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起诉意见书中指控H某涉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本案指控的诈骗数额无法查证，对于起诉意见书中指控的H某涉嫌诈骗的金额，仅有犯罪嫌疑人H某不稳定的供述
（二）本案无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H某诈骗成功
根据犯罪嫌疑人H某以及另案嫌疑人梅某等人的供述，在宝龙集团H某等人作为最底层的组员，操作的是前端的聊单，跟客户聊天培养感情，有的待客户下载app后即交给组长，有的仅是在认为对方有投资意向时便将客户进行了上交，也就是说，具体引导对方充值是由其他人员负责，H某并不存在，下一步是否诈骗成功其尚不清楚，具体金额也不清楚，本案无证据证实行为人成功诈骗。
同时，梅某明确称:“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因为我的团队一直处于没有盈利的状态”（证据卷三P91），该供述显然推翻了H某所称的其在宝龙集团诈骗成功的供述。
二、假设犯罪嫌疑人H某构成诈骗罪，其犯罪状态应当系未遂
根据《刑法》第23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犯罪嫌疑人H某系从犯，后期人身自由受限制系胁从犯
根据《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H某在宝龙集团中属于一般业务员，属于被安排、指挥、控制的角色，并且还做不出业绩的最前端聊手，对于关键的诈骗环节并未参与，应当认定为从犯从轻、减轻处罚。
关于是否是胁从犯，根据H某的供述，其被卖到龙贤集团，其要想离开需要缴纳其身价三倍的钱款方能离去，进入园区后人身失去自由，在被胁迫下参与案涉犯罪行为。
四、犯罪嫌疑人H某仅联系他人一起去缅甸赚钱，并未带领及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出境方式及过程并非其主导
综合H某的供述以及另案嫌疑人梅某等人供述可知，因梅建敏联系，H某和邱某等人相约去缅甸赚钱，在几人当中，其仅是提议一起去。在关于过境的方式及整个过程来看，并非H某决定与主导，无论是选择飞机、步行还是其他交通方式，均是梅某在沟通联络，并且支付了所有产生的费用。其在供述中明确称从中国偷越处境由其组织，由其管理（证据卷三P91）。以上事实充分说明H某也系跟随者，希望贵院在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恳请贵院在审查时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H某在偷越处境以及实施诈骗过程中均是跟随别人，处于组织最底层，而且在2020年9月被卖到龙贤集团后人身自由受到长期限制等因素，依法建议对其从轻处罚。