果你与法官熟悉，法官就会主动与你探讨，在合议时就会多采纳你的意见，否则，他看不看都不知道”。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予以关照”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这些当事人送钱送物的托请事项成为可能而在审判方面，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正是某些法官得以敛财的空间。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找关系，法官只好拖，直到最后调解。”有着近20年执业经验的律师纪亚青说。
而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这些托请事项成为可能。
“虽然巫继成、薛懿等人落马，但据我所知，他们曾经办理的案件还没有出现翻案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因为收受钱财而制造错案。”王友明说，“所以，我不同意律师的观点，不送礼就打不赢官司。因为送礼而打赢官司的只是个别现象。如果司法环境差到那种程度，那么阜阳早就乱了。阜阳有两三百名律师，出事的只有这么几个。”
“自己怎么能审查自己呢？”
多名从业人士分析阜阳法院监督体系漏洞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称，上下级法院并不是领导关系，各级法院的人事任免权、财权等都在各级政府手中，上下级法院就是审判监督关系。所以当事人如果不服一审的判决，可以上诉。
但是这样的监督体系，连很多法律工作者也不能完全信任。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承：阜阳市早就制定了错案追究制，但是在中院窝案之前，“根本没有执行，也没有组织管这个事情”。
法官律师“一家亲”
“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里，法官和律师根本不能像机器人一样生活”
法官权力过大，缺少监督；律师办案难；再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律师必须与法官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没有关系就不是好律师，我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我的同事们说，你凭个人的品质和业务水平，即使不做关系，你的案件也办不完。但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不搞关系，不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因此要求我下台。”李名姗说，“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律师，你的同事都排挤你，作为这样的律师，真的很艰辛。”
“董炳旭曾经直接跟我说，要回老家看望农村的亲戚，要我送些界首的白酒和牛肉给他。他搬新办公室时，叫我赞助了2000元的法律方面的书籍。”董卫东说，“2004年，因为武汉中院窝案，司法部等部门出台了颁布了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关系的若干规定，对律师行业进行整顿，而之前，我们根本没这根弦。”
纪亚青也称，在阜阳中院窝案之前，法官从不把律师当外人，“办完案就去吃饭，就像一个单位的一样”，“在法院门口，开完庭，当事人排队站在门口，请法官、律师去吃饭”。
“阜阳中院窝案因为没有波及基层法院，所以这些地方，现在还是这样。”当地一位律师这样告诉记者。
“在大城市，有律师出钱为法官出书的，有的法官一退休就进了律师事务所，享受很高的待遇。当然，也有人格上相互尊重的。”李利说。
李利称，在小地方，律师很容易与法官结交：比如，当被告是外地人时，法官往往与律师一起去调查取证、执行财产保全等等。一般情况下，谁提出申请谁出差旅费。按照规定，当事人向法院交费，法院再按照公务员出差标准报销法官的差旅费，但报销标准很低。
“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是当事人或者代理律师直接拿钱，与法官一起出差，吃的不一样，感情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法官办案后，还要去旅游，这些钱都是当事人出，全国上下都是一样的。”李利说。
在这种背景下，律师与法官的金钱往来的性质就变得非常复杂。
对此，李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他和巩固华两家素有往来，20多年来，他向巩固华累计送礼约为1万元，而巩固华送给他的现金累计5000元和价值约7000元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台可视可对讲的防盗门铃。
“如果说我送给他的钱是行贿，那么他送给我的钱物又算什么？另外，我在送礼时，根本没有具体的托请事项。按照法律对行贿罪的规定，其中要件之一是，要有具体的托请事项。并且行贿是一个罪名，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来确认，法律没有赋予司法行政机关这个权力。”李利说。
李利称，即使有具体托请事项的送礼，如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也不是行贿，只能是不正当送礼。属于违纪行为，依据《律师法》的规定，只能给予停业3个月至1年的处罚。
“在立法精神上，法官与律师应该保持正常的关系，但是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里，法官和律师根本不能像机器人一样生活。”董卫东说。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称，中院窝案对阜阳司法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前，去法院的人很多，现在冷冷清清的”。
该法官称，现在，检察院、法院都规定，检察官和法官，只能在办公室会见律师和当事人。中午不准喝酒。
“但是，8小时以外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想左右案件比较难。”该法官说。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案件审查组织，成员是退居二线的庭长、副庭长等，他们对每个案子，从程序到实体，进行审查，如发现问题，就向审判委会员反映，并进行通报。
上述法官称，现在，当事人找法官很难有多大作用，法官不会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来办案，“但是，也别冤枉人家，人家有冤屈让他说出来，把案子办细点。前几年，法官给当事人介绍律师的也不在少数，现在不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法官消极怠工，因为限制性的东西多了。前几年，大家争着办案，加班加点的现在早上8：30还有很多人在上班的路上(按规定，8点上班)。”上述法官说。
律师余鸿飞感觉到，窝案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所改观，“这批法官相对于出事的法官是比较老实，也能听律师的意见，也不需要花多大的精力疏通关系，如果事实清楚，不做工作也能胜诉”。
“但也有事实清楚的官司，因为不做工作，败诉的，也还有法官伸手要钱的，我就遇到过，他会对你说，‘我来人了，能不能给我报销点费用’。而且当事人打官司找关系的社会风气依然存在。”余鸿飞说。
李名姗认为，窝案之后，律师的执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当事人还是要请法官吃饭，“吃饭是次要的，实际上是送礼，他们都通过法官找法官”。
“他们(指法官)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错误，只是觉得那些被判刑的人倒霉而已。”李名姗说。
而在前一天晚上，在阜阳市一间民房里，周某和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另一名法官坐在灯下。
周某回答说，开庭情况还可以。
“对方有没有请律师？”法官问。
“没有。”周某答道。
法官情绪激动地摇摇头说，这就意味着对方疏通关系工作做得很扎实。周某也给审理的法官送了8600元钱，但阜阳中院的这位法官在了解了开庭情况后分析说，如果该案能发回重审，周某就胜了，但是只有40%的可能，而更大的可能是维持原判。
鼻子上架着老花镜的周某，看着法官，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律师李名姗对阜阳执业环境感到悲观，但是她认为，作为律师应该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不能沉湎于“能找到关系就可以打赢官司”的现实里，“司法文明，不是送礼送出来的。社会需要有一批中坚力量，推动司法的进程。要让人们看到法制的光明。”李名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